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追求和独特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得到创新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研究》从历史与逻辑关系的维度，概括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的发展过程；从党性与人民性关系的维度，阐释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的本质规定；从价值目标与价值手段关系的维度，探究增强党履行执政使命的自觉性和科学性的路径。以期全景展现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的理沦指导、文化基础与核心要义，深度彰显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幸福观的宏大格局与崇高境界。

《后疫情时代，世界向何处去？：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集合“光明国际论坛笔会-对话”中国内外专家的文章，以“危机：疫情考验”、“应对：共同战‘疫’”、“变局：疫情之后”、“启示：战‘疫’之思”为篇章划分，呈现一场全球专家学者关于战“疫”的头脑风暴，帮助读者了解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变化，认识全球共同战“疫”的必要性、思考世界各国之间的对话、读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与意义。

《古代日本皇亲制度研究》对日本从飞鸟时代王权的成熟至平安时代古代天皇制的终结这段历史时期的皇亲制度作系统的研究。一方面，在纵向上全面分析不同时期皇亲与古代天皇制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古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在横向上系统考察与皇亲相关的皇位继承制度、叙位制度、任官制度、封禄制度、婚姻制度、赐姓制度以及斋王制度，并探讨这些制度与古代天皇制之间的关系。在考察古代日本皇亲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古代日本皇亲制度研究》也尽可能地关注古代中日两国皇亲制度的异同。

本书是对中世纪早期西欧宪法与宪制进行的经典性研究，第一部分“中世纪早期的神圣王权与抵抗权”系统论述了欧洲中世纪时期君主的神圣王权与臣民的抵抗权这样一对对应权利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并考察了二者与近现代绝对君主制和立宪制度的关系渊源；第二部分“中世纪的法律与宪法”则聚焦于中世纪欧洲法律的一大特点，即法律必须是“古老而良善的”，以及这一特点在中世纪法律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情况，同时该部分还进一步探讨了第一部分已经提及的中世纪抵抗权向近现代立宪制转变的过程。

在本书中，福山沿着三十年前《历史的终结？》一文开启的思考路径，围绕当今的身份政治为政治秩序带来的威胁，阐述了何为身份，以及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导致的政治撕裂。作者从观念史和政治史两个维度展开论述，溯源苏格拉底灵魂三要素的希腊哲学传统，历数卢梭、斯密、赫尔德、黑格尔等思想家有关尊严的观念，漫谈民族主义、宗教和西方左右翼的消长兴衰，纵论阿拉伯之春、反移民浪潮和民粹主义兴起等当代政治议题，比较身份政治表现于世界各地的异同。他提出，身份不是当代政治催生的新鲜事物，它扎根于人类灵魂中的激情、对尊严的渴求与个体独有的生活体验，随着经济现代化与社会的快速变革而兴起，取代旧的社群形式，成为人们赖以争取承认的方式；它不是恒定之物，也并非必定导致社会的分裂。

《当代视域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管理研究》剖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定义，是指中国历代政府（或其他势力）利用各种手段（法律或习惯、强制或教化、有形或无形）对基层社会成员进行教养与控制，以达到社会稳定、民众安居乐业的目的。为了与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治安管理等相区别，将古代社会管理的内容分为六个方面，即户籍管理、家庭与宗族管理、社会教化、社会控制、社会组织管理、社会救济。本书的主旨并非全面研究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和思想的内容，而是重点挖掘传统社会管理中的时代价值。

《曙光——8个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系统记录和阐述了8个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背景、成立经过、组织成员和活动业绩。以此所展现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给人以具体鲜活的感觉，生动而不呆板，具体而不抽象，人人都能感受和体验。该书注重通过对当年社会状态的考察和对具体数据的分析，揭示中共早期组织的形成背景，从而说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性。例如，在介绍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时，通过分析1911年至1920年上海经济发展的数据，说明经济发展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思想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同时还列举了该阶段上海工人总体人数与工种数量的演变，以及工人工作时长与生活成本等具体数据，使得论证的说服力得到增强。在介绍《星期评论》与李汉俊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时，给出了刊物的发行量、文章数量以及李汉俊所发表的与马克思主义传播有关的文献数量。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是该书论述中共早期组织形成背景的一大优点。该书系统梳理了8个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业绩，使读者更为直观、明晰地了解到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轨迹和历史贡献，了解到面对灾难深重的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如何通过博览群书、翻译经典，或者寻访世界、遍求真理，孜孜探求解救中国的道路和方式，从而使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他们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责任之心。《曙光——8个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以集体传记的形式，将58名早期共产党员的事迹汇集起来，以大致相同的篇幅介绍每个人物的生平。最初的58名党员，分布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和法国巴黎、日本东京8个地方，他们以共同的心愿和心志，积极创建中国共产党，揭开了一个伟大历史进程的序幕。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庄严宣告诞生。当时我们的国家已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大声疾呼：“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①由此上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80年里，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从睁眼看世界萌生变局思想到师夷长技以制夷，从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到西体中用的变法维新，从《资政新篇》的太平天国到三民主义的辛亥革命，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探索和斗争，最后都以失败告终。面对山河破碎、哀鸿遍野的中华大地，一个以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主体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了，它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为标志，开启了思想启蒙的序幕。这是一场观念形态的变革，它提倡民主自由，反对专制，反对旧礼教、旧伦理；它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它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从形式到内容倡导文学革命；继而它又将法俄革命进行比较，终于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迎接到中国。它有如狂飙巨澜，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作用，把广大青年从承袭几千年的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有力地推动中国革命向思想文化变革的深层次发展。就在这孕育历史巨变的关键时刻，58个信仰马克思主义、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人聚集到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们尚不知这是世界上伟大的创业。28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70多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为拥有9000多万党员、领导14多亿人口的执政党，而且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58名中共早期党员，他们在创党过程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开启了人生的壮丽篇章；此后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了不一样的人生结局，他们的人生沉浮、功过是非，亦常常引人评说。追寻他们的思想历程和人生轨迹，展示他们人生道路的艰难抉择，探求他们的人生价值，揭示社会历史发展与个人成长的规律，不仅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对于后人亦不无裨益，相信读之定会有所启迪。

本书立足当今世界具有全球性重大战略的发展问题，根植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深入阐释了经济的持久健康发展不仅需要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还需要有合理的发展理念。因此，本著作对于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观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也是一项对当今乃至未来都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项目，它不仅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深入思考，更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是未来发展的航标指向和人们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根本遵循。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正在成为一种常态。作为行政决策制度的重要内容，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是一种多元化、系统化、类型化的机制。目前，我国的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尚处于探索与初创阶段，有关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法治化理论研究也依然是一个薄弱环节。为进一步加强这一制度的法治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中国行政决策责任追究问题研究》突破学科视域的壁垒和限制，对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主体、对象、范围、标准以及责任形式等制度核心要素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结合地方的初步实践探索，对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提出了建议方案，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制度探索中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