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形势下，学习和研究当代中国国际和对外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总结历史经验，从中体会到中国外交决策深邃的战略思考，掌握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思想。这对于指导当代中国的外交工作，进一步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新世纪的中国外交将“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全方位开展外事工作，维护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有利的外部条件，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贡献。这是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

《恐怖主义论》关于恐怖主义的论述，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之上：恐怖主义是一种非对称性的暴力行为方式和政治逻辑，本质上起源于个体、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因此，需要利用能够超越特定利益关切的人类智慧来限制和削弱恐怖主义的影响与破坏能力。但是，月前国际社会所从事的诸多活动，不仅难以达此目标，反而易使暴力活动不断升级，使得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当然，存在恐怖主义现象，并不必然出现恐怖主义问题。当代恐怖主义作为一个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主流社会排斥他者、迷信理性思维及国家垄断暴力使用权的结果。恐怖主义虽然是人类生活中的邪恶现象，但战争和其他暴力（包括制度性和结构性暴力）形式也必须同时受到批判，《恐怖主义论》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斗争工具，而不是问题本身；恐怖主义问题是各种社会力量建构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先验邪恶的概念；社会中的各行为体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虽然与道德与规范有联系，但主要取决于其在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与要求；现代社会一方面生产着反恐手段，同时也在强化着恐怖主义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各行为体参与当代国际反恐怖运动，主要目标是追求或保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非消除、减轻恐怖主义的威胁；减弱恐怖主义威胁、消除恐怖主义根源，不仅要利用现代文明成果，更要从根本上转变人类的思维模式，从东方哲学、特别是从中国古典哲学中寻找思想武器，而非简单地发明一些技术性的反恐手段。《恐怖主义论》内容主要包括引言、正文七章和结语，共九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如下：引言部分首先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再对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的学术方法与宣传方法进行界定，最后认为要用真正科学的态度与方法去研究恐怖主义。这里所谓的科学不仅仅是指使用各种高科技手段进行反恐怖活动，更重要的是对恐怖主义要有客观、真实的了解与认识。第一章“恐怖主义概念分析”，主要论述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恐怖主义成为一个安全问题的话语环境及其恐怖暴力的历史沿革。恐怖主义的产生不仅有社会和历史传统方面的因素，而且与权力分配状态也有密切的关系，并受不同行为体地位和需求的影响与制约。第二章“现代性背景下的恐怖主义”，主要分析现代性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现代性不一定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但也不一定是解决恐怖主义的办法，反而有可能在很多方面使得世界暴力系统化、组织化，使分散的、间断的暴力活动转变成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经常状态。第三章主要以巴以冲突为例，分析行为体对恐怖主义的态度与其在权力格局中地位的关系，犹太人/以色列在追求其自身利益的过程中，由于力量与可选择手段的局限，恐怖主义也成为其有效的斗争工具。这种状况再现于后来巴勒斯坦人的政治追求和暴力活动中，在世界范围内，也可以清晰地发现恐怖主义与权力分配、力量强弱对比之间的联系。第四章分析美国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美国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目标，但这与其说是反美的，还不如说是反对权力中心的，是反抗权力中心的压制行为的。并且，作为世界权力的枢纽，美国也不断地把自己建构成恐怖主义的主要目标，一然后可以通过反恐怖行动来进一步使自身地位合法化、合理化。并且，在美国的反恐政策与恐怖活动的分布与特征方面存在着互动关系。第五章对国际反恐合作的特征和本质进行分析。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是国际权力和利益分配结构问题，这是数量上的增减不能根本解决的。国际恐怖主义的产生还伴随着一些诱因和条件，而当代国际反恐行动只是在和这些诱因和条件作战。这样，国际反恐行动在本质上就不一定是追求人类幸福和公正的努力，而主要体现为对世界权力格局调整的努力，反恐怖经常只是国际斗争的新形式。第六章“恐怖主义问题的后现代转折”，主要是质疑一些元概念，继续分析恐怖主义问题。恐怖主义作为一个问题存在，是现代性对规范不懈追求的结果，但国家与非国家的概念对垒则使传统的合法化模式受到冲击。目前，存在着国家对非国家的话语压制、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话语压制，而国际反恐怖公约、一些宣言和国际社会中据优势地位的恐怖主义定义，则是这些压制的外现。知识界只有获得了真正独立的地位，只有超越现代性所造成的局限，才能正确认识恐怖主义问题。第七章试图重建恐怖主义概念。定义恐怖主义有两种动机和方法：一是作为政治的一部分，从属于宣传目的；二是文本的方法，恐怖主义仅仅是一个研究对象，并且研究者也是问题的一部分，认识永远是不充分、不完整的，追求相似性而非同一性是解决话语霸权的一个方法。这样，以追求同一性解释为主要目标的现存国际关系理论就与恐怖主义的认识需要不吻合。最后，在结语中，《恐怖主义论》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和人类对恐怖主义问题的应对方式，并尝试性地建立了一个恐怖主义产生模式和伦理标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中庸思想，不仅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思想准则，也是以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方式解决恐怖主义问题时非常重要的思想依据。

本书由一篇博士论文改编而来。全书共分五章，内容涉及双层博弈模式：解释国际谈判与国内政治；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与机制；限制与扩大：对美国与《京都议定书》的双层博弈分析；退出与生效：对美国与《京都议定书》的进一步分析；双层博弈模式：验证与完善等。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结成的传统友谊，是中国外交战略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对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提升其国际经济政治地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冷战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中的地位受到明显的冲击。面对新的现实，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究竟应如何定位？中国是否应坚持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这一关系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有效把握机遇、迎接新的挑战？这一系列问题是中国实现和平与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外交战略取向问题。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有用的理论，试图用以解释这个看起来“混乱的世界”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国家集团的冲突已经消失了，但代替这种冲突的会是什么？托马斯·巴尼特拥有答案。多年来，尤其是“9.11”以来，他作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高级军事分析家，一直在为高层次的军事和非军事的政策制定者们作报告——如今他把答案奉献给你们。《五角大楼的新地图》综合安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因素，对全球化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说它是在预测和解释21世纪战争与和平的性质一点都不过分。巴尼特的书在托马斯。弗里德曼、塞缪尔·亨廷顿和弗朗西斯·福山工作的基础上向前迈了一大步。它清晰地描述了美国最近的军事历史和战略，总结了美国在建立国际稳定秩序中能够而且将要起的独特作用。并且在世界历史的这个关键然而不确定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了急需的希望。对于任何想理解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里亚的现在和未来的人，对于任何想理解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之间新的密切联系的人，对于任何想理解当今世界现实的人，《五角大楼的新地图》都是一把开启大门的钥匙。同意它的观点，反对它的观点，与它争论——对于2004年和以后来说，没有一本书比它更重要。

事实上，自20世纪中叶“冷战”爆发以来，国家间，尤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对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只是这个外交博弈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表现罢了。可以说，“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是两个制度“阵营型”外交活动的政治灵魂。尽管现在世界已进入到冷战后时代，但是。国际社会冷战思维却没有停止其存在。在中美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冲突的背后始终存在意识形态的动机和影响。 如何正确认识和充分处理好意识形态视阈中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外部的所有外交关系，是极度敏感的政治话题。 本书寻找到了一种解释和说明中美关系的新的元素、新的祥法、新的态度和新的价值向度，探讨美国对华政策的文化动机，解读具有较大异质性差异的两个国度外交关系气象生成的政治文化背景，并期待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模式进行一次全新的梳理和考量。

由美国国家情报总局副局长、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人汤姆·芬格和罗伯特·哈钦斯所主持编写的《大趋势——2020年的世界》，中文版由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终身教授相蓝欣先生翻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国际关系研究界和决策界以及关注国际问题的读者值得注目的一件大事。本书是美国高层决策信息部门和国际学界多年合作研究的一项成果。在撰写过程中，组织了几十次专家小组进行研讨，从开始到结束，所牵涉到的人员多达上千人。关于2020年前的世界发展预测，有过不少论述。但是像本书这样经由那么多老资格的决策分析人士通力合作才得以问世的作品，却是凤毛麟角。现已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很多国家的畅销书。本书预测了世界15年内的大趋势，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热点问题。对于人类的发展以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地区的长远趋势作了大胆的、客观的分析，提出了若干2020年前世界发展过程中关键问题的判断，同时，也实事求是地列出了虽然重要、但是迄今还是无法给予确切回答的一系列问题。这些判断和问题对于了解未来世界和作出应对决策提供了相当重要的依据。

苏联与南斯拉夫党和国家之间发生的导致关系破裂的争执与冲突。苏、南两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存在分歧。苏联承认南流亡政府而对南共领导的临时政府不甚支持，未与南共商议与英、美就南斯拉夫有关问题达成协议。战后初期两国摩擦加深。苏共以领导党自居，干涉南内政，要求南照搬苏联模式，批评南在外交上下与苏磋商。两国经济关系不够平等互助。南共对此有所抵制……《苏南冲突研究》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供读者阅读参考。

21世纪的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方位的大磨合时期。大磨合首先缘于中美两国应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迅速变化的需要；其次来自于两国实力发展和伴随实力增长而生的变化的需要；其次来自于两国实力发展和伴随实力增长而生的变化；此外还涉及世界如何看中国与美国。全方位的中美大磨合将在全球、地区、双边、国内四个层次上展开。尽管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两国的共同利益和正确应对将有助于磨合的成功。

清府台连庆深知大清国外强中干的症结所在，谆谆教育儿子凤凌做人、处事、治国的道理，临终遗愿，尤望凤凌学成赴洋，了解洋夷“安邦治国与强健其军之法”。凤凌不负父辈期望，发愤学习，中举后先后到大清驻英、法大使馆任职。书中披露的其尽职尽责，为我北洋水师采购军舰、智救落难伦墩的孙中山等事件鲜为人知。受凤凌教导，其子彬熙也成为了一代外交官。他一生正直、克勤克俭、助人为乐，曾通过外交途径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北大红楼收归国有、促使及早归还天津比利时租界、促进比利时财团资助京汉及陇海铁路等。彬熙长子柏功敭则致力于推进国际文化经贸交流旅居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