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中国与当代国际体系的关系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作者以多学科一体化的方法，研究国际体系的演变与大国战略关系的发展，为中国认识世界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对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体系论和国际秩序观进行了有益探索。本书是迄今为止我国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国际体系与大国战略关系及其影响的一部专著，对我国参与多边外交工作和进行大国外交有重要参考价　值。全书论述有据、文笔流畅；具有很大的可读性。

《统一以后的德国外交政策（1990-2004）》从国际角色的角度出发，分析德国国际角色定位和转化的内外根源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研究德国担任新的国际角色面临的挑战及其可能采取的策略。德国已成为欧洲不论是人口还是经济实力的最强大的国家，必然对欧洲和世界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对德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是世界各国政界和学界的一个重大的课题，应从各个方面包括欧洲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德国内部各种力量的竞争和经济的发展，德国同各个重要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等诸方面来进行研究。

《国际关系的权力与规范》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权力与规范》的基础上写成的。《国际关系的权力与规范》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原来的博士论文进行了扩充和完善。一方面，《国际关系的权力与规范》对博士论文《导论》部分的内容进行了详细展开，以便清楚的阐明《国际关系的权力与规范》重点交代的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即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这一本体论基础同时决定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可实证性。这些内容具体表现在《国际关系的权力与规范》的前两章，是《国际关系的权力与规范》立论的根本。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的权力与规范》在原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加了对规范转化进行重复检验的章节，具体是《国际关系的权力与规范》第8章的内容，即论述苏波关系的一章。

《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研究》主要介绍以外交转型为其研究对象。首先，要确定什么是外交转型？由于中国与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转型是一个继续进行时。你甚至可以说，某些方面的转型，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或仍在进行当中。《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研究》讨论的是从传统外交到近代外交的转变，即从一个独特的宗藩体制的传统外交模式转到具有普遍规范的符合现代国际交往规则的外交模式。

《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在探究大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建构，即赢得胜利的主导国如何运用其实力建立国际秩序。以此为核心，《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确定将领导国的国际秩序建构战略作为主要分析对象。伊肯伯里认为，寻求这一问题之答案的最佳途径是研究战后情势，因为各领导国均力图克服关于秩序建构的基本难题。其中关涉三个核心问题：面对历史关头，新兴大国进行选择的逻辑是什么？如何解释1815年、1919年和1945年的秩序建设中领导国越来越多地采用制度战略？如何解释工业化民主国家1945年建立的秩序在冷战后所体现出来的稳固性？以此为线索，《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勾勒出1815年至今近两百年的国际秩序变迁画卷，全面评述欧洲秩序观的优劣，并对美欧秩序战略进行比较分析，其中所涉及的国际制度优化和大国战略变迁尤其引人注目。《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总结国际秩序的类型，指出均势、霸权和宪政秩序呈现递进态势，而宪政秩序是围绕分配权利、制约权力行使的法治和政治制度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突出了战略约束对领导国的战略价值。其次，在以上分析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国际秩序建构的制度逻辑，其基本思路是对国际秩序建构战略进行理论批评，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设。作者从对国际秩序源泉的争论开始，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传统秩序思想进行批评，致力于超越现实主义过分关注权力作用和自由主义所秉持的理性主义和契约制度理论，提出国际秩序建构的制度路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特别是后冷战时期国际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和事件，引发了人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从一些新的视角进一步观察、探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兴趣。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步伐，世界正朝着文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国际文化交往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水平。在这些跨国界的文化交流中，除了以民间的形式展开外，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家政府指导下开展的文化外交，这种新型外交逐渐成为当代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日益走向国际交流舞台的中心，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大国竞相角逐的对象，国家文化利益成为各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宗旨和目标，从而使国家的外交活动领域得以大大拓展，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而深入到文化领域中。本书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的缘由、意义，并回顾国内外有关文化外交研究的文献和学术成果，提出了本文的结构安排及研究方法与路径。本书正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文化、外交与文化外交”，主要探讨了国际政治视野中文化与文明的范畴，并通过对有关“外交”定义和内涵的探讨，导出了文化外交的概念界定。什么是文化以及在哪个层次上运用这一概念，是涉足这一研究领域首先会遇到的问题。广义的文化包括了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及心理精神层面四个方面的内容。狭义的文化则专指人类精神活动过程及其相关的精神成果。本书主要偏重于从中义上理解，即把文化视为一种包含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精神产物，并进而分析文化外交的概念与范畴，即“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的，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包括文化手段在内的一切和平手段来进行的外交活动。”第二章为“全球化与民族性：价值观取向”，力图通过国际文化关系研究中四种价值取向的辨析，探索作为一个中国的文化外交研究者应持的文化价值观取向。在是否承认各种文化的差异性问题上，笔者持选择性认同普世价值观基础上的“文化多元主义”立场；在关于“文明冲突论”与“文明融合论”的论争中，笔者倾向于认同“文明冲突伴随于文明合作为主的世界潮流”之观念。第三至五章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文化外交所展现的三种不同形态：文化是外交的背景、文化是外交的手段、文化是外交的目标。第三章是“文化：外交的背景——文化与外交的原始理解”，主要从民族传统文化、政治文化、文化的民族性、意识形态等四个方面，分析了作为外交背景的“文化”对外交决策、战略、风格、政策模式的深刻影响。这个阶段，人们只是刚刚开始认识到文化对外交的影响，但也仅仅是把文化视为外交的背景，文化本身是不参与外交活动的，因此也就没有独立的文化外交可言。第四章是“文化：外交的手段——文化与外交的传统理解”。随着新国力观的演变和“文化软实力”理论的成熟，文化作为国家外交的“第四手段”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在这个阶段，人们把“文化外交”定义为“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是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这是从传统的“外交”概念自然引申出的关于“文化外交”的定义。在这种文化外交中，文化只是可替代性（可为经济、科技或军事等因素所取代）的工具，因此说只具有策略或技术上的意义，还谈不上文化外交战略。第五章是“文化：外交的目标——文化与外交的现代理解”，这是文化外交的最高境界。如果重新审视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利益，就会发现文化利益也是国家整体利益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文化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应该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与文化安全的角度，重新定义全球化时代“文化外交”的概念。只有把文化看待为至上的国家利益本身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文化成为了一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决定因素之一，那么文化才不仅参与了外交活动，而且文化成为了外交诉求的目标——不只是文化为外交政策服务，相反，在一定意义上外交要为文化服务，文化也成了其他外交手段（如政治手段、经济手段、科技手段等）的服务对象。这时，可以说，外交与文化是互为目的与手段。这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化外交。本书第六章、第七章探讨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国家文化利益与中国外交的关系问题，对新时期中国文化外交进行了若干思考。作为中国学者研究文化外交问题，不能不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的关系。第六章着重分析了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下，中国国家的文化利益之所在，主要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主流价值体系、文化产业利益和文化发展活力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而在全球化凸现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背景下，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为了维护中国的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第七章尝试着提出了新形势下与之对应的文化外交战略：依托中国传统文化，以创新为动力，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影响力，实施“文化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进行对外传播机制改革，树立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整合现有的文化外交力量和资源，构筑科学的文化外交决策、执行体系。第八章是中国文化外交的实践篇，即“中国文化外交的个案分析”。笔者选取了当前中国文化外交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热点案例，即“中法文化年”的开展、孔子学院的兴建、“‘中国制造’的危机公关”，对它们进行了剖析和探讨，力图从中总结出对改进文化外交工作有所裨益的建议。文化外交问题，在外交学领域是一个既十分重要又难度较大的课题，在国内学术研究中还处于起步阶段。本书只是在文化外交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唯愿能对文化外交理论体系的构建和中国文化外交事业的开拓创新作出一些有益的贡献。

《暖春之旅：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收录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和胡锦涛主席《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全文等重要文件，记录和反映了胡锦涛主席对日国事访问的整体过程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中俄国界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两国政府间处理双边关系时特别关注的要害问题，因而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长期以来，中俄两国学者围绕彼此国界东段形成的历史依据一双方所签署的一系列相关双边条约的内涵、外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西方学者也有大量相关成果问世，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对中俄两国学者及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对该问题的研究进行历史反思，希望对当今及未来处理邻邦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处理敏感而复杂的国界问题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坐落在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联合国大楼始终是世界人民关注的中心，也是备受各国新闻界跟踪的焦点。但是，人们鲜有机会亲耳聆听会场内外交官们的唇枪舌剑，更不会有机会涉身安理会闭门会议各国代表的折冲樽俎。联合国成立62年来所发生的各种故事繁若星河，而真正了解这些故事的人却如凤毛麟角。 本书汇集了许多关于联合国的文章，作者要么是外交学术界与联合国事务密切相关的权威、专家和学者，要么是长期在联合国工作过的官员，他们以自身的经历和感悟，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观察联合国，写出了联合国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历史的回顾，也有现状的描述；有惊心动魄的外交斗争案例，也有鲜为人知的发生在联合国里的奇闻逸事，把一个真实、生动、有趣的联合国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通过对1945—1950年间美国国会与对华政策相关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探究国会在对华政策中的作用和影响，客观认识和评价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国会因素。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分析法和比较法。具体方案包括对历史档案和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通过对典型事件的分析，比较美国国会与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异同；最后，深入探究美国国会在对华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并因此得出结论：在1945—1950年间美国对华政策中国会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没有能够左右美国的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