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后，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的封锁、孤立与扼杀的政策，自1949年底起，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建交必须经过谈判的政策。只有经过双方磋商谈判，确认与台湾断交，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双方才能确定建交。在1949年底以前，只有10个社会主义国家承认中国，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经毛泽东明确建交必须经过谈判的政策后，从1950年元月起，至1964年1月27日，西方大国法兰西共和国在戴高乐总统的决策下，打破封锁的坚冰，经过谈判，宣布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在这14个年头里，共有32个国家经谈判承认了中国。当时，总共有42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与中国实现建交。尼克松总统干1971年7月15日向全世界宣布他将到中国访问之后，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国家不再惧怕美国的威胁，不再听从美国的指挥棒了。三个多月后，10月26日，首先是在联合国第26届大会上，第三世界大批发展中的国家主持正义，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大的席位而驱逐台湾的代表，致使中国能以超过三分之二压倒多数的票数，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上海公报”于1972年2月28日公布，中美关系实现了突破，紧接着，英国、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巴西等大多数西方国家纷纷经与中国谈判建交，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同时宣布与台湾断交。中国迎来了叉一次建交新高潮。跨进21世纪，我国至今已与16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经济文化往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上海五国”掀开了五国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为国际社会摒弃冷战思维，探索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安全观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把总部设在中国的综合性国际组织，这是对中国的信任，我们的责任重大。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都不是很富裕，所以我们的合作应有自己的特色。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亚应该成为各国开展友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大舞台，而不应该成为相互算计、相互排斥的“大棋局”，我不赞成“大棋局”这个概念。作为上合组织发展进程的见证人，我坚信这是一个和平、合作、开放的区域合作组织。它是在各成员国深刻认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而产生的。它没有冷战的胎记，没有对抗的基因。“上海精神”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是在本地区各国相互关系的复杂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经验总结，智慧的总结，是为当代世界贡献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真正的普世价值。现在西方是把民主、自由、人权作为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包含很多的概念，不能抽象地表达。我们这20个字，是真正的普世价值，是对冷战思维、零和游戏概念、所谓“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这～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念的颠覆，是个颠覆性的创新，代表人类进入21世纪后的前进方向。

《中日建交再研究——以日本田中政权对华建交决策为中心》由刘宏编著，是“日本研究丛书”之一。 《中日建交再研究——以日本田中政权对华建交决策为中心》以1972年日本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邦交正常化这一著名的政治历史事件为研究对象，借助近年公开的一批解密文件和当事人的回忆录，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对这一政治历史事件进行更加全面、具体、翔实的分析，不仅可以帮助检视已有研究某些结论上的不足，也有助于把握日本政府对华角色的特点及对华政策演变的过程。

《国防大学优秀中青年教研骨干文库：论军事外交与当代中国实践》中的学术著作，不仅展示了相关学科领域的新成果，也体现作者勇于超越的创新精神、严谨治学的求实态度。我们相信《国防大学优秀中青年教研骨干文库：论军事外交与当代中国实践》的问世，会给全校教职员工和读者朋友带来有益的借鉴和启迪。

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身份仍未最终定形，从最初斯大林式的正统社会主义，到邓小平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文化大革命”中的扫除“四旧”到20世纪90年代对传统文化的推崇，从以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为自豪到当前大国意识的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身份仍然在不断探索与调整之中。这种身份冲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对外行为。《中国外交研究丛书·理解中国外交（1949－2009）：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国家身份探求》论述了新中国建国六十年的外交中国家身份的变迁，从国家身份入手来理解中国外交的动力与本质。本书认为，在国家身份与利益的关系中，身份并不是一个终极变量，恰当的逻辑应该是利益建构身份，身份决定行为。知识界被中国外交的不确定性所困惑，致力于探讨中国外交变化背后的动力。有的认为是意识形态决定中国外交，有的认为是对地位的追求，等等。

《印度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与模式》将印度的对外政策决策置于整个国际体系框架和宏观国际关系环境之中，通过对印度国内各政治力量对国家利益目标的追求、政治领导人在特定条件下对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认知以及政府结构与国内问题等国内因素的考察，探讨印度独立60多年来其对外关系中不同历史时期国内各界政治力量在国家制定重大外交决策中的互动及其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深度挖掘印度对外政策决策中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而揭示其对外政策决策的一般性规律，归纳出印度对外政策决策具有“双螺旋”决策模式的特性。最后，《印度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与模式》的作者宋海啸对这种外交决策模式在历史上对印度外交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扼要的评价。

本书把薛福成置于晚清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分别探讨了薛福成外交思想的成因、对中西关系变化的认识、对藩属国的政策主张、对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接受与运用、对内政与外交关系的认识等，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薛福成的外交思想和活动，并把薛福成的外交思想与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的外交思想进行了对比。他认为，薛福成作为晚清社会转型时期的外交人物，他的外交思想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外交思想的特点，既有对传统外交观念的因袭，更有对新的现代外交观念的吸纳和运用，这个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可以成立的。另外，他把薛福成的维新思想也作为他外交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论证了薛福成改革内政的思想与外交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很好的处理方式。

《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1969-1972）》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美国对外政策研究丛书”的第二本，主要利用美国解密的档案重新探讨在尼克松第一总统任期中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这些政策的制定过程。全书讨论了尼克松政府就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政策所作的调整和取得的进展，包括基辛格的“破冰之旅”、尼克松的“和平之旅”；探讨了尼克松政府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分析了尼克松政府在接触中国的过程中对秘密联络渠道的运用。《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1969-1972）》认为，与约翰逊政府出于权宜之计和策略需要调整对华政策不同，尼克松政府更多是从战略需要调整对华政策，采用了“限制加接触”的两手做法。《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1969-1972）》也提出，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政策是其整个对华政策中的主体部分，支配了美国对台湾当局的政策。

《中国国家安全年度概览》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推出的对中国国家安全进行全面综述的系列年度报告，现已走过了6个春秋。杨建英主编的这本《2010年中国国家安全概览》以中国国家安全为中心，以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为视角，全面追踪透视2010年度中国国家安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准确把握2010年度中国国家安全基本态势。《2010年中国国家安全概览》集中国国家安全年度报告和中国国家安全资料宝库于一身，既可以为普通读者了解中国国家安全概况提供便捷清晰的资料信息；又可以为专家学者深入探究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发展提供丰富的学术大餐。

《乌克兰研究》主要反映中乌学者、外交官员对乌克兰以及中乌关系诸多问题的认知与研究成果，为深入了解当前乌克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状况等提供指导与借鉴，有利于充实中乌双边关系的战略内涵，加强政治对话，扩大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同时，《乌克兰研究》也为中乌两国学者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有利于凝聚研究力量、拓展研究视野、提高研究水平，巩固深化中乌传统友谊。《乌克兰研究（第1辑）》由李姬花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