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五世纪下半叶起，以意大利为发源地，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化，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òMachiavelli1469—1527）正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巨人之一。马基雅维里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政冶家、外交家；同时是一位思想家——政治思想家。马克思曾经肯定马基雅维里及其后一些近代思想家在国家观上摆脱神学的束缚说，他们“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都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并且又一次指出马基雅维里及其后的一些近代思想家使政治研究独立于道德，他说：“从近代马基雅维里……以及近代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冶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马基雅维里是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同伦理家彻底分家的人，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并且是历史家、军事著作者、诗人和剧作家。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其传世的著作，包括《君主论》、《论提图斯·李维著〔罗马史〕前十卷》三卷（下称《李维史论》）、《佛罗伦萨史》八卷、《兵法》（直译：《战争的艺术》）七卷、《曼陀罗华》（喜剧），还有其他剧本、诗、文以及大量的关于出使各国的情况报告和通讯等等。在作者的几部学术名著中，《君主论》是最小的一册，但是最有名。——作为一部代表作，它使马基雅维里身后获得举世周知的名声（也包括恶名和所谓“马基雅维里主义”、“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等称谓）。此书在马基雅维里死后五年即1532年印行，迄今四百五十多年，从西方到东方，在宗教界、政界、学术领域和社会上广泛地引起各种强烈的反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西方国家一些舆论界列为当代最有影响的世界十大名著之一。《君主论》和关于马基雅维里思想的研究，从新译本到专著在东西方各国不断出版。马基雅维里已经绝后，葬地无可考。现在在佛罗伦萨桑达·克罗切教堂放着刻有碑铭的石椁，是1787年后人为纪念他而制造的。

很长一个时期，在欧洲一般人的心目中，苏格拉底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地位曾经是确定了的。他是柏拉图的老师，而柏拉图则是古代欧洲哲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是古代希腊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之一，被这样一位哲学家极力推崇的老师，其历史重要性，自不待言，加之柏拉图对这位老师之死的描述，当人们没有怀疑它的政治意义时，其人格之感人，使苏格拉底的形象更增加了一层道德、伦理典范的“圣光”。欧洲人对自己的先辈的这种传统看法，是根据一些基本事实得来的，虽然一般人对这些事实并没有多加分辨，更没有故意搜集相反的材料；然而学者们、哲学史专门家们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正在于发常人之所未发，终于对这个传统的苏格拉底的形象提出了一大堆疑问，写了一本本的大部头著作，考证、分析了有关苏格拉底的各种材料，在弄清许多史实方面，这些学者是有很大贡献的。在一个阶段，苏格拉底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本卷收载列宁1903年9月至1904年7月，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激烈斗争时期的讲话和著作。这一时期，俄国正处在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持续发展。1904年1月爆发的日俄战争加剧了俄国的革命危机。“处处都感到伟大风暴即将到来。一切阶级都动了起来，准备应变。”（《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6—7页）无产阶级要在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就必须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革命政党。1903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解决了这一任务。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统一的纲领和章程，建立了中央机关。列宁的建党思想取得了胜利。机会主义派成为少数派（即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中央机关中占了优势。代表大会之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面临的任务是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在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基础上把所有党组织团结起来，领导广大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做好迎接即将来临的革命战斗的准备。然而，孟什维克不甘心在代表大会上失败，仍坚持其机会主义立场，继续进行分裂活动。1903年9月，孟什维克召开派别会议，建立秘密的反党中心——少数派常务局，制定派别活动的纲领和夺取党中央机关的措施。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套装全4册）》是录接宋徐太常编年录，起于宁宗嘉定九年，止于帝爵祥兴二年。宰执拜罢月日，俱照宋史及宋史新编年表图。但宋史冗而新编跦，今参用之。是录以宰辅为名，所重在相，故于某年之下系之以某人为相。一人则书曰「独相」，二人三四人则书日「并相」。

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他为新中国的胜利和诞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不幸的是他在1950年因病早逝。任弼时在党的建设、青年运动、军队工作、根据地建设和土地改革等方面，有许多重要著作。他的思想理论贡献是我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

《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 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 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而《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通典》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中），分为九类，以食货居首，次以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子目。对于历代典章制度，都详细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有时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通典》的作者是杜佑。《通典》的体例仿效纪传体正史中的志书，将断代体改为通史体，是一部专门记载历代政治、经济等制度沿革变迁的典志体史书。《通典》记述了传说中的黄帝，下讫唐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本卷包括瞿秋白1923至1924年的政治理论著作。

瞿秋白的散文从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可说得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代表了散文新的风格，具有时代性、文艺性、政论性的特性，为中国以后的报告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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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思想界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方面发生了许多重大转变，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转变是唯科学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唯科学主义者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科学能够而且应当成为新的宗教。这种科学崇拜导致了现代中国思想界的大论战，也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铺平了道路。《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对唯科学主义的根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对20年代“科学一玄学”大论战，对各派唯科学主义者的思想实质进行了详尽透彻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