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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随着城市中社区的建立，过去处于城市社会结构边缘的居委会走向城市舞台中间，过去只有几个婆婆妈妈的才管的社区小事，成为了城市改革的前沿。本书以这一反映了中国社会深刻的变革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创新为题，展示了城市治理中的城市基层政权重心下移，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由官管民的民评官，“以人为本”的现代治理理念，及政府、市场社区三者良性互动的新型治理体制。

在北京市积极筹办2008年奥运会之际，本书作者运用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对北京市民社会公德现状及其奥运祈盼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进而针对实际，提出操作性较强的提高市民社会公德素质、实现市民奥运期待目标的对策，具有很好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

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们了解不同的心理社会学分支，关注宗教课题的当代研究成果。由于各章专业视角有较大差异，提出的问题和假设比结论更加突出。国此，本书更适合作为专著性教材。最近几十年来，宗教现象在我国——尤其是中国西部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相当的地位。而主流学术对宗教进行边缘交叉研究的科学发展却缺乏关注与普及，本书为这种常常容易被政治化或情绪化的本土社会心理现象提供更加广阔也更加中肯的视点。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已于2003年12月31日由中共中央正式颁布，2004年2月17日新华社受权全文播发。《党内监督条例》规定了开展党内监督的指导思想、重点对象、重点内容，规定了党内六种监督主体的职责、责任和权利，规定了党内监督的十项制度以及如何保障党员和党组织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发挥监督作用、执行监督制度的措施，是新时期开展党内监督工作的基本依据。本书共47条，6600余字，蕴涵的内容非常丰富，需要认真学习、深入理解，领会其中的准确含义，为了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好地学习、理解《党内监督条例》精神，《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起草工作室编写了这本学习辅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同志在学习贯彻《党风监督条例》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本学习辅导的代序。

出版说明教育部推荐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两课”教材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之一，我社始终高度重视“两课”教材出版工作，并不断探索“两课”教材立体化、多样化之路。除教育部推荐的“两课”教材之外，我社还推出了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均有较大突破的“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学科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研参考丛书”，以及教育部社政司组编的“高校‘两课’教育教学热点难点问题解析”系列。“两课”教学案例、多媒体课件、配套学生用书“同步辅导”系列也将陆续与读者见面。“同步辅导”系列专门为大学生政治理论课考试和研究生入学考试编写，既覆盖了教育部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两课”教学基本要求》的全部知识点，又突出了历年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具有普遍适用性。“同步辅导”系列每章均设有“要点提示”、“基本概念”、“重点问题和答题要点”、“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点分析及预测”、“重要辨析题、论述题及答案要点”等栏目，旨在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教材内容，并提高运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此外，每本书还附有三套模拟试题及参考答案，可供学生进行考前模拟训练，提高应试能力。我们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对我社“两课”教材与相关出版物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在修订时吸取，使之更加切合读者的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本套同步辅导系列专门为大学生政治理论课考试和研究生入学考试编写。针对每章内容设有“要点提示”、”基本概念”、“重点问题和答题要点”、“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点分析及预测”、“重要辨析题、论述题及答案要点”等栏目，每书附有三套模拟试题及参考答案，旨在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教材内容，并提高运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本卷为《论丛》之最后一编，皆属有清一代。惟作者于五十年前早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此册各稿，皆在其后。前书所重偏在学术，以乾嘉经学为中心；此书所重偏在思想，极多为前书所未及者。最后康长素、章太炎所取材料，多涉及民国时代，有意考论民国以来七十年之学术思想者，究源溯本，此两人更为不可忽。而中国四千年来学术思想传统演变之所及，则此书实为其殿。承先启后，其利弊得失之所在，诚为有志于此者所当研玩也。

本卷为《论丛》上编之第二册，所收论文共二十篇，上起孔子，下迄秦代，于儒、道、墨、名四家思想内容之异同出入、年代之先后递变，均有精确分析、详密考订。对于古今聚讼之问题，——以独特之见解，予以圆通之论定，尤其如《易传》与《小戴礼记》诸篇之融会儒道，《大学》、《中庸》两篇中所未经阐发之新义，《墨辨》诸篇与惠施、公孙龙之间之派别分歧，莫不深入浅出，独辟奇境。并于哲学思想以外，引申及于社会史及文学史，分别读之，各树一义；会合而观，则先秦百家汇成一体，诚为治该时代学术思想者不可不读之书。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室主办的论文集，收入论文共14篇。内容主要包括：以探讨中国近代思想家为主。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其次是对一些从前不为学者所注意的一些历史人物的思想的研究：还有以国粹主义思潮、疑古思潮等为主题的研究及纯粹意义上的思想史专题的研究。内容丰富，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参考书。本书前言《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思想史研究室创办的，供国内外同行学者发表其研究成果的一个园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室成立于1991年。十余年来，本室研究人员虽不多，但皆能以学问、人品相砥砺，形成一个凝聚力很强的学术群体。大家工作勤奋，治学谨严，成绩颇得各方好评，乃于2002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重点学科。大家甚受鼓励，更加不敢懈怠。因承担院重大课题的关系，与研究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同行朋友常相聚会、切磋。2002年、2003年相继两次举行国内同行的小型研讨会，复于今年8月举行一次国际研讨会。为进一步团结海内外同行朋友，得互相切磋、勖勉之益，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更加深入发展，乃集议创办《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拟每年出版一辑。近年来，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讨论的问题亦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西方一个学者曾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此话如不做机械的、绝对化的理解，则应承认它有一定的合理性。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人是有思想的；为了揭示历史运动深层次的各种机制，不能不研究人们的思想。正因此，凡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以及艺术史等等领域中发生的矛盾、论争，在思想史中都会有反映。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思想史的确有可以涵盖和深化其他专门史的功能。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个有待深入开掘的富矿，这里可以引人发生兴趣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一百多年的近代中国的历史，充满着内外交织的各种矛盾，外部的威胁，内部的危机，格外逼人，人们总是在异常紧迫的形势下，对各种挑战做出应急的思考和抉择。革命与改革交相迭乘，传统与现代之间常常处于极度紧张。西方三四百年间所经历的变革和相应出现的各种思想，在几十年时间里，潮水般地冲击而来，人们大感应接不暇。一种思想还没来得及成熟，又一种新的思想便发出挑战。所以，鲁迅先生曾说，在近代中国，从最落后、最原始的思想，到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思想同时存在。这样一种局面，岂不是为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们提供了大可用武之地吗！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不自今日始。以往的研究，取得过一些成绩，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主要可概括为两点。（一）研究范围未曾清晰界定。早期一些可视为思想史的著作，往往以经学思想或一般学术思想为主要内容；后来，又以哲学思想为主要内容，再后来，则演变为以政治思想为主要内容。这些当然也属于思想史的范围。但是，思想史不能以这些内容为局限，而且究竟应如何从这些方面提抉思想史的内容，仍大有讨论的余地。作为思想史学科研究对象的思想，我想，应该是一个国家、民族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人们面对各种重大问题所做的思考。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建设一个近代民族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至少须解决如下问题：（1）独立；（2）统一；（3）民主；（4）富强。所以，凡围绕着这些重大问题所进行的思考，所提出的主张，所发表的言论，都应列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正当范围。它既不是单纯的政治思想史，也不是其他的专门思想史。它是各种专门思想史的基础和重心。为了把握好思想史的内容，必须尽可能清楚地认识历史时代所提出的紧迫问题。认清这些问题，才比较容易从浩如烟海的思想材料中，抓住属于思想史的内容。（二）方法不健全，不精密。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个很年轻的学科，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由于研究范围不清晰，决定了它缺乏方法上的自觉。也就是说，还没有建立起中国近代思想史相应的方法论系统。中国近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无不借鉴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的西方理论与方法，要在中国的学术园地里真正开花结果，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有些人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略读几本书，对其中的理论与方法能够说出一、二、三来，自己就算是那种理论与方法的一个传人了。他们不知道，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还在世的时候，就颇有一些年轻或并不年轻的学者对他们表示无比服膺；在自己的著作中极力套用马、恩的理论与方法，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看了他们的东西之后说道：如果他们所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我只能说，我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事实很可以说明，服膺和借鉴别人的理论与方法是一回事，自己的著作能否真正体现这种理论与方法又是一回事。多少年来，我们见到过太多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能在自己的研究与著述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解决几个实际问题的人却太少了。服膺其他西方思想家的理论与方法的人，也存在同样的情形。近些年来，我们听到和看到不少表彰和意图运用西方各种有影响的理论与方法的言论和著作，但似乎看不出他们解决了什么问题。这使我想起85年前，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论争。那场论争，在一个很长时期里，被人们说成是胡适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近年来已有许多学者重新研究这个问题，加以澄清，指出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对待理论与方法的态度的争论。有些人太迷信某种主义，以为把那个主义的某些基本理论、基本公式重复几遍，就能有奇效大验。殊不知，那些最初创立这种主义，相应提出一套理论与方法的人，都是应对实际问题而起的思考。我们今天借鉴人家的主义，人家的理论与方法，也必须认清我们所面对的实际问题是什么。问题认准了，再从事实际研究。必须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借鉴别人的理论与方法；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不做任何深入实际的研究，直把人家的理论与方法往自己随意捡来的事实与材料上套。以往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由于方法不健全，研究成果不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如有些著作完全依人立案，这是古老的学案体的翻版，对于研究异常复杂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不很适宜的。有些著作将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简单化、绝对化，生硬地去解释各种复杂的思想现象。还有的竞完全从现实需要出发，任意宰制史料，牵强附会。当然，也有一些较好的作品。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前进的基础和经验与方法的积累。但这种作品是不多的。

梁雨润同志是纪检监察战线上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身体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先进典型。中央纪委、监察部决定，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向梁雨润同志学习的活动。学习梁雨润同志就是为了使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进一步贯彻落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牢把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进一步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坚持原则，秉公执纪，以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果取信于人民。为了配合这次学习活动的深入开展，我们选编了有关文件和材料，供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学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