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与国际秩序》追溯现代国际法理论形成的历史，从中世纪人文主义和经院哲学的传统，到格劳秀斯、普芬多夫、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康德等政治理论家，展现他们如何分析恐惧、国际惩罚、占领荒地等战争理由，以及自然状态下行为主体的道德限度。叙，述中注意点出每一理论思想的历史背景及其对殖民战争的实践影响，并通过现代政治理论中国家与个人的类比关系，揭示了一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复杂联系。

在本书中，马基雅维利最惊世骇俗的观点是：军队是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君王要拥有自己的军队，并应靠残暴和讹诈取胜；君王须兼狮子的凶残与狐狸的狡诈，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马基雅维利的观点自问世以来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恨之者斥之为“暴君的导师”，爱之者尊其为“民族主义国家的理论先驱”、近代“政治学之开山鼻祖”。《君王论》是马基雅雏利的巅峰之作，主要论述了君王应该怎样进行统治。除此之外他还著有《论李维》、《论战争艺术》、《佛罗伦萨史》以及戏剧作品《曼陀罗花》和《克丽齐娅》。

本书主要讲述了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主要流派之一，也始终被视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政治思想。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可以说是整个西方政治的反映，也是西方社会的一面思想旗帜。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自由主义一直强调维护个人的自由，强调个性的发展，国家要为个人自由提供保障，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应以维护个人自由为目的，反对把任何形式的强制施于个人，无论是国家的、教会的，还是社会习俗的、舆论的。在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中，诸多的杰出思想家为之做出了弥足珍贵的贡献，而密尔则是沟通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的桥梁。

张居正亲自主持编写了一本教材，叫做《帝鉴图说》，这本书精选八十一则可以仿效的历代帝王治国之善举、三十六则引以为戒的祸国之恶行，用显浅的语言为小皇帝讲述兴衰存亡的道理。这本书每则故事配图画一幅，图文并茂，令小皇帝爱不释手。张居正主编这本书，可谓用心良苦。他在给小皇帝的《进图疏》中言道：“臣等尝因前史是考所载治乱兴亡之迹，如出一辙。大抵皆以敬天、法祖、听言、纳谏、节用、爱人、亲贤臣，远小人，忧勤惕厉，即治。”朱翊钧（万厉）长大后，张居正对他的严格教育也没有停止。万历九年二月，张居正又组织诸位儒臣编写了《列朝宝训》《实录》，再次呈给皇上。此时朱翊钧已经十九岁，属于成年人了，张居正为他制订了更为系统的学习计划。在长期的政治与教育实践中，他写下了大量的教育著作和政论文章。这些著作和文章经后人整理汇编形成《张文忠公全集》。这本书的学术思想十分丰富，几乎包含了法、兵、儒、道、佛等当时中国的所有主要学术。在清朝，《张文忠公全集》被多次翻刻，尤其在清末和民国年间，不仅翻刻本增多，而且有单行本相继问世，研究其学术思想的著作也日见于世。张居正的一生虽经历官场沉浮，却始终不忘国事。他对君主尽力栽培，呕心沥血；对改革变法兢兢业业，敢作敢为。在明王朝风雨飘摇之际，这位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以非凡的魄力和过人的智慧，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获生机。

除导论外，文稿总共分五部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笔者坚持论证报告的总体内容、布局未变。第一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深化对民主社会主义起源、思想来源、性质、发展阶段等传统问题的研究。通过近年来我国围绕民主社会主义发生的一些争论来看，大家之所以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分歧很大，是因为大家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起源、思想来源、性质、发展阶段等传统的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也没有取得共识，因此，加强对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对本课题来说，仍然非常必要，具有基础性意义。第二部分（第三章），剖析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观点。研究民主社会主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观点。近年来，人们思想认识上的许多困惑都源自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观点没有正确的认识。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具体经济政策层面与民主社会主义相似性的增多，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有人片面地认为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比“暴力社会主义”好，等等。因此，为了解除人们心中的种种困惑，非常有必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观点作客观全面的解读。第三部分（第四章），对民主社会主义历史地位的评价。研究民主社会主义，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评价中，要摒弃过去那种唯我独“科”、唯我独“革”、唯我独“马”的“左”的观念，既应充分肯定其历史贡献，又应看到其历史局限。第四部分（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对比研究西、北欧国家、发展中国家、前苏东地区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007年引起争论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最核心的论断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其实，这一观点并不新颖，20世纪苏东剧变前后在我国就有人持这种观点。有人在网上发帖子声言：“民主社会主义——我的政治信仰”。2000年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书中的核心思想也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作者在书中提出：“社会民主主义是最适合改造我们国家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理论。”并呼吁“应该由民间力量及时地组成我们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并诚挚地欢迎原共产党的成员服膺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加入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来，在政治重生中施展他们的才能和抱负。

《中国很高兴》横跨政治、经济、金融、历史、文化多个领域，为我们展望了世界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机遇，提出了以“中国机遇论”取代“中国威胁论”的主张；重新梳理了中国近年来的高速发展的路线图和大国崛起的路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巩胜利，资深媒体人、学者章夫，著名作家、社会学家雅兰所著的《中国很高兴》对《中国不高兴》一书做出了回应。不作危言耸听之辞，不作哗众取宠之态；不作愤世嫉俗无谓的空喊；不作盲目乐观夜郎自大之空想；也不隐讳我们自身的问题和不足。中国正在崛起，中国时代正在来临！虽然我们步履维艰，虽然我们有时也不被理解，虽然我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但是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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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法治化的理论逻辑：邓小平法政治哲学与法政治理论研究》还提出了不少较有见地的新观点或独到见解。例如，在对邓小平政治认识方式的特色进行分析时提出：“人的认识错误难免”是邓小平政治认识论思想赖以形成的逻辑前提；“证伪”与“纠错”是邓小平独特的认识路径；从“否证”中引申出内在肯定结论是邓小平特有的理论论证方式；又如，在对邓小平政治价值思想进行探讨时提出：将政治价值评判的“人民利益”标准与“生产力”标准有机结合、辩证统一，是邓小平政治价值思想的突出特色；邓小平不仅赋予自由、秩序、平等、效率四大政治价值范畴以鲜活的时代内涵，而且基于“利益平衡”原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自由与秩序、平等与效率价值的内在统一性进行了科学的理论论证；面对特定条件下社会政治领域中自由与秩序的价值冲突，邓小平还根据秩序的“时间先在性”与“逻辑优越性”原理，并结合中国特定国情，作出了“秩序至上”的价值选择。总而言之，《政治法治化的理论逻辑：邓小平法政治哲学与法政治理论研究》是一部颇有创新性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政治哲学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当然，作为理论探索与创新的产物，《政治法治化的理论逻辑：邓小平法政治哲学与法政治理论研究》不可能十全十美，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邓小平法政治哲学产生背景的分析不够全面，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平等”与“效率”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也需要进一步深主研究。

《正义与社群：社群主义对以罗尔斯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紧紧抓住两大流派争论的热点话题，全面梳理了社群主义对以罗尔斯为首的新自由主义个人至上价值观、普遍主义正义观、机会平等观、中立国家观及消极权利观和规范教育观的批判，提炼了社群主义的基本观点，并结合当今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阐明了个人的见解，最后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社群主义的批判进行反思与总结，对其合理性与局限性加以辩证的分析。20世纪70年代，为挽救西方社会面临危机的福利国家制度，罗尔斯发表了《正义论》。由于不满《正义论》的理论前提，社群主义向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发起了攻击。20世纪80年代，社群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政治哲学领域形成了两相对峙的局面。

生态社会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以来，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潮和运动。生态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友邻流派，它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但可以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借鉴。只有参照科学社会主义，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立场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对生态社会主义进行对比和评价。这是全书的立足点。本书简要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动因进行了说明和分析，详细说明和评价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新观点；论述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