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概论》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自学考试，其职责就是在高等教育这个水平上倡导自学、鼓励自学、帮助自学、推动自学，为每一个自学者铺就成才之路。组织编写供读者学习的教材就是履行这个职责的重要环节。毫无疑问，这种教材应当适合自学，应当有利于学习者掌握、了解新知识、新信息，有利于学习者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形成自学能力，也有利于学习者学以致用、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本书介绍了中外监督思想和监督理论，中国监察制度的演进和当代中国的监督运行机制，然后分别阐述了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司法机关监督、政府行政监督、社会民主监督等具体监督方式。此外，《监督学》还对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反腐败与监督制度，如瑞典、美国、日本等国的监督制度作了分析和介绍，以达到比较和对照、启发和借鉴的效果。权力本身即倾向于腐败，没有监督的权力则必然产生腐败。人类在社会实践中试图将公共权力置于有效监督之下，从而达到预防和惩治腐败的目的。无论是用一种权力制约另一种权力，还是用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都是古今中外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功经验。

人们赋予人权太多的内容，寄寓人权太多的希望，又让人权背负太多的争议。本书展示了人权的起源、发展和今天的状况。对人权观念的反思和批评，任重道远。争取人权的斗争和落实人权的实践，权衡着一个世界公民的良知。

《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主要分析对象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类政治大灾难——极权主义。包括德国的纳粹主义和苏联斯大林的大肃反。极权主义（totalitaf-ianism）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25年，一般认为是意大利法西斯党人的创造，强调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与控制。本书被公认为是极权主义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它与1941年弗罗姆的《逃避自由》，1944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5年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9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1956年弗里德利克，布热津斯基的《极权主义独裁和独裁》等著作一样，是那一代饱受战乱之苦的知识分子对极权政权和乌托邦思想的主要反思成果。

对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的研究，目的是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以指导当前的实践。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为内容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同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着历史的联系。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是l978年以后才陆续提出来的，但摆脱苏联模式，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毛泽东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50年代中期以后就开始了。众所周知，毛泽东在5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探索，虽然有严重失误，但也有重大的成功。在探索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固然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丰富的思想内容，并且确已成为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先导。然而，在探索中的失误，也已经成为今天深化改革的有益借鉴。事实上是，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迅速地接受改革开放的思想和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且积极地投入到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去，也正是因为已经有了过去那么多的经验教训的缘故。因此，无论毛泽东晚的成功还是失误，都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科学地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于今天改革开放的深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就这种意义上说，研究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实践，就应当成为补充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内容。如果说《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的作者需要进一步努力的话，还应该将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同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更自觉、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我认为，这应当成为我们所有关心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实践研究的同仁们共同努力的正确方向。

《重新认识毛泽东》是一部有着独特逻辑结构的著作。作者以倡导毛泽东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为宗旨，以重新认识毛泽东为主线，分四卷二十二章对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难点、重点问题阐发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卷一”是“新维度：毛泽东哲学再认识”，对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哲学与实践唯物主义、毛泽东哲学与儒家中庸思想、毛泽东的一元真理观、毛泽东的政治意识观、毛泽东的个性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还把价值学维度引入《实践论》《矛盾论》研究，并站在新高度总结了毛泽东倡导的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活动的经验教训。“卷二”是“新反思：晚年毛泽东再研究”，着力探讨了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某些重大问题，对晚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晚年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观、晚年毛泽东改造哲学体系的基本思路、晚年毛泽东关于人民主体地位实质化的基本思路等问题进行了再认识。“卷三”是“新思路：毛泽东邓小平之比较”，对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的历史、现状及趋势进行了反思，还重点就毛泽东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哲学前提、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构想以及社会发展道路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的尝试。“卷四”是“新视野：建构‘毛泽东学’”，对毛泽东学建构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这部著作的体系编排反映了作者毛泽东研究的心路历程。作者的毛泽东研究是从毛泽东哲学开始的。1989年在写作《中国当代哲学》一书时，产生了研究晚年毛泽东的浓厚兴趣，遂把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确定为“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9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一书，可以算是作者对晚年毛泽东研究的代表作。晚年毛泽东的研究不可能不联系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以，从1993年以后开始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比较研究，1995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比较研究”给了我们课题组（作者是该课题组重要成员），使作者的这一研究更加系统化。多年的毛泽东研究使作者觉得有必要进行毛泽东学基础理论的思考。因此，从1995年开始，建构毛泽东学体系的问题也一直是他学术研究的兴奋点。《重新认识毛泽东》一书中的二十二章内容，实际上是作者在近10年来所写文章的集合，基本上是作者近10年来心路历程的逻辑体现。

为了积极推动各地区深入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自觉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各级发展改革委系统的各项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领导的指示下，组织了地方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编写《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策研究》。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早要溯源到19世纪40年代以后，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化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主要还集中于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想及实践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具体系统的研究，还十分稀少，每每叹为憾事。《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所关注的则是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思想发展与实践探索的艰辛历程、深层原因、历史经验与现实借鉴，这是任何关注中国问题的人们都无法漠视的一个领域，也是一个充满诱惑与研究潜力的领地。这也是《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研究的价值所在。《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希冀有所发现、有所创见、有所前进。当然，这是一个庞大的研究工程，“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让我们尽力为之，以待来者。

人权问题是全球化时代一个具有理论争议和实践影响的重要问题。人权的全球化以人权观念的全球化为先导，以人权制度的一体化和趋同化为主体，以联合国各机构为核心，形成了普遍性人权体制和区域性人权体制共存的局面。从理论上说，人权并不天然具有全球性，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使得人权从“地方性知识”变为“全球普适价值”。在实践领域，主要的矛盾是国家主权与人权之间的关系。应当将两者的理想与现实区分开来，进而分析人权和主权的多方面接触，以法治的手段去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本着人道主义的理念，贯彻权利本位的原则，以不同文明间共存的宽容态度，朝向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人权全球化基本理论研究》适用于国际法、国际关系和人权领域的师生和研究者阅读，也适合于外交和人权领域的实践工作者。

本书的核心目标是批判自由主义。尽管如此，在论证的过程中出现了若干建设性的论题：道德和政治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邪恶的盛行上；人们习惯性地导致的邪恶逆反地反射到他们身上，即使他们是不自主地导致邪恶的；如果满足某些条件，集体责任就可以被正当地归属；道德的不平等是一个明显的生活事实；正义本质上是与应得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多元主义排除了任何压倒性的信条，结果它是与具有这些信条的所有政治的意识形态不相容的。这些建设性的论题的一种含义就是，任何可接受的政治道德必须承认它们的真理性，而这是因为不这样做就不可能保护一个社会的成员能够在其中过他们自己的良善生活的条件。在本书的续篇中，这些论题将会得到发展并相互联系起来。本书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批判，作者不留情面地质疑和否定了当代政治哲学的普遍假设——自由主义观念给予人们选择和过良善生活的道德自主权，认为此观念包含着自相矛盾，所以它注定是要失败的。这是一部富有挑战性的著作，作者在反对自由主义的同时，捍卫了保守主义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