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主义的崛起并非一个偶然事件，不像有时在德国境外历史文学里描写的那样，尤其是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况。那时候．人们有一种倾向．强调路德宗教改革与纳粹主义之间的连续性，几乎到了认定德国历史与西欧历史根本毫无关系的地步。这一观点与民族主义和保守的历史著作中所持的观点如出一辙，因此纳粹对这种观点热烈拥戴便不足为奇了。对他们而言。所谓“特殊道路”（sonderweg）不仅是要巩固德国作为列强的地位．而且是一概排斥各种立宪和社会机制（例如议会体制），因为它们与德国传统和德国人民的性格格格不入。1933年1月30日，德国总统任命希特勒为魏玛共和国总理，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纳粹主义）以合法名义迅速崛起；德国民主机制不堪一击，1934年至1938年间极权主义在德国不可动摇地建立起来；凭借各种镇压工具以及扎根于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意识形态，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纳粹恐怖统治。了解希特勒个人的经历和运命与纳粹的关系，纳粹主义为什么能崛起以及对20世纪的影响，依然是理解今日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的关键。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很少讨论不同国际体系的国家之间的冲突问题，这为建构主义学者探讨国际文化结构如何建构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留下了理论空间。但兴悟的《从马嘎尔尼使华看国际体系之争》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不同国际体系的国家相遇时，它们如何定义彼此的身份并按照什么样的方式互动？通过对嘎尔尼事件的过程分析，作者认为，作为朝贡体系代表的中国和作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代表的英国初次相遇时所发生的礼仪之争既非源于误解，也非源于直接的利益纠纷，而主要是朝贡体系所要求的差序原则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要求的平行原则之间的较量所致。

如果以人口和领土面积作为参照系，中国和前苏联无疑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巧合的是，20世纪后半叶，两个大国几乎同时开始了历经艰辛、影响深远的社会转型过程，并在20世纪的历史上展示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活报剧，至今还留下了众多令人回味的话题。 中俄两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向世人揭示了一个基本的道理：由国家主导的社会转型，执政党和国家在其中始终保持有效控制，是社会转型成功的最基本的条件。中国社会转型的现状和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柳暗花明，即普京所采取的社会政策的明显效果，都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这也是本书论述的主题之一。 人们通常说，中国的社会转型采用了渐进式的模式，而俄罗斯采用了激进式的模式，这种判断大体上是正确的。中国在基本采用渐进式的转型模式，始终保持国家有效控制的同时，在条件成熟的某些阶段，也采取了激进有效的措施向市场过渡；而俄罗斯由于采取了激进的转型模式，一开始就通过"休克疗法"和"公开化"急剧地向市场经济过渡，并对政治制度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导致了社会的激烈动荡，本来应该进行的某些改革不得不暂时停下来，如福利制度的改革等，这样反而使经济改革的很多措施贯彻不够彻底，用俄国学者的话讲，叫做"假性市场经济"。无怪乎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转型渐进当中有激进；俄国的转型表面上很激进，实际上后来被迫转向渐进，很多转型的目标并没有达到。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1952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世纪90年代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的《民族研究文集》、陈永龄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56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民族学与社会学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1952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世纪90年代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的《民族研究文集》、陈永龄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56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民族学与社会学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中国的历史这样记载：公元1644年，清朝统一了中国，但是在中国的南方，存在着一个明朝的残余政权，他们并不承认明朝已经亡国了，这就是所谓的南明王朝。历史上的南明王朝直到1661年才灭亡，尽管他们一直不承认自己的亡国。

《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像》沿着后现代主义以降的批评脉络，借引介西方当代批评家及在西方写作的海外华人批评家的理论，希望拼贴出有形与无形的中国图像。当代批评家不时直接或间接地提到“中国”，而其他有关“他者”的论述也一直被视为与“中国”存在密切关联。在这样的批评场景中，中国图像又有怎样的文化意义呢？作者尝试显豁中国图像与主导论述的微妙纠结，从而凸显后殖民语境中的中国身份问题，对读者梳理中国当代后现代问题具有及时而深刻的启示意义。朱耀伟先生的有关“中国图像”的论述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思考：如何在运用后殖民理论分析当代文化时不成为西方话语的挪用和照搬，而是注意在东西方文化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中拓展自身的当代话语理论，重视世界一体化中自身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重新阐释被误读的民族形象，重新确立被压抑的中国图像。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廉洁施政更是各地各级党和政府应当始终秉持的一个根本原则。本书从廉政预警基本理论、廉政制度层面的民主监督、廉政预警指标体系的建构、廉政预警基本理论等方面论述了廉政建设理论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指导意义。 廉政建设不仅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同时还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面对着花样翻新的腐败和违规行为，廉政工作者也必须作到“与时俱进”，及时更新知识结构和提升技术水平，让腐败分子无处遁形。廉政技术发展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本书中重点介绍的廉政预警机制就是其中的一例。作者觉得像行政管理学中的质量控制技术、目标管理技术、绩效管理技术等等，都可以吸收运用到廉政建设工程中来。除了工作流程的规划和硬件设备的建设之外，廉政建设从业人员的知识和技能培训显得尤为重要，再先进的技术也要人去掌握和使用，这里的“人”和“技”应该结合成为一个相互提高促进的有机整体。

《文汇原创丛书：大时代的英雄与美人》作者选取的是中国文明形成阶段的一些原型人物，并据全新的思想资源进行考察和解析，从而刷新了传统的评价。其视角在于人物的人性和命运，以及他们的作为与影响是否有利于人的尊严与自由的维护，并以此竖立了独特的圣贤榜和耻辱柱，也使这些人物进入了普世价值体系。作者思接千载，千啸废墟，具呕心沥血之像。全书涨满了生命体验和情感渗透，而其奇异的想象力和娴熟的表现力，则使之产生了难得的可读性。

本书是关于2005年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情况的一个总括，共分为宏观述评、中国地方政府公共预算改革、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状况和研究、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理论和调查研究、附录等五个部分。作者力图对2005年中国基层民主的新发展、新突破进行取舍、总结，将有代表性的事件和研究呈现给读者。 读者对象：各级人大和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政治学界和法律界相关领域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