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湖北省委2018年参政议政成果文集》把2018年湖北省盟员全年度参政议政的调研报告、政协提案、社情民意等成果汇集其中。这些文字成果题材广泛、内涵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等各个领域，充分反映了广大盟员在各个领域艰辛而卓有成效的科研与探索，反映了广大盟员对新时代民生与时俱进的关心与思考，反映了民盟盟员“关注民生，奔走国是”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这不仅是盟员风采的展示，也是民盟精神的传承。

《省情调研成果转化应用典型案例》首次以省情调研成果作为案例分析对象。全书内容分为前瞻篇、经验篇、问题篇三部分，从研究背景、主要内容、转化应用和社会反响等方面全方位、多层次剖析、展示了省情调研报告的写作过程和应用情况。入选案例均为近年来省内专家学者围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所撰写并得到转化与应用、取得了良好反响的优秀省情调研报告。

本书较为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政府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体系问题。在阐述政府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的基础上，分别就基本物质保障服务质量、基本安全保障服务质量和基本生活意义保障服务质量的评价进行了阐述，并就政府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体系设计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这不仅可以丰富政府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理论，也可以为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评价提供方法和指南，具有较好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生命之根在于日常生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重要路径之一就是构建和完善其日常生活化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日常生活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关注两大着力点，重点解决九大机制方面的建设问题：一是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日常生活对接，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重点要建设日常交往活动的融入机制、日常礼仪活动的传导机制、日常文化活动的渗透机制、日常生活环境的营造机制、日常生活话语的转换机制等五大机制。二是要求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对社会进行合理规制，为人们的认同提供情感信念的导向性支撑。相应地要在法律调控、政策导向、道德回报以及社会管理等四个方面形成有效的机制。

科举制带来社会阶层一定程度上的流动，并且在唐代中期开始形成以科举为业的阶层，并且这个阶层也覆盖到江南地区。北宋发展科举制，并且在地方推广官学教育，致使社会知识群体继续膨胀。靖康之难后，北人再次大量南迁，这就增加了南方的士人群体。北方士人迁入南方后，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加上科举制继续发展，从而增加了南宋士人群体的数量。这源于南宋地方公私教育的普及，以及印刷出版技术的发达。南宋士人的身份的自我认同比较一致，士人的形成方式开始趋同，并且该阶层还出现了基本的分层。作为南宋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因士人自身社会地位的优势，富民对士人地位的追捧，以及地方官员对士人的礼遇和互动，在这些基础之上，士人进而在参与公益事业过程中通过与政府官员和富民等阶层发生互动，从而获得一定的“文化权力”。南宋大部分公益事业依然是地方官员为主导，士人仅是参与力量，并未达到控制地方事务的程度。

《反腐倡廉制度文化研究》从理论、历史以及现实这三个维度去展开论述，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廉洁执政思想的基本内容、主线和精髓、核心范畴、内在联系等方面，结合当前的反腐败的具体实践，重点关注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及其当代资政作用。

《前提批判的内在逻辑及其多维展开》基于哲学追求前提批判的内在秉性，依循哲学前提批判的基本准则，以概念解析等方法，分别对马克思哲学内在逻辑、意识形态本质意蕴及其前提、科学批判的确当性根据、伦理实践的唯物史观框架等重要哲学论题，在不同的逻辑方向和相互参照性的价值空间中，展开多层次的分析考察，以期发现和领悟渗透于其中的时代灵魂及其内在召唤。

清代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是“清承明制”，既承继了中原传统封建王朝政体的共性，特别是对明代的体制加以延续和仿效，同时又充分体现“首崇满洲”的指导思想，保留有鲜明的满洲民族政治传统的个性。与此同时，清代作为末世封建王朝，鸦片战争后被迫从传统步入近代的历史轨迹，反映在政治制度上，体现出传统与近代交替嬗变的时代特征。有清一代的政治制度建设，可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皇太极到康熙前期，是初创期。《大明会典》是这一时期处理政事的主要依据，并建立了以三院八衙门为主体的国家机构。定鼎中原后，多尔衮摄政期间也俱仿明制，确立了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满汉地主阶级政权。承袭明制过程的背后，反映了满洲贵族内部汉化与反汉化两种势力的交锋与对抗。康熙中到雍正时期，是政治制度建设的发展期，各种制度建设随着皇权的加强逐渐趋向健全和完善，特别是雍正初年“军机处”和“秘密立储制度”的建立，对中国传统的君相体制和皇位继承制进行了有效改革，为清代政治制度加入了崭新内容，表现出自己的个性。雍正朝至道光朝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是清代政制建设的成熟期。大部分典制在乾隆时基本定型，其完备程度堪称集历代封建王朝之大成。道光二十年（1840）至宣统三年（1911）清朝覆亡，为清代政治制度的衰败期。清廷在应对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以及太平天国等外侵内扰的过程中，对政治制度也做了一系列的调整与变革，“西风东渐”渗入官制、法律、文化等诸多领域。建立一整套庞大的行政官僚机构，是清朝统治者行使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政治权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本卷“朝政篇”通过对宫廷机构与中央王朝行政机构系统的展示，揭示了宫廷与王朝两个系统设置与运作、改良的情况，以及皇权在其中的运行痕迹。雍正年间，军机处成立，将原本出于处理西北军务需要而成立的机构，赋予了选拔亲信参与决策并掌管军政机要的政治意义，且进一步制度化，标志着清代君主专制独裁政体的完善。九卿机构权力不大，但贴近宫廷，属于直接办事机构，往往具有环一般的作用。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开始，清廷陆续设置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南北洋通商大臣、总税务司署等新机构。20世纪初，为了改变内外交困的窘境，清廷先后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官制改革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本卷有重点地利用图片体现行政机构的演进与官制的变迁，进而揭示清代政治制度与行政制度的基本特征与运作情况。

本书以西南民族地区为考察中心，以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系为理论基点和政策导向，从健全政府治理体制、完善法律制度体系和提升政府法律治理能力三个维度，对民族地区政府治理法治化问题进行研究。本书是国内从民族区域视角阐释依法治国与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关联性的创新之作。

以人民为中心，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当前我国政府执政的宗旨。本著作针对目前行政执法存在有效性不足的问题，从形式有效（过程）和实质有效（结果）两个维度论证行政执法有效性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执法本身的合法律性是执法有效性的基本保障，执法过程的可证成，是执法客观公正的必要手段，同时，执法的有效性必须很终体现在结果的可接受性上。实践证明，交往理性是实现行政执法形式有效与实质有效的很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