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论（增补版）》由岩田一政、小寺彰、山影进、山本吉宣主编，从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文化、国际合作等各个方面介绍了国际关系论，最大限度地向读者展示了国际关系论的本来面貌，使读者建立起对国际关系论的正确认识，为读者提供了时代发展所需要的国际关系论的基础知识。在本书的每一章中，作者都大量介绍了国际关系领域的经典著作。作者认为国际关系论的研究应该是跨学科的，不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就无法理解现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的发展，因此，对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及关心国际关系的读者而言，本书可以看做跨学科的国际关系论的说明书或者学习国际关系论的参考书。

陈鲁直，江苏江浦人。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广州《南方日报》总编室副主任，驻印度大使馆三等秘书、二等秘书，外交部新闻司处长，驻印度大使馆一等秘书，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等秘书，联合国秘书处D级职员，驻丹麦大使兼驻冰岛大使。《沉思的记录——从报人到大使》以时代为核心，回顾了这位外交工作者的生平，并试图说明一个问题，即时代观是问题的要害。 《沉思的记录——从报人到大使》的意图，主要是借以向读者求教。

《中国外交2010》画册，以本年度我国重大外交事件为主线，紧贴时代脉搏，从不同角度直观再现了丰富多彩的外交场景，是中国外交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纪实。画册分为六个版块，通过三百多幅精彩照片，生动展示了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积极开展高层交往、促进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的精神风貌；“全景式”再现了上海世博会大舞台上首脑外交、民间外交、绿色外交、公共人文外交等交相辉映的重要时刻；宣示了我国积极利用多边舞台、推动构建和谐世界的政策理念；彰显了外交工作积极推动对外经济合作、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重要作用；记录了我们秉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宗旨，全力维护海外侨胞合法权益的重大行动；呈现出我国大力推进同世界各国交流互鉴、增进理解与互信的重要进展；铺展开一幅中国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新贡献的恢宏画卷。

《中国外交（2011年版）》由外交部各地区业务司撰稿、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自1987年以来每年出版一卷，向国内外公开发行。该书旨在比较准确地阐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国对国际形势的最新看法，较为系统、完整地介绍中国上一年度外交关系状况，增进国内外人士对中国外交工作的了解。

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遏制政策，毛泽东、周恩来等将新中国外交的突破口选在和过去的宿敌日本方面。为打破美国控制下的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从民间外交入手，以民促官，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72年9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建交后的近四十年里，两国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及民间关系等迅速发展。由张历历编写的这本《新中国和日本关系史（1949-2010）》全面、详细、深入分析介绍中日关系六十余年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政策、重点问题，并引用最新的学术成果及资料数字。

《全球治理机构与跨国公民社会》将新葛兰西主义（即跨国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和目前国内理论界较少使用的社会运动理论运用到国际经济组织与跨国公民社会的分析中，并将多种全球治理机构作为一个相互勾连的整体和一种世界经济秩序进行研究，这在国内尚属首次。《全球治理机构与跨国公民社会》并非笼统地探讨全球治理的所有理论和实践问题，而是把关注重点放在了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即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布雷顿森林机构、八国集团以及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的作用上。本书从大量的案例研究出发，集中论述了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两大领域中的治理问题。在贸易治理问题上，尤其关注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跨国公民社会活动最为频繁的领域，具体展现了国际劳工联合会、国际乐施会等跨国非政府组织同国际劳工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其他全球治理机构的关系。在国际金融治理上，尤其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非洲债务减免问题中与“2000年大赦联盟”、“乌干达同盟”等公民社会组织的关系作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

国际关系史包含着一个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元素不断成长和变换的巨大网络，各种政治力量在一个日益一体的网络空间里相互发生联系。以世界体系来考察和构建现代国际关系史的框架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尽管这并不是唯一的路径，但这样的形式还是会使读者产生极大的兴趣。《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体系的视域》以世界体系的发展为主线，既有国际关系史围绕世界体系机制而运行的轨迹描述，也有具有历史转折点意义的重大事件对世界体系影响的分析思考。笔者在每一部分的最后都有“本章小结”，分别为：历史的遗憾、历史的进步、历史的趋向。通过这些总结，可以清晰地看到笔者对世界体系视阈下现代国际关系史的认识和理解，这或许就是笔者通过本书为人们提供的一些有益的启示吧。

许加梅等的《美国对东欧政策研究（1948-1968）》试图围绕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展开论证：（1）冷战时代，美国非常关注东欧地区，并且在对东欧政策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2）在东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对东欧政策的指导思想一直比较混乱，没有一项系统而稳定的并可操作的政策，直到1958年美国制订了以NSC5811/1文件为标志的新的对东欧政策，这个问题才彻底解决；（3）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是美国具体推行该政策的初级阶段。

《意图的逻辑：美国与中国的安全软环境》由李永成所著，导论、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研究、意图的逻辑：国家安全的软环境等。2010年被普遍视为中美关系波折不断的一年，对台军售、谷歌事件、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人民币汇率矛盾、美国试图插手南海问题，各种问题此起彼伏。于是，“唱衰”中美安全关系几乎成为某些媒体吸引读者的“基本战略”。从新闻学角度看，坏消息才是好新闻，这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但从国际政治角度看，这又是一种颇不负责任的短视行为，煽动民粹民族主义，将会严重影响中国外交的舆论环境，既不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也不利于中国安全环境的改善。回头反思，这些情绪的根源之一在于对国际安全环境欠缺深刻分析而导致的错误判断。国际安全环境是国家行为的基本背景。对决策者来说，正确认识国际安全环境是科学、理性、审慎的国家行为的基本起点。对普通人来说，正确认识国际安全环境是避免对国家行为进行情绪化判断的基本前提。

本书是由柴松霞编著的《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的内容提要如下：清末派考察团出洋，是在国事凋敝、权力失衡状态下的不得已之举，这却成为“预备立宪”的肇兴。虽然晚清法律改革从1902年就已开始启动，但对法律近代化产生实质性作用的，却是从五大臣出洋之后。清廷根据考察团成员的建议，抛弃了持续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向君主立宪政体转变，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并且对以后的法制建设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清政府在立宪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没有超出考察团成员所设计的蓝图。但由于清政府本身的腐朽，他们的宪政理念没有得到很好的实践。在出洋考察过程中，考察团对大陆法系国家的偏好与向往，也对中国由传统的中华法系向大陆法系迈进，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