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全球问题》是用尽可能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国内外已有的成果加以充分的吸收、整理和简明化，以教科书的体裁形态展示出来。依笔者有限的知识，它即使不是第一本，至少可以列入中国最早一批“全球问题”专题教材之列。在中国，研究工作问题往往比较靠前，而教学内容相对滞后。这次情况有所不同，《当代全球问题》既是一部便于教学的大学读物，又是一本具有前沿特征的研究作品。在此意义上，我把它作为继最初的概念引进、冷战结束以来的深入研讨之后的第三时期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这个时期始于世纪之交，其主要内涵在于，中国人对全球性问题的思索与应对，正逐步超越狭隘的政治议事日程，走出科研院所精英的“象牙塔”，普及至一般的大学生和社会公众；它对于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国际意识，对于中国在全球社会发挥更加积极的影响力，具有基础性的建设作用。

作者叶成坝先生是我国资深外交官，建国初，他从朝鲜战场上归来后，到我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任官员，不久又到联合国务实部门任职达八年，他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随着时光的流逝，一些历史事件将被尘封，作者把联合国的点滴生活珍集成册，将所见、所闻、所感和盘托出。独家披露的事件背景，首次公开的秘密文件，上层决策的罕见内幕，珍贵翔实的历史细节，朴实白描的文字，娓娓道来的笔调，入木三分的论述，都极具文献价值。《亲历联合国高层》体现的是一位老外交官眼中的大世界，是了解和研究联合国的必读书。

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华人政策问题一直被视为重要且复杂而敏感的研究课题。《印度尼西亚历届政府华侨华人政策的形成与演变》作者在书中以印尼政治、经济、社会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为轴，梳理了印尼历届政府华人政策形成与演变的基本脉络，阐释了原住民与华人之间的矛盾和隔阂对印尼政府华人政策的形成具有怎样的影响、印尼历届政府领导层的华人观与华人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华人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对长期存在的排华现象具有什么影响等问题。作者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对印尼历届政府华人政策形成与演变的背景和前历后果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求全面、历史和发展地看待印尼政府的华人政策。这部著作对印尼华人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弥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不足。

本书包括了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引用了大量的国际反恐法规，列举了大量的恐怖活动事件案件，把二者按时间次序，分门别类，介绍给读者，以便读者自己去探讨、分析这些事件、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国际法规是怎样发展制订的，恐怖活动是怎样日益猖狂的，以便自己得出怎样对付恐怖主义活动的结论。第二，对于恐怖主义看法的不同观点，本书均予介绍。第三，本课题把恐怖主义文献综合起来，说明惩治恐怖主义活动有法可依。作者把大量反恐文件中的重要文献加以综合、列举，使研究反恐怖主义的学者、政府官员和广大读者便于引用。第四，对于恐怖主义定义的制订，恐怖主义根本原因的探讨，国际反恐政策的制订等等，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需要各国政府、外交部门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它已成为联合国的重大责任。第五，阅读本书时，应举一反三，从字里行间引申到它反应出来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法律、政府政策等等许多方面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日本对外政策与东盟》主要从战争赔偿与日本重返东南亚、日本对东盟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安全政策、区域合作政策以及东西关系与南北问题中的日本与东盟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日本对东盟的政策是一个递进发展、逐步充实的政策体系，经济关系始终是其政策的核心或基础，但在不同发展阶段，日本对东盟政策的侧重点不同，逐步由重视经济到强调政治作用、安全，再到加强区域合作。这是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发展战略在其东盟政策中的具体表现。《日本对外政策与东盟》运用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首次从不同角度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近四十年来日本对东盟的政策，比较系统、全面地就日本对东盟的政策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见解，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外学者对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和空白。

《唐代拂囗丛说》是广州中山大学蔡鸿生先生主编的“中外交流历史文丛”之一种。唐代文献中的“拂林”是拜占庭帝国的别称。《唐代拂囗丛说》就是着眼于唐代与拜占庭帝国关系中的国际背景，从中国和拜占庭交往的中间环节——突厥汗国、昭武九姓、阿拉伯帝国在传播拜占庭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入手，从拂林与波斯、大食、天竺诸国在西域文明中的异同展开论述，具有较大的创新。此外，《唐代拂囗丛说》还附有丰富的附录和图版。

《中俄：政治革与发展》一书是国内首部专门分析中俄政治领域的学术专著。她是中俄两国政治学者共同合作的结晶。在中俄两国互办“国家年”背景下，她的出版定会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交流增添靓丽的风景。该书是国内首部研究中俄政治领域的学术专著，是中俄两国政治学者共同合作的结晶。书中所收文章内容丰富、分析深刻，涉及中俄两国近20年来政治学的变化与发展、政治改革的历程、社会思潮演变、行政管理改革、民主化的经验与教训、“颜色革命”的挑战、非政府组织管理以及中俄两国战略合作等问题。本书的内容反映了中俄两国理论界在该领域研究中的最新成果。相关内容的俄文版于2006年由俄罗斯科学院出版。

认同虽然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但认同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形成既有文化、价值观等观念性因素的影响，同时又来源于行为体的互动与实践。不管是行为体的身份认同学是行为体对观念的认同，都是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特定生产方式的产物，同时又受到其历史经历、文化传统、价值观、宗教、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并反映了国际国内的权力结构和性质。可以这样讲，认同是一个同时凝聚了物质与观念、历史与现实、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概念。因此，以这个概念来考察国际合作应该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认同与国际合作》从认同的内涵与建构过程着手，探讨了认同对于国际合作的意义。作者指出，良性的认同可以建构出一种合作关系并且使合作的观念深入人心，这又反过来加深了良性的认同并促进了国际合作的进一步发展，认同与合作在互动中不断内化，螺旋上升，从而使国际合作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美丽的非洲，是世界第二大洲，是人类发源地之一，并以古文明著称于世，是当今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的大陆；有着灿烂文化的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是当今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非关系备受世人瞩目。今年适逢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50周年。在这金禧大庆的美好时刻，迎来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召开，标志着中非友好关系又耸立起一座友谊丰碑。50年来，中非在政治上总是风雨同舟、休戚与共，双方成为全天候的好朋友；在经济上一贯相互帮助、互利共赢，双方结为真诚合作的好伙伴；在文化上始终彼此尊重、相互学习，双方视为情同手足的好兄弟。中非友好关系是当代南南合作的典范。而今，双方正为建立和发展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构建和谐世界而携手前进。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诚挚邀请一批长期在非洲工作的资深外交官，以及当前活跃在对非工作第一线的负责同志和有关人士，从各个不同视角和方位，撰写中非50年友好关系多方面的成就和业绩，构成中非全景式的友谊画卷，这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对促进中非关系也有启示意义。

当今的日本，依然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是中国周边各国中综合国力最雄厚的强国。展望未来，日本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其对华政策取向，对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构成十分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　21世纪的日本将向何处去？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不妨先来概略地回顾一下近代以来日本匆匆走过的足迹。　1868年的明治维新和1945年的战败，作为日本两度崛起为世界强国的起点而载入史册。这两次崛起的方式和结局极其不同：前一次是“军事崛起” ，即依次向朝鲜半岛、中国大陆、东南亚扩大军事侵略范围，最终惨遭战败；后一次是“经济崛起”，即依次向东南亚、北美及其他地区拓展并取得“ 奇迹”般成功，尔后进入“经济停滞、政治膨胀”的新阶段——“政治崛起 ”阶段。21世纪初的日本，承继了前两次崛起的一系列遗产。就其直接延续性而言，现今的日本主要还是二战后“第二次崛起”的产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在二战中战败投降。二战以后，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吉田茂任首相时期形成了以“经济立国”为核心的国家战略和以“日美基轴”、“经济外交”为两大支柱的对外路线。其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其一，坚持和平发展路线，把发展经济作为国家战略的核心目标；其二，在安全和外交上以依赖和追随美国为主，以自主防卫和“低姿态外交”为辅。 日本的这一国家战略和对外路线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成功，这一点充分表现在如下一连串的时间与数字的概念上。　1955年即战败后仅十年，日本已在战争废墟上把经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以致这一年日本出现了“如今已不是战后”的流行语。也就在这一年，日本政界的“保守”、“革新”两大势力各自实现了几派大联合，形成了其后左右日本政局38年之久的自民党、社会党两大主要政党对阵的“1955年体制 ”。　1964年，日本成功举办了东京奥运会，其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已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行列。　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在已超越英国、法国的基础上又超越了联邦德国，成为西方阵营第二经济大国。　1975年，日本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创始成员国，并以发表《中期援助计划》为标志而跻身于世界经济援助大国行列。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超越苏联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援助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和技术水平与头号超级大国——美国的差距呈现快速缩小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前期，日本以强盛的“经济大国”实力为后盾，提出了争当“政治大国”的目标。从那以来，“政治大国”这一概念本身因日本的积极提倡和追求而在世界上广泛流行开来。　日本孜孜以求的“政治大国”目标究竟包含何种内涵？简言之，这一目标就是指要以经济大国的地位与作用为后盾而在国际体系和机制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这一目标建立在如下一种十分简洁的三段论逻辑之上：大前提是“经济大国必定要成为政治大国”，小前提是“日本是经济大国”，结论自然是“ 日本必定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一三段论的大前提显然是一个不充分的命题。因为，经济实力只是成为政治大国的有利条件之一，而不是其充分条件。其实，战后国际关系史已证明了与该三段论相反的两个命题，即“经济大国不一定就是政治大国”以及“经济弱国不一定不是政治大国”。　日本之所以积极追求政治大国目标，除了有强盛的经济实力作为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柱以外，一个重要的潜在动机就是急欲彻底摆脱二战后形成的“ 战败体系”。对于日本的“大国战略派”来说，走向政治大国和摆脱战败体系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而又互相牵制的复杂关系。在他们看来，摆脱战败体系，既是走向政治大国的必要前提，也是其必然结果。这一思路在日本重要政治家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1993年）一书中提出的“ 普通国家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提倡日本要成为这样的“普通国家”：其他国家能够做的，日本也应能去做。其实质，就是要摆脱二战后“战败体系”对日本军事发展和军事行动上的限制。　如此一种政治大国目标，在如下两点上不能不引起世人关注和亚洲邻国的高度关切：其一，以日本经济实力之强盛，如果以“普通国家”为旗号追求与其经济基础成正比的政治与军事目标，那就等于寻求成为一个超级政治大国加超级军事大国，这势必打破地区与世界格局与秩序；其二，“普通国家论”所提倡的，主要就是指在军事行动领域突破“战败体系”的限制。如果日本执意按这一理论铺设的轨道走下去，那只能是走向一个军事大国，这势必引发东亚国际格局与秩序的剧烈动荡。　这一政治大国目标之所以引起亚洲各国的关注和疑虑，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是在尚未与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历史彻底划清界限的条件下积极追求这一目标的，并得到了其国内日益猖獗的否认侵略历史的右翼鹰派势力的狂热支持。由此可见，这一路线绝非一般的“普通国家”路线，而是具有强烈的肯定战前体系性质的倒退倾向和否定“东京审判”结论的复仇主义色彩。如果日本执意沿着这条路线继续走下去，势必加重亚洲各受害国的疑虑和戒备。到头来，这一路线将不仅难以保证日本在东亚地区更好地发挥大国作用，反而将使其处于一种“亚洲孤儿”的状态，对其发展和安全利益而言未必是一条最佳路线。　20世纪80年代前期，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正式提出了“成为政治大国 ”的目标。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实力正呈现“如日中天”、节节上升之势，但当时的日本社会和舆论却没有完全跟上中曾根的思路。日本大众普遍对已享受多年的富裕生活和“九成中流”、“一亿总中流化”的时代怡然自得，中青年的享乐主义和远离政治现象愈演愈烈。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日本积极提倡走向“政治大国”（或“普通国家”）和开展“大国外交”的，也还只有栗山尚一等一些外交精英和小泽一郎这样的铁腕政治家及其各界的追随者。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经济逐步被判明是陷入了难以在短期内摆脱的结构性低迷之中。然而，就在这一时期，日本对外政策却日益从“低姿态”转向对外说“不”的强硬路线，其走向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的步伐比战后任何时期都更大、更快。　从上述曲折变化中可以看出，日本的经济实力、大国目标和社会反应这三者间关系显示出了一个并不同步的不均衡发展趋势。当日本经济处于上升时期时，日本各界和舆论对政治大国目标的反应比较冷淡，缺乏迫切的要求和热情；当日本经济陷于长期低迷状态时，日本各界和舆论却开始支持其政府加速走向政治大国，以致对走向军事大国也日益采取网开一面的态度。日本战前的历史和如今的现实都表明，每当其国内经济萧条、悲观情绪笼罩社会时，对外持一味强硬姿态的右翼鹰派势力就更容易被视为解决国内问题的可靠力量而受到大众的狂热支持；其决策层在振兴经济和推进改革方面束手无策时，也更易于采取对外说“不”的强硬路线，谋求把国内视线转向对外关系方面。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各界精英和社会舆论在增强本国国际地位与作用问题上的分歧日趋减少，“大国主义”政治理念日益占据主导地位， “小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日趋失去社会支持。日本各界精英之中对外战略论争的焦点，已从“要不要成为政治大国？”转向“成为何种政治大国”以及 “如何成为政治大国”的问题上。日本积极追求成为政治大国和发挥大国作用，具体体现在全球性事务和地区事务两个方面。 在全球性事务领域，日本把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在各类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主要目标，并以对国际组织和活动提供大额经费为敲门砖，寻求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地区事务领域，日本力图把经济与援助优势转化为地区政治与安全中的主导地位与作用，致力于推动以日美同盟为主、多边合作为辅的地区战略，寻求在地区格局与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发挥主导作用。　日本是否持续走向更强的政治与军事大国，归根结底取决于其一系列内外条件和能力。　首先，日本国内的政治走向和各派势力消长是决定这一进程的最主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际舆论能够对日本国内否认侵略历史的右翼势力形成很大压力。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国际舆论能够得到日本国内强大的和平主义势力及舆论的呼应。如今，日本国内舆论对右翼翻案势力的反应日趋麻木，时而纵容甚至呼应，日益失去抵制能力。对于日本的未来前景来说，这不能不是一种令人十分担忧的现象。除此之外，如果从一个邻国的角度客观地分析日本推动这一战略的潜力与意图，日本在走向政治大国的进程中既有一些十分有利的强项，也有若干难以轻易克服的弱项。　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最大强项显然就在于其犹存的经济与技术实力，即主要在于其构筑国家“硬实力”的有利条件。　与此相比，日本的明显弱项则在于其构筑“软实力”的诸条件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是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惟美国马首是瞻的“依附性外交路线”；第二，是其未能真正反省对亚洲侵略历史的“失信外交姿态 ”。按常理而言，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当务之急，就在于努力改善这两个最主要的弱项，否则其“政治大国”目标很可能将停留在一种缺乏坚实基础的 “空中楼阁”阶段。　本来，以“战后宪法”为核心的和平主义路线，是日本在国际社会扩大影响的独特的“软实力”因素。然而，如今日本正欲毫不吝惜地把这一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长期形成的“软实力”轻易地予以抛弃。人们不禁要问，摆脱战败体系而走向政治与军事大国，究竟是不是21世纪日本的最佳战略选择？ 在东亚各国对日本政治大国化趋向心存疑虑之时，这一战略究竟有多少合理性和可行性？日本究竟应以怎样的姿态和方式告别战败体系？对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日本社会各界显然还远未能形成广泛的共识。　跨入21世纪门槛以来，在东亚各国加快走向区域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新时代潮流中，日本的对外战略却被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大国路线的“旧思维 ”束缚着，特别是被2001年以来小泉纯一郎推行的“新保守主义路线”劫持着，表现为“‘战略贫困’下的大国战略”。时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日本自感时间紧迫，急欲强行突破“战败体系”。其表现是：“对美国一味追随，对东亚一味强硬”，企图“挟美制亚，协美抑中”，假美国之“虎威”而 “借船出海”，在亚太地区成为“美国第二”，在东亚地区充当仅次于美国的“第二霸主”。在如此心态的驱使下，小泉首相全然不顾国际道义和人类公理，近乎偏执地连年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把日本外交推入“四面楚歌”的“亚洲孤儿”境地。尤令国际社会担心的是，日本选民却像“追星族”般如痴如醉地为小泉捧场，恍若当年希特勒所受到的狂热追捧。凡此种种均说明，日本再次处在一个如孙中山先生百年前曾指出的那种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视角看，悲观、浮躁乃至愿意再来一次铤而走险的日本及其政治、军事大国路线，委实是一种令周边各国忧虑的战略走向。若干年后，但愿人们看到的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的日本，即一个与东亚各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