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即肯尼迪和约翰逊担任美国总统的时期，是美台关系演进中承前启后的阶段。在复杂的结构背景和微妙的时代背景下，此时的美国对台政策包含三个层面。在宏观层面，美国在规划和实施其全球安全战略与对外经济战略时，必须对台湾地区进行审慎的定位。在中观层面，国共内战的僵局带来的两岸关系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台湾的“国际地位”问题，是美国处理对台政策的重要议题。在微观层面，美国决定促使国民党当局“岛国化”，使台湾地区成为脱离中国大陆母体的“独立实体”。此时的美国，既要扶持台湾，也要时时约束和限制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常常陷入“羁绊”与“扶持”之间的困境。

冷战的终结引发国际关系的深刻变革，中国东盟关系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与东盟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关系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进展。2003年双方更进一步正式确立起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国第一次与一个主要由中小国家组成的区域组织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而中国也成为东盟的第一个战略伙伴。东盟与中国毗邻而居，无论在我国的周边稳定、经济发展，还是在我国的全方位外交中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从战略高度出发，对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东盟关系的演变及其背后的动因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并对未来双边关系发展的基本前景进行展望，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本专著试图以历史发展为主线，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本专著除绪论和结论外，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绪论主要包括本专著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第一章首先阐述了本专著国际体系、国家、决策者个人三个层次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这一章对影响中国东盟战略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同时，本章还剖析了后冷战时期中国对东盟的国际战略以及东盟对华奉行的战略。第二章首先总结了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冷战的终结对中国东盟战略关系的影响，论述了中国与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东盟组织官方关系发展的基本状况，并着重分析了东盟地区论坛创立过程中中国东盟双方在战略上的考虑。第三章剖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与东盟在安全领域互信关系的构建，并对这一阶段双方经济、政治关系发展的主要特点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与此同时，本章还重点分析了亚洲金融危第四章主要论述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与东盟在经济领域全面合作关系的新发展，以及双方在安全领域互信关系的深化，并对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与深化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五章从中国的和平崛起、东盟一体化的发展、东亚区域合作的推进、亚太多极国际格局的深化这几个关系中国与东盟未来对外政策走向的主要方面出发，论述和分析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结论对本专著的主要观点做了简要的概括和总结。

中苏关系从友好结盟到恶化对抗，再从缓和改善到重归于好，充满了戏剧性的复杂变化。其中固然存在客观因素，但进行冷静反思，应该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　主观原因造成的，而意识形态问题首当其冲。1989年小平同志在会见戈尔乔夫时说，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他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回过头来看，双言讲的都是空话。那些争论，我们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对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过去50多年来的中苏（俄）关系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外交学院青年学者高飞所著《政治文化变迁与中俄关系的演变》一书。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对两国关系进行核理和分析，从中探讨研究发展中国外交的经验教训，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

相关科研领域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对中国抗战局势有重大影响的国内外历史事件依旧存有分歧和争议的问题，《中国抗战局势与国际政治关系》以史实为依据，观点鲜明地阐述了作者的见解。比如对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驳斥了时任国民政府西亚司司长的卜道明（自始至终参加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追叙”中所持的“不得已而为之”、“利大于弊”等观点（至今在学术界仍有不少赞成者）。通过分析论证得出结论：卜道明在“追叙”中所持的上述观点，纯粹是站在国民党独裁统治集团的立场，完全背离民族利益至上立场，为国民政府因屈服美苏压力而丧权辱国的行径开脱罪责的狡辩，充分表现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缺乏承担历史罪责的勇气。就连时任中国首席谈判代表的宋子文都怕担当卖国贼骂名而遗臭万年，中途辞去外交部长和首席谈判代表的职务。因此，决不可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署仅仅看成是“不得已而为之”和“利大于弊”，更不可归结为“国弱无外交”，而是地地道道丧权辱国的行径。为进一步驳斥卜道明所持的观点，《中国抗战局势与国际政治关系》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表现与拒签“和约”的后果作为对比，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从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西雅图的访问到第一位中国贸易推动者迪克西·丽·雷州长、从使得第一艘中国货轮停靠西雅图的律师斯坦利·拜若到促成华盛顿州—四川省友好省州关系的罗伯特·柯白，作者生动地讲述了华盛顿州在美中关系上的先锋作用。她把重点放在这一独特的中国理事会的领导成员上，详细介绍了他们是如何以远见和奉献写下了美中关系编年史中的华盛顿卅一章的。

《首脑外交：中美领导人谈判的话语分析（1969-1972）》是以美国新近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档案为支撑，以外交学研究中首脑外交的发展进程为结构框架，以1969—1972中美领导人谈判为研究个案，运用国际关系研究中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话语分析方法解读中美关系解冻谈判的全过程。着重探讨：在外交关系解冻谈判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美高层领导人是如何运用有效的话语手段，构建并巩固自身的强势谈判地位，主导谈判议程，打压对方的。

进入21世纪，全球化的浪潮渗透和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作为国际社会的积极一员，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全球化使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和深入。首先，随着中国加入WTO，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各大跨国公司都在加大来华投资的力度，同时中国也进一步走出去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竞争。这就需要我们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政策进行充分了解，并作出对策性分析。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们深感有必要编写一本介绍外交理论与实务的图书。其次，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革命促使人类各个方面的技术不断更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方式也随之变得更加复杂化、多样化和现代化。再次，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高职院校纷纷设立，高职教育的内涵日渐丰富，招生规模持续扩大。与此相适应，高职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逐渐向复合型、应用型转变。在这种教育理念的指引下，加强高职学校的人文素质教育，以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就成为各类高职院校的共识。而在当前的大环境下，了解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特点，熟悉国际社会通行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规则和惯例，具有较强的外语能力和公关能力的涉外复合型人才就成为我们社会越来越突出的需求。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以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编写了这本符合高职教育要求的人文素质教育教材，以期能为高职教育的发展尽绵薄之力。本教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涉及内容广泛。本书不仅系统地介绍了外交学的基本理论和外交实务的主要方面，而且还引人了中国当前外交政策的最新理念；第二，内容浅显易懂。本书对外交理论和实务的一些基本理论和规程都作了简单的概括，学生可以比较系统地了解中西方外交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和国际社会通用的一些外交规则与惯例，如外事交往中的一些礼仪规范等；第三，重实务操作而非理论讲解。教材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外交实务的一些可操作性内容，如外交仪式礼仪、饮食文化礼仪、世界各国节日礼俗和礼俗禁忌等，并在各章节后面附有一些典型的外交模拟案例，以备学生课后讨论。

《美国爱国主义与对外政策》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的视角来考察美国的对外政策。历史上，美国对外政策一直处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两股力量的斗争中。二战后，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9·11”事件之后，美国人民爱国主义热情高涨，布什政府迅速对之进行民族主义化操作，并使之制度化。民族主义化的美国爱国主义导致了单边主义的美国对外政策，也导致美国爱国主义的反思和犀归是一个反向的逻辑演进过程。《美国爱国主义与对外政策》是潘亚玲博士多年的研究成果，作者一直从事国际关系尤其是美国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方面的研究。《美国爱国主义与对外政策》资料详实、论证严密、逻辑清晰，理论与实践上也结合得很好，具有学术价值，对一般研究者及关注国际关系、美国对外政策的读者也有裨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加深，国际危机日渐成为国际安全领域的一种常态。作为危机管理的首要环节，预警是预防和控制国际危机的特殊手段。本书分别从理论、方法和应用三个角度对国际危机预警进行了研究。《国际危机预警》在理论上界定了国际危机预警的基本概念，通过分析国际危机预警的功能和基本原理，尝试对国际危机预警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述。在方法研究上，从要素分析、监控分析、预测分析和对策分析四个步骤入手，详细论述了预警过程中所用的具体方法，力图回答如何采用科学方法对国际危机进行预警的问题。在应用研究上，以“法理台独”危机、朝核危机和中日海上争端为例，对前述的国际危机预警理论和方法做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并进一步探讨国际危机预警的有效性，提出了构建我国国际危机预警机制的建议。

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第12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是一次盛会，在其闭幕之际，出版了这本《中加两国在21世纪的战略合作》，以收录此次研讨会上的优秀论文。书中的作者均为中青年学者，其中不少是博士生，其研究领域涉及多门学科，包括语言文学、历史文化教育、经济、贸易、法律、国际关系、环保、少数族裔等。此次研讨会，学者视野大大开阔了，优秀成果迭出，不光是学术论文日益增多，高水平的学术专注也越来越多了，这意味着我国和加拿大研究的学术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中国的加拿大研究的确在不断地向纵深发展，但也有一些隐患。例如，研究队伍不稳定，绝大多数学者是兼职从事加拿大研究，距自己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有较大距离。老一代学者已逐渐退出加拿大研究，出席这次会议的老学者屈指可数，创始会员（即出席了中国加拿大研究会成立大会的人员）更少，只有两名，其他老同志多囚退休或其他原因淡出了。从目前情况来看，中青年学者从事加拿大研究的热情较高，这是好现象。但如何使他们的积极性保持下去，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免得重蹈覆辙，走老路。另外，中国的加拿大研究是从语言文学和历史文化教育开始的，这是加拿大研究在中国起步的基础，但近年来有对这方面的研究重视不够的现象，其原因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我衷心希望中国的加拿大研究能够深入全面地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