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空间与全球霸权》的主旨即是探讨布热津斯的地缘政治战略思想。在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学所独具的全球整体视角和源自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在解释全球化造就的区域化、一体化趋势方面具有其他国际关系理论难以比拟的优势。作为经典陆权论的代表，布热津斯基提出应对全球化对美国霸权造成冲击的有效之道是构建美国领导下的“全球共同体”，这不仅可以减轻美国维护霸权的成本，而且可以阻遏欧亚大陆新兴大国的挑战。

中日两国有源远流长的交流历史，也有近代的战争与交恶。近年来，中日两国交往中出现的教科书事件、钓鱼岛之争、反日游行等引人注目的事件，引起了中日两国相关学者的关注。超越偏激和狭隘，正确认识对方，是建立健全中日关系的基础。本书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上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为止的中日关系进行了总结，针对今后的两国关系，提出了关系理性化、首脑进行定期接触、针对双方存在问题进行多层次的交流、妥善解决历史问题、推进政府间的共同国家事业、建立东亚共同体等建议。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因依附论而享誉世界，关于5000年世界体系的理论则是依附论的直接延伸，作为发展研究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它以独特的视角展现出另一个不同的世界。弗兰克超越了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思想的时间局限，以人类中心主义揭示了5000年世界体系的进程和发展逻辑，从而否认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并指出西方正在衰落，亚洲可能重新成为世界中心。这些观点极具争议，但耐人寻味。人类中心论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话语，也是弗兰克世界体系理论的最重要基石。他抛弃了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的研究方法，更多地关注非西方世界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和发展困境。他向社会科学中一些既存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把历史社会学的批判性发挥到极致，开拓了视野。对于弗兰克的成就，不管是褒奖还是批判，人们都不能忽视它，尽管弗兰克也很难完全走出西方中心论的知识大厦。

本书的目的就是试图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之上提供一个研究基辛格外交政策与战略的新视角。本书试图利用已经公布的档案材料和历史学家们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大战略或者说战略学研究的角度对基辛格所参与构建的外交战略及其战略思想进行系统考察。正如标题为《有缺陷的设计师》和《盲目的先知》两本著作所揭示的那样，笔者总体上对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与战略持积极的正面评价。在思想层面，基辛格以历史为规范模型所建构的现实主义思想体系具有较强的原创性，他辉煌的人生经历赋予了他思想独特的价值，特别是他源自欧洲思想的外交理念与美国文化传统的冲突所体现出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思想困境，也是美国外交乃至其他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无疑具有普遍意义。在政策与战略层面，在60年代末美国外交面临的困境下，美国的战略调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虽然尼克松-基辛格外交风格与美国外交传统有着强烈的反差（这是导致对尼克松-基辛格外交巨大争议的重要原因），但是从战略调整的意义上来说，尼克松-基辛格外交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并不能忽视这一成就的负面影响。

本书将物质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等理论方法结合起来，提出一种安全区域主义的综合分析框架。东南亚的经验表明，安全区域主义既是一种多层次（全球、区域间、区域、国家、次国家等）、多维度（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元行为主体（国家、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　推动的社会历史进程，又是一种从区域安全复合体经由各种安全合作机制到一体化的安全共同体的渐次发展进程。

本书的基本框架分为三部分。第一大部分包括第一至三章，该部分对全球治理论的基本理论架构和思想发展进行一些梳理。探讨和分析了全球治理论出现的理论和现实背景，辨析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治理、全球治理、权威领域、公民社会等。试图通过对这些概念的准确把握和理解，来明晰地界定全球治理论的理论范围和边界。进而分析了全球治理论的本体论、基本范式和方法论，从最本质的理论构成的角度，对它的理论框架进行一个大致的勾勒，并通过把它和当代主要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比较，分析并界定其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和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第二大部分包括第四至六章，该部分试图通过把全球治理论当作一个分析工具，来探讨和分析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控制问题。以此来检验全球治理论的实践意义，并从中找出它的理论优势和弱点。在这部分里，首先说明了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作为一个“案例”或者说分析对象的意义。其次回顾了传统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的主要理论，指出其理论局限性，及其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实践的消极作用。最后，通过权威领域、制度网络和观念认同三个层次的分析，来理解和认识全球治理对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的作用和价值。第三部分为第七、八章。这两章对全球治理论以及当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全球治理进行了总结，对全球治理论进行批评和评价。尽管全球治理论是一种正在发展的“未来的”理论，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为世界政治实践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而且对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由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和东京大学的三位资深学者集结来自中、美、目三国的九位专家，经过多次研讨，共同编写而成。全书以1972—1992年的中、美、日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扎实的资料搜集和严谨的学术论证，指出中、美、日三国在这一时期内，超越了利益和价值观上的分歧，从战略的高度构筑了历史上第一个中、美、日三边合作的“黄金时代”。《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的主旨在于探寻这一“黄金时代”的本质——它的起源、发展以及终结：同时，通过三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建立起相互间共同认识的基础。作者们希望这种三边合作的视角，能够为21世纪的中美日关系提供启示。

1962年10月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一次最为严重的直接对抗，危机将世界带到了核战争的边缘。本书充分利用各方新近解密的大量档案文献资料，广泛参阅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力图从国际史的视野全面、系统、客观地考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发展过程、结果，分析影响美国、苏联、古巴三方领导人决策的各种复杂的国内外因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并通过这一个案研究来揭示冷战的复杂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欧美学者在研究这一事件时，大都将重点放在美苏两国，而忽视了古巴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本书非常注重美国、苏联、古巴三方关系的互动，认为危机发生本身就是三方关系互动的结果，对古巴在危机发生、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给予了较多关注，使得整体论述更为公允、全面。

本书是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冷战：东西方文明的冲突”（OlJAZJD770006）的最终成果之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有关新冷战史研究专题类著作。在书中，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有多处提及标有“最高机密”（Top Secret）字样的档案，这类档案中的相当部分只解密了片段或删去了若干字、若干行，乃至若干项，等待其完全解密还需要时间。因此，我们就只能先做专题研究，待时机成熟后再写成专著，以飨读者。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收集的论文，主要反映了如下三个方面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观念、形势与周边关系”。刘江永教授的《日本的东亚共同体设想与中日关系》，李淑云、刘振江的《信任与东北亚区域安全合作》，丁金光、李月美的《东北亚环境合作的模式选择与前景》，翟健文、李晨阳的《东南亚与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等四篇文章，反映了东亚国际关系与东亚合作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