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岛雄其人与《往复文信目录》：日本公使馆与总理衙门通信目录1874-1899》讲述了：《往复文信目录》是晚清时期日本驻清公使馆书记馆中岛雄编纂的日公使馆与总理衙门的通信目录，其中涉及许多重大事件和人物，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此次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影印，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做了详细的解读。　《中岛雄其人与《往复文信目录》：日本公使馆与总理衙门通信目录1874-1899》对于研究早期中日关系，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因此他建议我们尽快将其出版，以嘉惠学林。

《藏书题识》为清汪璐辑，收汉至清珍本秘籍216种，摘引前人题跋，其中以朱文藻之《振绮堂书录》为主，又有姚咨、吴绰、朱彝尊、丁敬身等人题跋，分五卷，今只存二卷经、史、子三部，收书101种。各家题跋多记版本之优劣，校勘之精粗，间及书籍流传、书林掌故等。本书据民国间一箫一劒馆绿丝栏钞本点校。《华延年室题跋》为清傅以礼撰，所录题跋凡170余篇，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大多敍述有次，考辨精详。特别是作者熟悉明季掌故，其为明季诸书所做题跋，多有订正其书讹误失考之处。本书同刊者有傅以礼所撰《残明大统历》、《残明宰辅年表》，以及其子傅栻所撰《薖卢题跋》20余篇，此次点校一仍其旧，附刊于後。本书据宣统元年俞人蔚铅印本点校。《雁影斋题跋》为清李希圣撰，其所记为方功惠碧琳琅馆藏书。方功惠藏书多珍本精本，多经名人递藏。《雁影斋题跋》记方氏藏书66种，其中宋刻本24种，元刻本33种。每书均记版刻行款，收藏印监，于古书源流得失、版本异同考证颇详，间亦指出《四库》收录与否，并对《四库》所收该书之版本和内容进行评价，颇具价值。本书据民国二十四年湘乡李氏铅印本点校。

值此书付梓之际，作者嘱我写序，我原想大可不必。因为一本学术的书，其价值早已写在字里行间。本人之所以提笔而作，倒是想借此说几句题外的话，谈谈自己对书的感悟。自我从厦门大学毕业，步入福建师大任教以来，我就与教会大学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福建师大的前身是13所教会大学之一——福建协和大学。在我面临人生最重要的选择之时，协大图书馆的藏书成了我人生选择的唯一标准。当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时，我之所以选择以利玛窦为研究对象，就是受到协大图书馆藏书的影响。研究生毕业后，之所以要回福建工作，还是因为我念念不忘的是协大图书馆那丰富的藏书。我原本要到福建社科院工作，一切手续都办好了，最终还是协大图书馆的书把我拖回到了师大。可见，书的磁力是如此之大，我无法抗拒它。我以为世上有很多东西是可遇可求的，而书常常是可遇不可求的，更何况协大收藏的书都是一百多年前的，尤其是那些珍贵的西文善本书。

本书以实用性和参考性为特点，旨在为图书馆服务工作人员提供一把规范性、灵活性、创造性开展服务的钥匙；旨在确立员工服务行为准则与礼仪规范，并通过图书馆服务工作人员文明的语言、热情的态度、优雅的举止、儒雅的风度、娴熟的技能等为读者提供超越其心理期待的、超越常规的满意服务；旨在追求一种超凡的理想服务效果和完美服务境界，从而建立起图书馆和谐服务文化，并通过这一文化来提升图书馆的整体服务水平和服务形象。

《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是莫友芝于同治四至八年间客游上海等地所见宋、金、元、明椠本及稿本、钞本的记录，共收书130余种，每书皆撰有解题，详录各书行款版式、评断版本异同优劣、订正前贤讹误、迻录藏家跋语印记等。《持静斋藏书记要》乃莫友芝为丁日昌持静斋藏书所作的编目，收宋、金、元、明及钞本、稿本770余种，多系丁氏藏书中的精华，其中于宋元本详细著录版式、序跋及内容大要，对《四库》的误说及部分书籍的真伪亦进行考辨。莫友芝是晚清著名学者，治学范围甚广，然最能代表其学术成就者，还是版本目录之学，此二书标点整理出版，足资后学者参考利用。

《新信息环境下图书馆资源建设的趋势与对策》是第三届全国图书馆文献，属于采访工作研讨会论文集。主要内容包括：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招标正式制度研究、基于B/S模式的联合编目与采访系统研发与构建之采访篇、基于需求测定的馆（室）藏发展政策调整——以上海图书馆、中文书刊阅览区实证分析为例、图书文献采访质量管理探究、试论文献采访风险、用统计数据解析陕西省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关于重构地县级公共图书馆采访工作机制相关问题的探讨、浅议特种文献采访模式的创新与发展、论全球文化视角下的出版物国际交换、图书馆在文献资源建设中如何把握与图书供应商的关系、开放存取资源与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图书馆文献政府采购等。

《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研究》讲述了：少数民族文献学是整个科学之林的一株新秀，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加强少数民族文献学研究，进一步完善少数民族文献学理论体系，真正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文献学，对提高少数民族文献工作的水平、促进少数民族文献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为建设和发展民族地区社会服务，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了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文献工作的发展，推动少数民族文献学理念研究，更好地开发利用少数民族文献，结合近几年的工作实践特意编撰了这部书。全书共分为三个专题，从不同的角度对少数民族文献进行了学术探讨，涉及到少数民族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和少数民族文献工作的基本知识。

《稀见唐宋文献丛考》是金程宇博士继《域外汉籍丛考》后的又一本新著，与前一本著作比较，很大一部分内容仍然与域外访书所获有关，但也涉及一些出土文物和存世典籍中的文献介绍，可以说是前书的续编。 全书分为日藏唐宋文献研究、韩藏唐宋文献研究、唐宋文物与文献、唐宋文献订补这四编内容进行了介绍。

在整个二十世纪里，社会文化环境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起伏涨落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面目迥异、宽严各别，这些变化对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包括小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皆有着很大的影响，相关研究于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据此，《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依据小说文献学在纵向时标上产生演进的自身特点，将其发展历程分成几个相对完整的发展阶段，并结合中国小说研究的整体走向，按时序先后分别给予较为详尽的介绍和分析。对那些研究者探讨较为集中的小说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鉴于相关文献较为丰富，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则设立专章，进行较为全面、详细的介绍。

《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增订本）189万字，收集了21500余条词目，大体时间断限上溯唐代下及清代乾隆前后。主要内容涵盖如下四个方面：一是版刻名词。包括各种版本的名称、印刷用纸、款式、装帧，也包括一些书业用语，如边准、朱丝栏、黑口、鱼尾等，从中可以窥见版刻的时代变迁。二是刻字工人。在古代，刻字工人虽然站在图书生产的第一线，但作为普通的手工劳动者一直是不被人注意的，也很少有专门的记载。本书中收录了万余条关于刻字工人的词目，主要记录他们所雕刻的图书，填补了史料空白。三是历代刻书家、抄书家。侧重于宋、元、明三代，也包括少数清代稀见的和有学术价值的书籍的刻印者和抄写者。刻书家往往是古代书籍的出版发行人，这为书籍或出版史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四是版本书目。收录了部分版本方面的专著、书目、题跋，并简介其内容和使用价值。例如，辞典介绍了宋刻本的八大特征，为人们鉴定版本真伪提供了依据；指出研究明清两代雕版印刷可以参考《武进陶氏书目丛刊》等。另外，本辞典的资料来源既有原本或影印本，也有各种参考工具书，书后附列了从清乾隆38年（1773）武英殿聚珍本到2005年部分版本方面的专著、书目共计248种，是研究我国古籍版刻的珍贵线索。我国古代刻书、印书、抄书极为兴盛发达。雕版、版刻是印刷术的渊薮，而印刷术是我国贡献给全人类的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然而，有关书籍版刻方面的资料和知识，一直缺乏专门而全面的搜集和系统整理。作者瞿冕良先生生于1924年，是我国清代常熟著名藏书家瞿氏后人。从1977年起，瞿先生便开始积累和研究古籍版刻资料，1999年2月《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初版印行于世，2001年获第四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增订本）内容更新更全，增添了近2600条词目、40万字。尤其是增加了许多国外藏书单位所藏的中文善本书的资料，特别是一些稀见的或国内已不见图书的原刻本的情况。如作者在后记中提及的明代《简文编》一书，国内认为原书已佚，却不料在国外发现了原刻本。这些发现无论是对本书还是对我国的古籍整理工作，无疑都是有很大价值的。再如，辞典对翁同龢的介绍，初版用500余字，介绍翁氏刻印本、抄本和稿本的情况；增订本用800余字介绍同类内容，稿本篇目由13种扩充到42种。同时，增订本还吸收了1999年到2005年最新研究发现。《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增订本）考订更加周详，除对原书的错漏失误进行修正外，对资料、书目进一步考其渊源，辨其正误。作者对郡庠本、郡斋本、建宁本、朝鲜本等各种官刻本和地方刻本都作了详细的考订和恰当的评价，使读者不但知其历史渊源、刻书情况，还知其优劣。作者的资料来源，除间接来自前人的记录和收集，如各种读书志、藏书目录、善本书目提要等，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作者的亲眼所见——原刻本或影印本，因而书稿中有许多对前人记录错误的订正。对一些抄书家、版刻工人，作者虽发现有误，但由于资料有限，或没有第一手的资料，因而以待考或存疑的形式出现在书中，对读者而言，查而不得无疑是一种遗憾，但从中可看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既不全信前人之书，也不随意妄下论断。这样的表述，辞典中时有所见。辞典中留存的待考和存疑之处，正是后来者探索前行的路标。《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增订本）以人名、室名、丛书等为主，兼及单本古籍，实际内容是图书，版刻工人词目主要介绍其参加刻过的古籍；抄书家、刻书家、藏书家词目主要说明其所抄、所刻、所藏图书；以室名为词目的，介绍的仍是其主人所抄所刻所藏之书。因此，书中保留大量的我国古籍书目，包括很多善本图书的资料，其中不乏他书提之甚少或没有提及过的资料。另外，对明代嘉靖以前的刻本，作者都尽可能查明行款著录之，以方便读者查考版本。这些不仅使本书具有鲜明的特色，而且也能为目前国务院正在组织的古籍整理和善本书目的挖掘保护工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