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是反映李顿调查团组建、调查过程、调查结论、各方反应和影响的中、日等国相关资料的汇编，对于研究九一八事变和李顿调查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日本外务省藏档（2）/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集编纂收录的资料来自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藏日本外务省档案，主要包括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档案第三卷和第四卷，主要记录了日本外务省与驻外各领事馆之间的来往函电，时间段是从1932年4月20日到1932年6月22日。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世纪之交，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整个欧洲迷漫着一股积极乐观的气息，随着欧洲国家间体制的发展，战争、冲突、恶性竞争、民族和种族隔阂已随旧欧洲一起远去，新欧洲象征着希望和未来。然而，如果仔细观察今天的欧洲，会发现一幅颇为异样的画面：在很多国家，右翼政治和民粹主义已经足以进入主流政治视野，他们鼓吹国家的自主性，强烈质疑欧盟的正当性。对很多普通人来说，欧洲层面的超国家共同体似乎已经不再是解决难题的答案，反而成为引发它们的源头。站在十字路口的欧罗巴，它的走向必然像过去一样牵动着整个世界的脉动。

书稿为2018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西方国家治理宗教极端主义的理论与对策研究》（2018-GMB-062）的研究成果。全稿共分八章，前四章主要阐释了西方国家有关“圣战”激进化形成及治理激进化的主要理论和观点，后四章则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三个西方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分析各国不同社会与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治理模式，并详细地介绍了“社区参与型”治理模式的发展。在宗教极端主义对我国特别是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形成现实和潜在威胁的背景下，西方国家治理“激进化”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可以为我国参考和借鉴。

总统俱乐部的创建者是第三十一任美国总统赫伯特和第三十三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他们在1953年，第三十四任德怀特上任的时候，提议创办一个前总统的专属俱乐部。从此，总统俱乐部便正式成立了。这样的俱乐部团体的建成，不仅能够将各个总统的关系互相牵连更加紧密，还能借机让他们行使权力，比如杜鲁门虽然和胡佛有着政治上的不同见解，互不承认，但杜鲁门却认可胡佛的理念，他们通过俱乐部，创建了胡佛委员会，并且采取了权力集中的制度，成立了很多分级阻止，例如安全委员会，经济顾问委员会等。本书讲述了由美国现总统及在世的前总统所组成的“总统俱乐部”运作的秘密，披露了从胡佛到奥巴马，那些在任的以及卸任的美国总统们是如何相互与制衡的。作者在大量的调查、采访的基础上，向读者揭秘掌握美国zui gao权力的“兄弟会”——比如肯尼迪总统在宣布要隔离古巴的那个早上，曾打电话向他的前任艾森豪威尔通报这一情况；克林顿总统经常打电话给尼克松同他探讨中国和俄罗斯问题；在本拉登被杀死的那个晚上，奥巴马总统向小布什和克林顿通报这一情况，等等。作品既可以满足读者对白宫运作内幕的好奇，又可获得关于美国政治运作制度的知识。

提升职工队伍的职业技能，是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实现体面劳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的必由之路。本书基于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体面劳动评价指标体系、归纳职业技能培育具体形式与实践经验、勾勒职业技能提升与体面劳动实现的良性互动关系，既可为宏观层面完善劳动关系监测与协调、加强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提供决策参考，亦可为企业员工关系管理和职业能力开发提供实用工具。

本书从劳动关系冲突管理研究视角出发，基于本土情景探索劳动关系源头治理方法，聚焦企业内部制度，建立风险传导机制，注重企业内部劳动者行为及劳动者与企业内部环境的互动，提出改善劳动关系氛围的方法措施，提升员工幸福感，促进工作场所劳动关系和谐发展。

过去二十年，非洲经济虽然获得了未有的增长，人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也有了大幅提升，但贫困率仍居高不下，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采掘业有关。尽管非洲的改革倡议是建立在切实分析了限制因素基础上的，但这些倡议通常是不切实际的、宽泛的、粗放的，有必要将其细化为可行性行动。《非洲前进之路/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文库·非洲研究译丛系列》针对非洲发展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就人民与城市、民主与发展、基础设施、领导人与其执政能力等十一个领域的发展提出了解决方案：非洲国家需要做出壮士断腕般的发展安排来优先解决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基于政府的实际能力列明改革方案所需的必备要素；制定强有力的国家制度来营造增强企业信心、促进经济发展的商业环境；投入大量的精力与关注以促进私营部门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非洲金融资源的积极作用；等等。

《全球民意调查中的中国形象》向读者呈现了2012年以来海外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多项调查显示，中国整体形象好感度稳中有升，内政外交表现受到好评，中国未来发展赢得海外信心。但同时也需注意到，海外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度和认可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如何增强中国在国际民意调查方面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让国际民众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对新时期全球民意调查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职工状况研究报告（2019）》发布了中国职工状况指数，反映了职工在收入分配、养老保险、安全生产、职业卫生、集体劳动争议、新闻话语等领域的状况，并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平台劳动者权益保障、农民工群体的变动趋势、去产能行业职工状况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报告集中呈现了中国职工状况研究领域的学术动态和观点，为政府部门和各级工会组织决策提供参考，为研究者提供多角度理论和实践借鉴。

越来越多的小城市或者乡镇成为城市，它们成为城市后，原有的乡村民俗文化能不能在城市里保存下来，决定了一个大的都市能不能有它自己的文化特色。乡村有传统文化物质建筑这一套东西，比如祠堂，庙宇和土地，随着城市吞并村落，这些东西怎么办？广州猎德村是个城中村，村民把各个祠堂建在一起，所以你现在去猎德，可以看到在高楼大厦旁边有一排祠堂，原来猎德村的人还可以根据祠堂找到自己的村落。笔者在福建莆田看到，村落城市化后，人们把不同村的村庙搬到了同一座山上，这样他们还可以到这座山上去拜他们村里的庙，这是一种保存的方式。物质的东西还可以通过搬迁保存下来，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个城市里能不能流传下来，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是本来只是一个区域性的乡村文化的东西能不能成为大城市移民文化中被大家认同的文化，这是很重要也很严肃的话题。《移民与城市化》笔者在一些论坛里也提出过一个观点：以俗建雅。历朝历代都有把俗变雅的例子，因此，怎样把乡村里我们认为俗文化的东西变成城市里精英文化的东西，作为一个城市的文化传承下去，就很重要。广州已经有了尝试，如黄埔区的波罗诞、天河区的乞巧节等，逐渐成为居民雅俗共赏的节日。也许，这些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移民文化，能够整合成城市人群认同的一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