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数字的高低，一直被视为衡量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但是现实生活中，GDP的上涨和幸福感的提升往往存在较大反差。GDP究竟是不是最好的一个衡量国家发展状况的指标？衡量一个国家发展和进步的指标体系应该是怎样的？幸福的生活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书中对GDP的前世今生做了分析，对幸福的标准和衡量方法进行了新的探索，最重要的是，借鉴了亚洲小国不丹的另一个指标体系：国民幸福指数（GNH）。你将看到，那些希望将GDP请下神坛的人们，对GDP有着怎样的批判和争论，而在探索衡量？家发展的指标体系方面，人们又做出了哪些新的尝试；作为一个尚待完善的国家管理工具，GNH指标如何能使国民幸福成为不丹全民的信仰，以及在这样一个GDP并不好看的贫穷小国里，人们有着怎样真实的幸福感。可以说，不丹的GNH理论和实践，显示了亚洲文明在应对当今世界难题方面潜藏的力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GDP世界第二的大国来讲，在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引导方面有很强的启发意义。而对于个人来讲，首先想清楚幸福的标准是什么，好的生活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才不会在碌碌奔波之余后悔与幸福的南辕北辙。

《实证政治理论（第1卷）：集体偏好（引进版）》讲述了实证政治理论通过数学模型分析政治现象，这些模型能对政治结果为什么是我们所看到的样子而不是其他样子做出解释。有关这种政治结果的例子包括：在选举中脱颖而出的政党或者候选人、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关于是否进入战争状态的决定或者设计宪法等。这些模型一般都首先假定政治结果是有关人——在第一个例子中为选民和候选人，在第二个例子中为当选民意代表或经任命产生的政府大臣，在第三个例子中为政府首脑和公民——的决策所产生的结果——想要的结果或者不想要的结果。实证政治理论中的大部分模型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但是，这两种类型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清晰。一类模型是以标准的关于个人决策的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这一理论假定每个人在给定的选项集上有界定清晰的偏好，一旦此人做出了选择，则在选项集中没有其他任何选项会被此人更加偏好，就是说，此人选择了一个最好的选项。但是，在政治学中，极少出现一个人的偏好决定最终的集体选择的情况；甚至独裁者都会对所在政体中其他某些人相当敏感。于是，实证政治理论中的第一类模型探讨个人偏好被直接加总为集体偏好或社会偏好关系的可能性，如同个人决策模型，集体偏好或社会偏好关系于是被最大化，从而产生一组最优选项（在这里，“最优”指的是在集体偏好关系下“最被偏好”）。如果对一个给定的加总方法，最优选项集肯定存在，我们就有了一个类似个人选择的模型：所观察到的集体选择是这个最优选项集中的元素；并且至少在理论上我们能够确定，对在现实政治世界中所观察到的现象，这个模型是否提供了好的解释。

研究了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架构。作为理论家和思想家的毛泽东，其思想贯穿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外开放思想，散见于他的著作和谈话中。发展商品经济理论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基石；认清国情是毛泽东对外开放的客观依据。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平等互利；坚持“洋为中用”，反对教条主义；向外国学习，坚持使之“中国化”；抵制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坚决反对“和平演变”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制度安排。

孙中山虽然是伟大的历史人物，但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作为一个活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不可避免地有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因此，孙中山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错误的认识，这在由戴逸主编的《孙中山文选》所选译的文章中也有所反映。

本书采用“体制一过程一方法”的分析范式，系统诠释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行政决策的重要思想。通过对毛泽东邓小平关于行政决策的人民主体性、行政决策体制、决策过程、决策方法等的系统研究，科学地挖掘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行政决策的思想。毛泽东、邓小平关于行政决策并没有直接的论述，而是体现在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整个历程中，体现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整个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体现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和实践中，本书对毛泽东邓小平行政决策思想体系进行了深入挖掘与科学提炼。 本书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探讨了邓小平对毛泽东行政决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对毛泽东邓小平行政决策思想的内在精髓进行挖掘。毛泽东邓小平行政决策思想作为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主要体现在为人民服务的行政决策共同目标取向、权变性的行政决策发展思想、加强行政人员队伍建设的行政决策能力提升等层面。邓小平对毛泽东行政决策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决策体制改革、决策制定原则、调动群众执行决策方式和决策监控方式与决策价值评价等层面。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既要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好传统、好做法，更要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特点，不断探索创新思路和方法，增强针对性、感召力和渗透力。要着力在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上下功夫，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努力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情理并重、深入人心，使人的思想境界得到提升，从而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动力，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健康发展。中国建设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编辑了《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案例》，汇集了近年来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经验，内容生动，贴近实际，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大有裨益。

《社区减灾：理论与实践》主要从当前中国社区的现实出发，回答三个问题：社区减灾由谁来做？如何做？用什么资源来做？从而构建社区在应对灾害时的体制、机制。本书的特色是在写作过程中，结合“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典型案例，对当前中国社区减灾的现状、问题、原因等进行分析。

《毛泽东中央苏区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概论》着重就毛泽东教育思想形成期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教育实践史料充实，包括毛泽东的教育活动、教育调查、教育改革和教育管理等；教育思想内容丰富，围绕毛泽东提出的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和中心任务，论述了毛泽东以下基本观点：①教育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办教育和受教育的权利根源于生产关系及其生产关系决定的政治、经济权力。②解决工农大众受教育权的根本途径是夺取政权，人民先有政权而后才有教育权。③新民主主义教育必须为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服务，必须与劳动联系起来，其目的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工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④办教育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办人民大众欢迎的适合他们需要的学校。⑤各类教育都要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建设新教材，提倡启发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

《行政文化与伦理研究》从对比分析中西方传统行政文化的特点入手，指出了中国“自律诉求”传统行政文化的制度困境和西方官僚制的伦理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以德行政”的公共行政体制是中国行政改革和发展的关键路径，并在强调个体德性伦理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道德的制度安排。《行政文化与伦理研究》还从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角度探析了行政伦理视阈下的腐败防治和公务员道德建设问题。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法治思想探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哲学定位方法，历史考察方法，价值判断方法，阶级分析方法，语义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对孙中山与中国法治启蒙，毛泽东与中国法治萌芽，邓小平与中国法治发展作了深入的科学分析。在此基础上论证了中国近代法治从启蒙到萌芽并发展的演进历程。《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法治思想探究》由王云飞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