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研究》由四川外国语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主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力图运用新材料、吸收新理论、采用新方法，对当代以色列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等展开综合研究，兼及相关的犹太研究和中东研究，全面展示中国以色列研究学者的新成果，旨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服务。本书为第2辑，收录了14篇文章，设“名家访谈”“当代以色列”“犹太研究”“以色列与中东”“书评”等栏目。

《阿拉伯研究论丛》是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研究中心主办的关于阿拉伯研究的集刊，内容聚焦于广大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外交等方面。本刊以阿拉伯研究论坛为依托，选取学者于论坛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编选成册，以有益于国内阿拉伯研究的积淀。本书是第11期，分为国别和区域聚焦、阿拉伯语语言文学两个栏目。

本书聚焦德国政府的发展援助政策，对德国发展援助政策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对其历史发展轨迹、基本内容、机制、动力和发展趋势等进行分析和探讨。书中在阐述德国发展援助政策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偏重国际政治分析视角，主要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等宏观角度分析和研究德国发展援助政策，注重战略、利益、动力、格局、效果等因素，把握其运行的宏观背景，分析其利益驱动力，研究其特征和基本规律，探讨其发展趋势。

本书捕捉南非城乡民众的声音，从社区生活经历和现实出发，对当前的南非中学后教育与培训（PSET）体系加以评价。更重要的是，本书指明了当前中学后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局限性，提出该体系未能充分满足南非备社区民众的需求和利益。本书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解放教育的必要性，并提供了奠定“学而为生”新框架的原则。书中指出，必须重构南非中学后教育与培训体系，以便更好地满足贫困劳动阶层的需求和利益。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系列出版物。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主编皆为国际关系各个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每年出版1-2辑，已经在我社出版到28辑，本辑为第29辑，专题为：“气候谈判与国际政治”。2015年《巴黎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的阶段。2018年12月卡托维茨气候谈判达成的协议为《巴黎协定》的实施进一步准备了条件。然而，各谈判方在气候资金、损害赔偿、减排责任分配等议题上的分歧尚未得到实质性的解决，未来的谈判以及履约进程面临诸多挑战。同时，非国家行为体在气候谈判进程内外也继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巴黎协定》的履约和后续谈判取得了哪些进展？当前谈判中的主要分歧与《巴黎协定》签署之前相比有何异同？各主要利益相关方的立场和策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气候谈判如何同其他区域性以及行业性的气候治理进程进行协调？如何评估非国家行为体发挥的影响？本辑《复旦国际关系评论》通过理论和实证等研究探究上述问题。

本书对2021年中美、中俄、中欧、美欧关系的发展走向进行了分析，对全球重大武装冲突和全球军事形势进行了梳理，并对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进行了评估；对全球治理的现状以及数字时代大国科技竞争、能源政治、气候变化等重大全球问题进行了跟踪研究；对国际著名智库和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的关注重点与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介绍。

捷克共和国，简称捷克，1993年1月1日独立的年轻国家，位于欧洲大陆的中部。捷克是欧盟、北约、经合组织、申根协议和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捷克自然风光秀丽迷人，人文历史底蕴深厚，民俗风情多姿多彩，工业基础雄厚，是中东欧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最接近欧盟平均水平的国家。本书以翔实的资料介绍了捷克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和外交等方面。

欧盟多重危机的交织影响下，激进右翼政党作为疑欧势力中代表性的政党团体，是欧洲一体化政治化的重要推动者。激进右翼政党为何会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它们在政治化欧洲议题时采取了何种政治策略？这给欧洲政治生态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本书从后功能主义理论视角入手，分析西欧激进右翼政党推动欧洲一体化政治化的动机、策略和影响，考察当下欧洲社会民情和政党政治的演变趋势，探讨民意、认同和政党政治因素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意义。

本书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视角，从全球、区域和国别层面深入分析了当下中国和国际社会面临的公共卫生安全、海洋安全、跨国犯罪、环境安全、经济安全、恐怖主义、移民安全、能源安全及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关联，提出了“安全互保”的理论范式，力争从理论和实证层面体现具有“中国视角”“中国范式”“中国话语”“中国智慧”“中国道路”的非传统安全治理方略和路径，展现中国学界建构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国学派”的理论探索。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添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使国际时局充满了变数。怎样认识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外时局的影响，是关系我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任务目标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重大问题。本书从四个方面对新冠疫情背景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了哲学研判，分析了中美关系，用高下立判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