《论合作安全》共分为六章，即合作安全的理论与现实，合作安全的机制分析，合作安全的地区分析，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中国安全观念的嬗变与合作安全观，中国安全环境分析与中国合作安全战略。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以个别案例详尽研究为基础，对合作安全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其中重点包括合作安全理论渊源、现实依据、历史基础等的探讨，合作安全机制的具体分析，合作安全的地区角度分析等，并结合当前的国际社会的现实情况，就合作安全的重要内容——反恐怖主义合作作了具体分析，期望尽可能相对系统地对合作安全加以论述。

战争产生了新的王权，但政体的巩固则需要新的因素，共同体（国家或民族）意识是一个必要条件。这并非武力可为，实有赖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中国的“一统”最早见于《史记》。李斯劝秦王：“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扫）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这里“一统”与“统一”意同，反映了当时华夏社会的“统一”思潮。李斯入秦后，力图利用自己的学识来激发秦王统一国家的观念。然而，统一的民族和国家观念是克服民族偏见后逐渐形成的。顾颉刚先生通过批判伪古史体系揭示了中国统一观念的形成。“至于圣祀的神，各民族亦各有其特殊的。如《左传》上说鲧为夏郊。又如《史记·封禅书》上说秦灵公于吴阳作上時，祭黄帝；作下□，祭炎帝。这原是各说各的，不是一条线上的人物。到了战国时，许多小国并吞的结果，成了几个极大的国，后来秦始皇又成了统一的事业。但各民族间的种族观念是向来极深的，只有黄河下流的民族唤做华夏，其余的都唤做蛮夷。疆域的统一虽可使用武力，而消弭民族间的恶感，使其能安居于一国之中，则武力便无所施其技。于是有几个聪明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的‘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把甲国的祖算做了乙国的祖的父亲，又把丙国的神算做了甲国的祖的父亲。他们起来喊道：‘咱们都是黄帝的子孙，分散得远了，所以情谊疏了，风俗也不同了。如今又合为一国，咱们应当化除□域的成见！’这是谎话，却很可以匡济时艰，使各民族间发生了同气连枝的信仰。本来楚国人的鴃舌之音，中原人是不屑听的。到这时知道楚国提帝高阳的后人，而帝高阳是黄帝的孙儿了。本来越国人的文身雕题，中原人是不屑看的，到这时知道越国是禹的后人，而禹是黄帝的玄孙了（《国语>>中记史伯之言，越本芊姓；但到这时，也只得随了禹而改为姒姓了）。最显著的，当时所谓华夏民族是商和周，而周祖后稷是帝喾元妃之子，商祖契是帝喾次妃之子，帝喾则是黄帝的曾孙，可见华夏的商周和蛮夷的楚越本属一家。借了这种帝王系统的谎话来收拾人心，号召统一，确是一种极有力的政治作用。”这段论述说明了四点。中华各族古时存在着各自的信仰体系和明显的文化偏见；战争可以拓展疆域统一领土，但武力对统一观念和思想无能为力，也不能使人民安居于疆域之内；权力持有者（“几个聪明人”）用“改”祖谱的办法将各民族的祖先连到一起，使中原人的祖先与其他民族的祖先成为有血缘关系的亲戚，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再造起到了武力无法替代的作用；这种从民族信仰上重塑的亲缘谱系发挥了“匡济时艰”的功效，“使各民族间发生了同气连枝的信仰”，“华夏商周和蛮夷的楚越本是一家”的说法起到了“号召统一”的作用。华夏一统的合法性由此确立。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讲话是培养和强化国家意识的绝好例证。他通过赞扬那些既能守业又善扩张的父辈来激发雅典人的爱国精神：“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同一个民族的人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直到现在；因为他们的勇敢和美德，他们把这块土地当作一个自由国家传给我们。无疑地，他们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尤其是我们的父辈，更加值得我们歌颂，因为除了他们所继承的土地之外，他们还扩张成为我们现在的帝国，他们把这个帝国传给我们这一代，不是没有经过流血和辛勤劳动的。”他以同样的赞词歌颂阵亡将士，“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所知道的国家中，只有雅典在遇到考验的时候，证明是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为伟大。”“我们所应当记着的，首先是他们抵抗敌人、捍卫祖国的英勇行为。”“他们尽可能把最好的东西贡献给国家。他们贡献了他们的生命给国家和他们全体。”当然，国家不会忘记他们，除了纪念他们以外，“他们的儿女们将由公费维持，直到他们达到成年时为止。这是国家给予死者和他们的儿女们的花冠和奖品，作为他们经得住考验的酬谢”。伯里克利向雅典人呼吁：“我宁愿你们每天把眼光注意到雅典的伟大。它真正是伟大的；你们应当热爱它。”他多次提到“雅典”、“祖国”、“国家”、“帝国”、“城邦”、“土地”、“领土”等，希望用这些词表达一种“国家（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的培养是武力难以达到的。P110-P112

美以特殊关系是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的产物。本书从美以国家战略、政治制度、宗教和文化价值观、军事和经贸合作等方面，以历史与现实观察及理论思考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全面论述美以战略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长期以来中东是国际政治的热点地区，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在中东有重大的利益和影响。研究中东问题而不研究美国的中东政策是难以想象的。《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即以二战后中东重大事件为切入点，研究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的关系。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灿烂地显示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在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所获得的伟大成果。中国 人民十分高兴地看到，苏联人民以四年零四个月时间提前完成了战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工业农业的迅速发展，已使苏联成为世 界上伟大的高度工业化的和有最先进农业的国家，它以无可辩驳的力量，一再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美日关系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三国政治文化的差异。因为单从战略角度，已很难解释中美日之间关系的现状及其复杂性。《政治文化与21世纪中美日关系》分三个部分探讨政治文化对中美日三国外交战略行为的影响；第一部分探讨中美日三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国民行为的影响；第二部分探讨中美日三国对外政策中的政治文化因素；第三部分探讨政治文化对中美、中日、日美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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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分析研究伊朗与美国关系演变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影响两国关系的地缘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贸易投资、军事外交等各种因素中隐含的国家利益博弈，展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得出了具有新意的结论。

国际交流国的日本学研究-中日比较研究的新视点 北京大学

中苏关系经过40年的曲折历程，逐步实现了超越意识形态的正常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中亚各国走上了艰难的转轨之路，而在各方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俄罗斯一中亚关系没有因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重陷争吵的旋涡，反而取得长足发展，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在后冷战时代的激烈动荡之中，拥有丰富资源的中亚地区成为全球发展的新热点和国际竞争的新焦点，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机遇。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一俄罗斯一中亚三方日趋密切的合作和共同利益的形成，奠定了"上海五国"机制的战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