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探讨群众运动的一些共有特征，重点是陷入狂热的乌合之众的人格。长期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生活经历使作者发现，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已无可救药地失败，渴望逃离自我寻求重生，将生命托付给某项神圣伟业让他们感觉不错，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令个人的责任、恐惧、无能得以掩埋。运动的领导者则刻意培养参与者的罪恶感，号召自我牺牲以获救赎。自1951年出版后，本书即被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之作，短期内行销50万册以上，被译成10余种语言，是多所大学政治系的必读书。至今，其佳言警句仍不断被引用、辑录。

《以共和国名义判决：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前后》口述者王文正，参加了特别法庭对林、江集团主犯的审判，之后又作为审判上海“四人帮”余党的主审审判员之一，是唯一同时参加了这两次重大审判的人。这位八旬老人，凭借其掌握的大量一手资料和清晰的思维，回述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前前后后的真实历史。《以共和国名义判决：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前后》是第一本专题反映“四人帮”上海余党的罪行及审判过程的著作，既有大量一手历史资料，又以作家生动细腻的笔触写来，史料性与可读性兼具，同时配有大量历史照片，成为承载一段不平凡历史的好文本。

本书是开国三大运动之一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全景纪实，第一次用纪实文学的手法来描述这一伟大运动。作品通过第一手资料，真实反映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血腥压迫，阐明了改革封建地主土地制度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作品使用简洁的笔法，追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耕者有其田”而进行的艰辛探索，真实地再现了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制定土地改革政策的智慧和英明。而对于清匪、反霸和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参与土改运动的真实再现，使今天的读者能够进一步走进当年的历史之中，去感受、去思索。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是共和国建国60周年。在党与共和国的历史上．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里程碑的“伟大转折”无疑是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它在拨乱反正，提出改革开放任务，推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围绕这一事件，作者在深入研究后发现，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是历史转折的前奏；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为历史转折创造了前提；此后的两年为历史转折作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转折。从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二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作者程中原，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原副所长，共和国史研究的权威，也是那个年代的亲历者。作者依据文献和档案，以史家的态度与生动的文笔，全景式地展现了1975-1982这八年，即文革后期至中共十二大之间，党和人民为改变中国命运与前途而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与开拓创新的努力。为了增加本书的可读性，作者在叙述中着意穿插许多重要事件的历史场景，让读者在阅读中走入历史，从而在故事中体悟共和国那个特殊的年代。

围绕2008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全国推出了许多各种各样、生动感人的著作，这些无疑都是必要的，我也收集和珍藏了一些这样的作品。即便如此，《中国的精神记忆：2008沉思录》仍有其独特之处。伟大的时代必定要演奏出雄浑的乐章，而精神的烙印一定会是乐章中令人难忘的高潮。在《中国的精神记忆：2008沉思录》中，罗海岩同志通过发生于2008年的重大事件，对中华民族的生命价值观、国家发展规律、精神力量的底蕴等问题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展现了一位富于责任感的中国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和追求。他的探索和研究，将有助于启发人们思索，中华民族如何进一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何进一步在追求物质层面上富足的同时追求精神层面上的富足。

《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六·二八”事件的启示》作者、新华社高级记者刘子富通过对“瓮安事件”深入调研，提出了“新群体事件观”。即现场第一原则、就事论事原则、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原则、反思自责原则、问责制原则以及慎用警力原则。这是对贵州省成功处置“瓮安事件”的系统的总结。《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六·二八”事件的启示》对各级领导干部化解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剖析瓮安“6·28”事件，使人深受启迪：没有不讲道理的人民群众，主要问题在于瓮安原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干部作风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出了偏差。一部分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不牢固，群众观点越来越淡漠，忘记了“群众利益高于一切”这个夯实执政基础的法宝，群众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严重缺乏安全感，导致当地党委、政府与群众的“鱼水关系”，逐步演变成令人痛心的“水火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