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进一步探讨了清初经学与清初易学的关系，进而揭示了清初易学的学术特色。在论述每个易学家或易著时，首先概括其学术，然后标明宗旨，从学术角度把握其易学。其二是文献与思想史的结合。本书虽然作为研究《周易》舞剧想史方面专著，但仍重视文献，从原著出发，以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分析的基础，在征引材料上，尽量全引，而非断章取义，考虑到前后大意，力图完整地把所研究的对象再现出来。在分析每个易学家或易著时，首选追术其治《易》过程，然后再研究其易学宗旨，重点在于揭示其思想，指出其贡献。易学家或易著在解《易》过程中把自己对天地自然、人生、社会、政治诸方面的见解注入其中，这些才是易学的精华，体现中国古代经学包括易学注重诠释的特点，而正是这种诠释不仅赋予易学以时代特色，折射出闪光的思想火花，而且也推动易学发展。这些思想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当今也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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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生命问题已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发展战略问题，很值得深入探讨，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生命问题，尤其重要。我们是年逾古稀或者年逾花甲的老年工作者，因此对老年的生命问题特别感兴趣。

序言我们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三版），自2003年1月出版以来，因为体系新、内容新、视角新、见解新、资料新，而广受各用书单位和读者的欢迎，一年之内印刷了三次。为了与这本教材相配套，我们又编写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疑难解析》一书，以帮助这门学科的学习者开阔视野，扩充新知，加深了解，释疑解难。本书仍由我与李景治、蒲国良三人主编。首先由蒲国良草拟出需要解析的疑难问题，再由我略加补充后敲定写作提纲，随后由蒲国良组织力量撰写。参加本书写作的，除《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三版）一书的原作者外，又根据具体情况增加了几位新的作者。初稿写出后，先由蒲国良作了初步编辑，并对个别条目作了增删，然后由我细心统修两遍，作了较多删改和补充，最后由我和李景治、蒲国良审阅、定稿。本书是本着以下三个原则来撰稿和统修的：第一，本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三版）的补充读物。在正书中已经写得较为充分的内容，本书就不再重复。本书立题与内容一定是正书欠缺或语焉不详的，这样才能为读者在阅读正书基础上扩大视野，补充新知。为此，我在第二遍统修中又对照正书，忍痛割爱，删去了内容大同小异或新意不多的20多个问题，还有几个问题内容半同半异的，我也删去了雷同的部分。对此，只好敬请原作者谅解。总体看来，这本书的内容是全新的。第二，本书的立题和内容必须是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这门学科理论体系和现实实践中要求给予明确回答的，而且在回答中不能墨守成规、囿于旧说，力求写出自己研究的或综合别人研究的新成果。我在统稿中凡是发现原稿新意不多或者写得不够周全的，我都尽力加以修补。例如，传统观念总是把托洛茨基派看作是极左派。本书在“如何评价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这个问题中，原稿只列举了托洛茨基的一系列过左的主张，并且从中得出结论：“托洛茨基的这一方案如果付诸实施，正像后来斯大林的准托洛茨基方案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它会造成社会的畸形发展，留下很大的后遗症。”我在统修中另加了一大段托洛茨基就社会主义建设提出的不少较为正确的主张，同时指明：斯大林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于1927年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后，反而采取比托洛茨基更“左”的路线，实践证明，这造成社会的畸形发展，并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我以为这样才是对那一段历史的较为公正的新评价，这样才写出了较为全面的新见解。第三，纠“左”防右，力求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较为准确的新解析。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事隔十多年之后，我看在科学社会主义领域，理论界的情况大体上也还是如此。因此，在对疑难问题进行解析时，我们主要也是努力纠正“左”的观念，同时防止右的侵袭。我在统修中更是本着此精神对原稿进行了删改和补充，以便突出纠“左”防右的宗旨。例如，“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这个问题，原稿对这一理论是全面肯定其内容和积极意义的。我则补充指出了其不足与局限，而且点明：1991年苏联的解体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覆亡最终表明托洛茨基当年的预见是正确的。托洛茨基预见到苏联面临的最巨大、最直接的威胁是更廉价的资本主义商品，而斯大林却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军事威胁。当然，并非托洛茨基全对、斯大林全错，对他们的是非功过要以实践的检验为依据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价。对赫鲁晓夫的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我也都补充了新看法，目的也是要尽力纠“左”防右。总之，我本着以上三个原则对本书大部分问题的初稿都作了重要删改和补充。有的只改动几个字或几句话，含义就有所不同，甚至大不一样了。例如，“如何评价列宁的建党思想”这一问题，原稿说：“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是列宁1905年提出的”，我修改为“是列宁于1905年表示赞同的”，因为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最先是孟什维克于1905年11月提出的，列宁于12月表示赞同。再例如，对斯大林模式形成的条件加上“斯大林模式带有斯大林个人思想作风浓重的特点。如果列宁晚死20年（列宁1924年逝世时才54岁），在同样的国内外环境中绝不会形成斯大林这种过度集权的模式。列宁从1917至1923年头六年领导执政的实践足以证明这一点”。由于本书的作者较多，每个作者所承担的问题又比较分散，因此我们采取了在每个问题之后注明作者姓名的办法。有些内容改动较大或增补较多的问题，则附署上我的姓名，以示文责由我来负。对全书各个问题凡是修改不当之处，概由我负全责。我的观点可能有很多纰缪之处，恭请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恩格斯早在1874写的《德国农民战争》再版序言中就已鲜明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6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几句至理名言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德国工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讲的，所以特别强调要把科学社会主义传布到群众中去。当今我们不仅要把它传布到工农大众中去，而且首要之点是要传布到大学生和研究生中去，还要传布到广大党政干部中去，因为他们是目前和未来带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而奋斗的骨干和中坚力量。要求人们把科学社会主义当做科学看待，要求人们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就不能仅限于要完整、准确地理解这门科学的基本原理，而且还要依据近100多年来丰富的实践经验向前去发展这门科学。要发展任何一门科学，尤其是社会主义学这样的科学，首先需要科学工作者下功夫脚踏实地地加强研究，尤其是要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不能只在旧文献中寻章摘句；其次需要科学工作者勇于突破，善于创新，不能只限于为旧的经典著作和新的领导人的言论作注释；最后还需要科学工作者善于听取别人的见解，善于开展理论争鸣，共同探求真理。当前我国理论界处于思想活跃、屡有创新的新时期、新环境。因此，我们衷心竭诚地希望：凡是不同意本书各个观点者都能摆事实、讲道理，提出另外的见解，指出我们的差误所在。让我们平等、友好地存同求异、存同争异，共同推动讨论的深化和学科的健康发展，共同为我国社会科学的繁荣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以耄耋之年病弱之躯，花了近两个月时间断续统修完全部书稿之后，我稍感轻松。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读者：本书绝不是充满陈词“左”调、粗制滥造的次品，而是新见迭出、较为精致的正品。然而，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短促，差错难免，万祈匡正。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尚有不少疑难问题来不及执笔解析，只好留待将来再版时增补了。高？放2004年3月12日于北京寓所顶斋

本书是德国著名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阐述后现代问题的代表作。作者用科学眼光考察这个向题，即从基本的历史联系中，从文学、艺术、建筑、哲学等等领域出发，考察后现代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其发展预测了它的未来。作者认为，后现代是现代的批判的继承和发展。本书对于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读者，从学理上弄清楚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尤有现实意义。

本书为作者研究德国哲学最具心得的代表性论著，研究对象包括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狄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卡尔·施密特、伽达默尔、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等近现代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由于他们的思想影响远远超出了德国的范围，因而具有世界意义。作者不是以学院哲学的方式，而是从哲学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出发，从不同的维度和层面探索并揭示这些思想巨人对时代问题的回答。这样的研究取向亦表明了作者自己的理论关切和时代关切。

本书从多方面展示了蒙古民族的发展进步。一是政治方面：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保障蒙古民族当家作主，与其他民族一道平等地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和自主地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民族干部队伍的迅速成长，是保证蒙古民族发展进步和促进自治区建设的关键因素。二是经济方面：在国家的关怀和支持下，内蒙古建立了冶金、机械、能源、化工、建材、毛纺、乳业等多种工业基地，蒙古民族的传统产业畜牧业有了历史性的飞跃发展。三是文化教育科技方面：蒙古族教育优先发展，当代文学欣欣向荣，社会科学蓬勃发展，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取得突出成就，蒙古族医药学焕发了青春，民族体育和音乐艺术取得巨大进步。四是社会方面：蒙古族人口兴旺发展，人口城市化进展迅速，体质不断增强，牧民和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蒙古族宗教改革取得巨大成功，思想观念不断更新和进步。　《民族区域自治与蒙古族的发展进步》的出版，必将激发勤劳、勇敢、智慧的蒙古民族奋发图强、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加快自身的发展进步；也将促进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实现共同进步，共同繁荣，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快内蒙古自治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始终密切关注、高度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推动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并形成了系统的科技思想，对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邓小平科技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科技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为了便于广大干部和群众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科技思想，编者们编辑了《邓小平科技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四）》一书。本书的内容摘选自《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

《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的内容是《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于1781年问世，因被人误解为“贝克莱主义”而使康德异常苦恼。于是康德于六年后对这部书作出了修订，尤其是增加了“对唯心论的驳斥”一节，并大大地压缩了有关再生的想象力的派生作用的部分。《康德全集》科学院版的编者把第二版单独编为第三卷，而把第一版中修订较多的部分与其他著作编为第四卷。这里完全按照科学院版译出。《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因而早就引起了汉语译界的注意。目前已有多个中译本和不同的节译本。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这些译本，并对这些先行者的开创性工作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