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1年正是中国革命胜利、新中国以全新的革命姿态对亚洲局势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关键时期，作为在亚洲地区有着重大利益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英如何应对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政权在中国的建立，是这一时期东西方冷战的焦点问题，也一直吸引着国际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兴趣。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美英对华政策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然而，到底美国执行着怎样的对华政策，学术界并未取得一致共识。至于美英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性质的分歧？美英如何协调其分歧、其基本范式如何？美英分歧与协调所体现的美英关系的性质如何界定？美英分歧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美英分歧和协调对当时的亚洲局势产生了什么影响？学界缺乏专门研究，既有结论存在重大分歧，往往因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或者受到研究视角和资料的限制而难免流于表面，或陷入片面。本书试图在充分吸收、借鉴前人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深入钻研美、英、中多边档案，以美英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为研究视角，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不同于以往史学界对承认新中国问题的研究，本书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中国对台湾的领土主权问题和中国对日和约签约权问题也纳入了对新中国承认问题的研究范畴。亦不同于美国或者英国对华政策及其比较研究的路径，本书以美英分歧和协调为分析视角和研究重心，旨在对美英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进行全方位的动态分析，凸显美英政策的互动。本书也不只是美英对华政策的个案研究，除了对美英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进行深入细致的史实梳理外，还试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东亚格局向冷战转型时期的美英对华政策及美英对华关系的特性，并力图从新的研究视角，依据实证研究的结果和对多边档案资料的发掘，对国际学术界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进行系统辨析。本书的基本观点是：　一、美国对新中国的不承认立场基本贯穿始终，也体现在对新中国承认问题的各个方面，尽管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有些区别。所谓美国政府准备同中国共产党和解，只是因为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中共的敌视态度及朝鲜战争的突发才阻止了这一趋势的看法难以令人信服。二、英国希望通过与新政权的和解来维持英国在华利益和影响的目标贯穿始终，事实上也为承认新中国、维护新中国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正当权益做了不少努力，基本坚持了承认新中国的原则立场。但英国在对新中国承认问题上各项政策的形成往往不是一步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政策取向及其转轨时常拖泥带水，起伏波动甚至反复，也难以保持各项政策之间的协调一致，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及内在的矛盾。这种状况的出现既是英国现实主义外交的体现，也与冷战背景下，制约英国对华政策发展演变的各种因素经常发生矛盾有关。三、与美英在欧洲问题上相对协调一致的英美特殊关系模式明显不同的是，不仅美英在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上存在实质性的分歧和重大冲突，而且其分歧的表现形式、分歧与协调的发展轨迹与结局也各不相同，很难一言以蔽之。在关乎英国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对新中国外交承认和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这两个问题上，美英分歧发展到分道扬镳和不得不动用非常手段来加以解决的程度。在其他两个问题上，英国经过一番抗争后最终选择了妥协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美英特殊关系存在极不和谐的一面。但不应忽视的是：第一，与美英分歧相伴而生的是它们之间频繁而密切的协商，不仅反映美英关系的重要和密切程度，也说明美英联盟具备及时化解矛盾和分歧的机制。第二，由于世界范围内利益交织，美英各有制约、影响对方的砝码，存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基础。第三，美英关系因为实力悬殊，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但是一方面，英国在美英关系中并非被动和依附的角色；另一方面，英国又比较容易接受屈居美国之下的现实，当好主动的配角；加之美英在遏制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存在基本共识，并坚守不让美英在远东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两国在欧洲问题上合作的底线，因而不存在因为对盟主地位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歧见及局部利益的冲突而导致联盟关系破裂的因素。因此，美英特殊关系在远东地区依然存在。美英盟友关系尽管摩擦不断但始终维系，并存在较为稳定的根基。四、导致美英对华政策分歧的深层原因体现在三大基本方面，多个层次：一是美英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而形成的相互冲突的远东及对华政策目标是导致美英分歧的根本原因；二是美英基于不同的外交传统与对现实问题的不同估计所形成的对华决策理念和思路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英分歧；三是美英对华政策国内外制约因素的差异也影响了美英对新中国的决策取向。五、英国与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分歧与协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在一定程度上级解了中美对抗升级的紧张局势；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并为新中国在与美国的较量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砝码。但是，也应该说明的是，由于英国在这些涉及中国主权问题上拥有特殊身份，它对美国所做的一些原则性让步，客观上限制了英国作为东西方之间的调停人及冷战缓冲因素的积极作用的发挥，并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留下了不少后患。

在编写《廖承志与日本》时，有以下想法。首先，想通过廖承志与日本的关系，部分地反映近百年的中日关系史。廖承志可谓中国人与日本关系最深者，他把日本称为第二故乡。廖承志1908年9月25日生于日本东京，青少年时期在日本上学生活11年，20年代在日本参加中共“东京特支”革命活动，曾经两次被捕，进行英勇斗争。1928年在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留学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被日本当局拘捕并驱逐出境。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他于1937年春在延安主办《解放》周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同年冬，党中央派他到香港主持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团结大批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战，指导东江和琼崖游击队迅速发展，组织名闻世界的秘密大营救，使大批文艺界名人脱险。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对日工作，在开展“民间外交”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和争取改善两国关系，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方面，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尤其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他的经历与辛亥革命之后的中日关系史密切相连，正如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宫崎世民所说：“如谈论日中友好关系的发展，离开廖公是无法谈的。”在这段中日关系中，我们力争写出孙中山、宋庆龄和廖仲恺、何香凝，还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毅、郭沫若、南汉宸等给予廖承志的教诲；写出松本治一郎、西园寺公一、片山哲、浅沼稻次郎、石桥湛山、松村谦三、竹入义胜、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园田直和很多有识之士与廖承志的交往、友谊、互信、合作。希望读者能通过这些史实，深度地感受廖承志与日本和他所领导的对日工作。第二，我们试图写出对日工作机制。中日民间外交，是中日关系的一大特点，也是国际关系中的一大创举，是根据当时中日两国人民所处的国内、国际形势而展开的。它从经济、文化交流开始，逐渐积累和创造条件，来推动官方关系的前进。为此，国务院设立了外事办公室，由陈毅、廖承志任正副组长。外事办公室下设日本组，由廖承志召集各部门有关日本的涉外干部开会，传达、讨论、研究、学习对日方针政策和对日工作，形成了上情可以迅速下达，下情可以迅速上报，会议的决定可以落实到行动，行动中遇到了问题可以及时解决的机制。与会者基于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日本工作和制定对日政策的崇敬和爱戴，对廖承志同志的爱戴和领导艺术的心悦诚服，对从事对日工作的使命感和光荣感，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富于行动和实践，从而可以迅速地集中而有效地发挥各部门的对日工作力量。书中列举赵安博、孙平化、王晓云、肖向前等同志奋力开展对日民间外交的事迹，说明对日工作机制的重要意义。第三，我们想努力写出廖承志的魅力。廖承志是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中外人士异口同声称赞他谈吐文雅，才华横溢，风度潇洒，豪放幽默，心胸宽广，肝胆照人，坦率诚恳，平易近人。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从文化的视角，通过历史的考察和政策过程的分析，对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及其对20世纪美中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揭示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意识形态如何深刻地塑造了美国外交的独特性，即美国外交风格，有助于纠正和弥补主导当前中国人观察美国外交与对华政策的现实主义范式的偏颇与不足，为观察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难忘的岁月：中日记者见证的两国关系》是一本跨国界的文章合集。中日两国20余位新闻名笔分别在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天的不同时期里派往对方国家担任常驻记者，作为战后两国关系发展史上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将珍贵的文字资料和精彩的镜头浓缩于这《难忘的岁月：中日记者见证的两国关系》里，引领我们走进那段难忘的岁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社会里，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非常活跃、积极，它以富有特色的外交战略及外交实践，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小国外交类型，成为小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超常影响力的典范之一。本书在辨析新加坡外交背景的基础上，点面结合，以新加坡的两个外交重要领域——安全和经济为点，以地区和全球这两个外交辐射范围为面，通过对新加坡在安全、经济、地区和全球政治等不同层面实施的外交策略、外交政策及外交实践的研究，提示其积极的实用主义外交特点，并总结其成败得失，探讨全球化历程中小国外交的特殊性。从而以一个新的视角揭示新加坡成功之路，探究新加坡如何应对冷战及全球化等各种变幻的国际事务，通过积极的外交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经济增长，从中寻找后发国家实现内政外交互动的启示。

近年，中日关系呈现日益复杂的结构性矛盾，其中包括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种种情绪、利益冲突和微妙心态。中日两国如何站在两国交往史的宏观高度，同时又跳出双边关系的范畴，从亚洲乃至全球关系和利益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处理两国关系中“剪不断，理还乱”的种种具体议题，十分考验两国决策精英和民间的智慧。《中日需要“亚洲大智慧”：邱震海论中日关系》为作者多年观察、研究中日关系的结晶，从两国现代化道路和思想史的角度切人，并结合欧洲经验，围绕中日关系的全球战略框架，提出厂“亚洲大智慧”和处理中曰关系具体议题的一些思路。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处于变动之中，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伊拉克战争更是印证了这一点。经济竞争渗透着政治利益冲突，政治利益冲突又推动着经济竞争或对抗，而能源一直是这种政治经济大竞赛的一个关键领域。能源，特别是极其重要的一次性能源——石油和天然气，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直至21世纪中叶仍将在国际能源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苏联解体后诞生的俄罗斯凭借其庞大的石油与天然气，特别是天然气的储产量和出口潜力，在新世纪的国际能源市场上异军突起，展现出成长为一个“能源超级大国”的势头，未来将可能促使国际能源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有鉴于此，作为未来的能源超级大国，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和现任总统普京都十分重视在此基础上制定本国中长期的能源战略，由此推动了2003年《俄罗斯2020年前能源战略》的出台。

《中国外交（2007年版）》由外交部各地区业务撰搞，外交部政策研究司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自1987年以来每年出版一卷，向国内外公开发行。该书旨在比较准确地阐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国对国际形势的最新看法，较为系统、完整地介绍中国上一年度外交关系状况，增进国内外人士对中国外交工作的了解。

《国际关系社会学》是俄“功勋科学工作者”茨冈科夫教授父子的新作，是一部视野开阔、涉历广泛、才气横溢的好书。老茨冈科夫教授是著名的国立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国际关系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又是俄罗斯外交家的摇篮、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小茨冈科夫是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美国圣弗朗希斯科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父子俩珠联璧合，近年来活跃于俄美两国国际关系学界，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和论文，受到俄罗斯、欧洲、美国学界和政界的尊重和推崇。本书对国际关系社会学作了深入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们力求在该书中阐明，尽管“全球化”再华丽，知识再“全面化”，但是国际关系理论从根本上说仍然是民族的。不仅是在俄罗斯，而且是在我们看来的西方强国中——美国、法国和英国——国际关系科学都是在民族一文化土壤中形成的，并与自身的历史特色、政治需求和物质-经济基础相符。因此，对于西方的观念和理论俄罗斯应按照自己的特色来区别接受，并且要认识和加深这种特色。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辑录了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第三次论战”期间，肯尼思-沃尔兹、罗伯特·基欧汉、约翰·鲁杰、理查德-阿什利、罗伯特·考克斯、罗伯特·吉尔平等著名理论家最重要的文本，展示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流派的学术精粹，集中探讨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几个核心问题：如何建设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科学有效的国际关系理论模型如何建构？权力、利益与国际体系的本质是什么？社会力量与国家行动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制度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是什么？霸权与合法性的关系？世界政治变动的动力是物质力量对比的变化，还是历史实践与观念变迁？可否及何以在国际政治理论领域贯彻理性主义、国家主义、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功利主义？国际政治研究要不要注重“过程层次”的分析？国际关系研究要不要关注人本身的解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