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专题文集（套装全5卷）（精装）》分五个专题，编为五卷。分别是《论马克思主义》、《论社会主义》、《论无产阶级政党》、《论辨正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资本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精选了列宁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文章、报告、笔记和书信，既注重反映列宁毕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以及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又着眼于适应干部群众学习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际需要。《论社会主义》收入列宁著作35篇，相关重要论述51条。列宁在这些著作和论述中阐述了马克思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的科学结论；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科学论断；论述了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阐发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论无产阶级政党》收入列宁著作29篇，相关重要论述50条。在这些著作和论述中，列宁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紧密结合党的建设实践，系统地、科学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通过对第二国际和俄国党内错误思想的分析和批判，阐明了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的根本宗旨、基本理论、组织原则和奋斗目标。《论辨正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收入列宁著作14篇，相关重要论述13条。列宁著作分两部分编排。第一部分是两本哲学专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节选）和《哲学笔记》（节选）；第二部分选收了列宁论述哲学或涉及哲学内容的一些论著，按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其内容既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也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论资本主义》收入列宁著作19篇，相关重要论述26条。在这些著作和论述中，列宁运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批判了俄国民粹派经济学家的错误观点；总结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历程；阐释了关于社会分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及其实现剩余价值的条件、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的过程和条件等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有关的重大理论问题。

《解析政治学》是为课堂设计的一部教科书，不过，它也可以作为那些希望更新知识的政治科学专业人士的参考读物。因此，《解析政治学》所涉及的材料是介绍性的，书中的描述以讲解例证为主，而非强调正式的结论或定理。尽管如此，我们将利用“空间”模型来表述政治偏好，为了引入这一基本的模型，我们不得不使用某些数学符号，而如果某些读者对被布莱克称为“简单算术”的数学知识缺乏了解，那么他们似乎会感到难以承受。考虑到几个不同读者群的需要，我们几乎完全以文字和图形来描述空间模型，只是在第四章中搜集了一些技术难度较高的材料。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收入恩格斯1876－1878年写的《反杜林论》，并节选恩格斯1873－1882年写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是恩格斯为批判欧根·杜林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领域宣扬的错误观点，回击杜林对马克思学说的进攻，并清除杜林思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影响而写的一部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恩格斯通过对杜林观点的批判，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收入本卷的《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研究自然界和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问题的重要著作。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由论文、札记和片断组成。本卷主要选收了其中论述自然科学史、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自然界的辩证法规律和自然科学的辩证内容等方面的论文、札记和片断。这部著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新领域，为自然辩证法这一学科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汇集了金观涛、刘青峰十年来在一系列大型研究计划支持下完成的主要成果。作者建立并利用含一亿两千万字文献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以关键词如“权利”、“个人”、“公理”、“民主”、“社会”、“科学”、“经济”、“革命”等政治术语的统计分析为基本素材，各辅以相关的统计图表，探讨它们对应的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在中国的引进、演变以及定型过程。不了解这些重要政治观念，就无法理解支配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政治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变迁方式。

这本《政治设计与政治发展》，对政治设计的功能、范式、场景、历史渊源、技术规范、政治设计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以及制度设计、公共政策设计、行政策划等基本问題；对社会建设战略设计、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安排、执政物理结构优化、领袖人格设计等。都进行了一些深入的、有意义的研究。这部论著反映了作者对于政治学术的探索性精神。该书从人类文化特性和人的历史主体性这一基点上界定了“政治设计”，提出政治设计是人类特定的文化行为，是人的“族类”本质的外化，是历史主体在历史规律大框架背景下的“理性化”，创制。由此政治设计是历史选择与技术设计的统一：在历史规律一面，政治设计是设计性的“选择”；在历史主体一面，政治设计是选择性的“设计”。在政治设计基础理论方面，作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如范畴是政治设计分析和研究的基本工具，建立政治设计范畴体系，是政治设计学术研究的任务之一。作者提出政治设计的技术范畴，主要有价值、逻辑、系统、变量、平衡、结构、功能等诸多方面。在《制度设计的前在预设》一文中，分析和归纳了制度领域关于人的特性、权力特质、理性限度、国家实质等各种“前在预设”，揭示了人类规则体系所特有的既基于人性又超越人性的文明特征。这些方面的研究，为拓展和完善政治学学科內容，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政治制度是自然“长成”的．还是人为“设计”的？这是古往今来很多思想家致力于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了人类制度发生学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历史之争等问题。作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制度领域“理性过度”和“理性阙失”都有失大当，虚无主义和“乌托邦工程”的“整体设计”都是一种必须规避的极端。书中对于制度的“演生性，”和“创制性”以及如何保持它们之间的平衡、实现优化互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方法。“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本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应该是“道”理之作，但它不会拘囿于“形而上”，一定会有它实际功用、资政生活的一面。《政治设计与政治发展》很注重政治设计的实际应用。如书中提出现代国家的执政，不仅要正义，还应具有“温润而泽”的“政治外相”，它必须是正义的、规则的，同时还应该是智慧的、情愫的、云淡风轻且春风拂面的，有较高“人性化”指数。基于此，书中提出了“执政政治美学”这一范畴和命题以及一系列技术假设，论证了公共执政关学基础的可能性。提出了“规则与秩序”、“透明与简约”、“艺术与圆融”的政治美学的“三维空间”和七个方面构成的结构框架。尽管这些概念和命题尚值得进一步推敲和论证，但这些思想，对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提高执政绩效、夯实执政基础，实现执政产出的最大化，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操作双重层面的功能与价值。总之，无论是从学术研究角度，还是从政治实践角度，这本《政治设计与政治发展》都是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的。

《国家权力监控机制比较研究：基于多数民主模式与共识民主模式的分析》从总体上分析两种不同民主模式中国家权力监控的机理与效能，对国家权力监控机制的三个重点环节一国家权力的赋予、配置、监控进行比较研究。并在上述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以“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思路为指导，择取国家权力监控机制的三大环节一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国家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以及廉政机构建设进行现状分析与思考。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名人，博学多识，论著宏富（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计有1400多万字，未刊稿在外），思想和经历也很复杂。一些“评传”或专论只就其在“政潮”中的经历进行评述，给其定位是“改良派”或“保皇派”，对他的个性思想特点却较少深入的分析。一名之立，就让人“望而生畏”，甚至“望而生厌”。这种状况，是由多种历史原因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有些论著对“改良派”“保皇派”外衣下的梁启超若有一些新发现，意图揭去其外衣，还他一个本来面貌，这种趋势是可喜的。但也仅仅是“趋势”，和梁启超的思想原貌似乎还有不小的距离。梁启超爱谈“思潮”“政潮”“潮流”。他曾经是“舆论界执牛耳”的“巨子”，凭藉所掌握的报刊，“兴风作浪”地倡导过一些“思潮”，耸动了一时视听，有的成了国人的“共识”，有的却被对立面消解了。历史潮流，真像“大浪淘沙”，淘去了许多思想主张和文字，也淘去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许多“弄潮儿”。

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不仅在西方马克思学界乃至国际上都拥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国内学界对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的研究经历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步译介批判，90年代大力批判，至新世纪批判的同时开始反思的逐步深入过程。本书收入吕贝尔关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论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经济学的计划和方法及其意义。马克思学是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的研究，其考据研究和文本解读研究以及取得的理论成果对当代马克思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丛书通过对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梳理和译介，试图从国外马克思学主要代表人物、基本观点，研究方法等多个层面，揭示国外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新发展、新阶段和新特点，以期为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料和理论参照，为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哲学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和理论空间。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要说让研究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创新以往未有的成果了，就是研究已有成果，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也要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原理非常熟悉，否则，一无所知、一知半解，或不甚熟悉，都无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民主政治在中世纪的复活是以间接民主为基础的，委托机制，或者说代表机制成为间接民主的主要机制。在民主的量不断扩张的前提下，人民逐步找到了通过间接参与来表达意愿和控制国家政权的办法，从而克服每一个人亲自去过问国家大事难以操作的难题。著名政治思想家J.密尔对代议民主作了最早的系统论述，认为：“既然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得出结论说，一个完善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①通过委托和代表，民主找到了实现的途径，也就是说，虽然不可能实现所有的人民大众都来作主，但人民可以通过选举代表来贯彻他们的意图，从而使民主由理想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