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门店：谈判见证录》通过对当年亲身参加这场谈判斗争的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各个部分的领导和一些同志的回忆记述和资料整理，真实再现了板门店谈判的历史。写作中最突出的着眼点，在于描述板门店谈判的艰辛，以及抒写我代表团成员在国际军事谈判中具有文韬武略，刚柔相济的斗争艺术，坚韧不拔的精神，壮志凌云的英雄气概。为了细节真实，书内在某些有关谈判过程的叙述中，曾大量引用杜平、解方、柴成文等老领导的描述，因为他们作为代表团主要领导成员，其文字更权威可靠。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比英国和法国的总和还多，几乎是中国的两倍。对美国而言，日本是追随最久、出手最大方、最忠心不二的盟国，总是将与华盛顿的关系置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 本书向我们展现了当前日本的转变．即日本要成为“远东的大不列颠”，处处满足华盛顿的要求。通过对战后日美关系的条分缕析，作者认为，美国所施加的压力已经使日本逐渐按新自由主义的原则行事。美国政府要日本完全屈从美国，这是符合美国的而不是日本的国家利益的议事日程。 作者的结论是，日本必须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日本与美国的安全和防卫关系必须彻底改弦更张，停止追求自己的核武器的可怕念头。 该书作者自称是对2000年度普利策奖得主之一约翰？道尔（John Dower）1999年的著作《拥抱战败》（Embracing Defeat）一书的回应。说是回应，其实是与道尔大唱反调。 道尔认为，即使是在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时期，日本实际上在积极主动地制订自己的议事日程，占领期间的主角应是日本而非美国；麦考马克则认为，战后六十多年来，美国仍对日本施加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美国的怀抱越来越让人感到沉闷窒息，而日本则心甘情愿地投入到美国的怀抱之中，甘心当美国的“属国”。

《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共3卷）》记录了中国和日本自1978年至今的外交历史、文化教育及民间交流等方面的内容。30年前的1978年，中日两国通过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条约的形式把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固定下来，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30年以来，尽管世界形势和中日关系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和平友好条约本身不仅没有过时，相反地对当前和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条约的核心之一就是和平、友好，在21世纪的今天，中日两国应从大局出发，继续坚持和平、友好的大方向，这是丝毫也不能动摇的。

当西方的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武器传入中国时，当中、西礼仪发生冲突时……正当盛世的乾隆朝，会以怎样的态度，面对来自陌生帝国的〔异物〕，中国的大门最早打开的那一刻。木府藏书书系，由一系列世名著所构成，是中国历代文士和官绅之家必备的架上藏书。为适应古籍重读的当代倾向，我们在严格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专业的译注，保持了古籍的智慧原貌；同时，对书中的重要内容进行了关联性图解，对一些容易误读的词汇也进行了单列详解，我们希望，这样的努力能让文言古籍焕然一新，从而让当代生活具备中国古代的所有智慧，这也是推出该书系的价值所在。代表工业文明的西方帝国，在与传统东方帝国相遇时，两种不同的文明在冲突中将如何走向融合？全本乾隆英使觐见记，二百余幅彩图全面展示乾隆盛世。

《儒家文明与中韩传统关系》所收的二十一篇论文，多是在2007年9月19-20日由山东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与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合作主办的“儒家文明与中韩传统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所提交的论文，另有数篇是山东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所写的专题论文。当时，此会是与“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合并举行的。出版时，我们考虑到论文集的篇幅不宜过大，同时考虑到与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合作情况，因此决定还是按照当初所设定的会议主题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出版。“儒家文明与中韩传统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是2006年初我们向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提出的合作计划。当时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研究计划，是鉴于儒家思想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其深远影响。而儒家思想对于中韩传统关系的影响，在学术界却鲜有研究。非常高兴的是，作为韩国人文社科最高研究机关的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很快就同意了我们提出的合作计划。同时，山东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和历史文化学院也非常支持我们对于中韩传统关系的研究。

《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所收的二十一篇论文，多是2007年9月19-20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所提交的论文，另有数篇是由我院中外关系史研究人员所写的专题论文。当时，此会是与“儒家文明与中韩传统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合并举行的。出版时考虑到论文集的篇幅不宜过大，我们决定还是按照当初所设定的会议主题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出版。“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在山东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和历史文化学院的共同支持下召开的。鉴于学术界对于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涉外事务方面的影响研究薄弱和我省是儒家文明发源地的情况，我们专门组织了以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意在促进中国思想史研究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相互结合，从而来推进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同时，我们也感到这样的研究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发挥中国在国际关系事务中的作用，并根据中国文明的优良传统和智慧来调解国际关系冲突。2005年初温家宝总理在访问美国时，就曾着重强调“和而不同”这一传统的儒家思想，既坦率面对中美两国分歧的现实，更以理性和豁达态度表达了中美两国合作共赢的战略构思。这一事实说明，儒家文明对于我们今天处理中外关系和国际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际热点与中国的外交应对》集中探讨了当前国际关系中的诸多热点冲突中中国在外交上的应对问题。作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切入，分别针对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外交立场和处理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其中邵峰的《朝鲜的核战略分析与中国的应对》、刘阿明的《朝鲜核问题：中国的利益、作用与反思》、焦世新的《中国周边外交中的缅甸问题》都是值得一读的。同时，本辑的研究范畴还涉及软力量与中国话语权、中国外交的创新走向、中国外交面临的外部性问题等方面，罗辉的《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冲突调解中的作用分析》、陈锴的《国际战略文化研究框架的反思与重构》、赵可金的《试论新中国外交特色与外交学的中国化》分别探讨了中国外交中一些有待引起关注的问题，提出的观点对学界不无启发和借鉴价值。

20世纪50年代中苏同盟问题既是同期国际关系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也是中苏关系史发展中必须研究的要害问题，因而一直为中外学术界所关注。而“一边倒”外交战略的选择、米高扬秘访西柏坡、刘少奇秘访苏联、毛泽东首次访苏、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等问题，共同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中苏同盟的阶段性历史链条，是解读这一时期中苏同盟问题的钥匙。《中苏同盟启示录》借助已解密的原始档案文献对20世纪50年代中苏同盟的确立、实施、破裂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希冀为当今和未来建立新型的、平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现实》是一本独特的以散文体风格写就的国际关系学基础教材和人文素质教育读本。作者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国际关系学的基础知识，展示了国际关系的宏伟图景和发展脉络，揭示了国际关系的内在价值和精神。全书遵循兼容并蓄的原则，力求吸纳各家观点，全面、客观地反映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现状及学术发展前沿，同时结合众多国人所熟知的历史典故或关心的世界热点问题，深入浅出地进行了阐释。书中的语言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可读性与趣味性极强。诚如作者所说，今天，国际关系不仅涉及国家间关系，而且与每个人的生活、就业、事业发展等各方面息息相关。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现实》的每一位读者都不是看客，而是其中的角色。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能在轻松地阅读《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现实》的过程中，了解国际关系学研究什么问题，已经取得哪些研究成果，当前面临哪些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困难是什么，以及学者为解决这些问题所提供的思路，等等。总之，我们希冀《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现实》能成为一把打开国际关系学领域大门的“钥匙”，引导读者进入充满神奇和魅力的国际关系学殿堂。

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外交政策的研究长期集中在对各国外交政策的观察和分析方面，现实性和实用性较强。而在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还有一个分支专门从决策的视角分析外交政策形成的机制和决策者思维，被称作外交政策分析，或外交决策学。研究对象是外交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方式和互动过程，目的是寻求外交决策过程和影响因素的一般规律。外交政策分析学起源和发展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中国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对这一研究领域的现有成果进行概括、梳理和评论。全书共分七章，其中第2、5、4章是本学科的框架性理论；第5章“前景理论”是本学科的最新理论发展；第6、7章是对前几章理论模式的具体应用。对本学科的总体概括体现在第1章和前言与后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