佤族是云南的世居独有民族。在前些年开展“佤族中医体质学调研和人类学考察”“佤族医疗经验的收集和整理研究”等课题研究工作中，我们有机会深入阿佤山区。在与佤族同胞的接触中，我们了解到这个生活在群山深处的“直过民族”过去由于交通不便，几乎与世隔绝。中西医的传人时间不到100年。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漫长历程中，主要依靠本民族的传统医药与疾病斗争。众多因素导致他们历史发展迟滞，更由于人口较少，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没能形成本民族成熟的医药理论知识体系，医学形态尚处于经验积累的早期阶段。他们之所以能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繁衍，除了有民族的医药帮助应对疾病之外，还有维护健康和预防疾病的一些有效措施。而这份健康智慧“默默地”落实并体现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之中，“隐藏”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之中。这一发现，激发了我们想要突破医药的局限，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来进行探索，并把它们“挖掘”出来，作为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弘扬的想法。带着这份激动和求解的热情，在2009年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支持下，我们开始了“佤族、怒族传统医药文化研究”课题的研究工作。《阿佤山的健康智慧：佤族传统医药文化》是采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在民族医药文化研究方面的新尝试，是从民俗文化角度研究民族医学文化新途径的探索，是民族学和民族医药学科的跨学科综合研究。

民俗学（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组成立以来，科研人员共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近20项，主持省部级课题11项，各类研究经费500多万元，出版学术专著20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成果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学奖，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贵州省文艺奖一、二、三等奖等，贵州省专业文艺奖三等奖等20余项。还主办了“中国南方史诗与口头传统研讨会”等高端学术研讨会6次。为了加强民俗学（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设，培养学科团队，提升学科质量，增强学科影响力，学科组在学校党委、行政关心支持下，利用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组织学科成员开展了“贵州民俗文化研究丛书”编写出版工作，计划推出10部左右著作，主要涉及苗族口头传统、布依族摩经、水族碑碣文化、毛南族文书与文化、地方志民俗资料、民族歌曲等研究领域。它们多是各位学科成员立足贵州和黔南大地辛勤耕耘，带着“泥土芳香”的成果。

窝尼人的语言属于哈尼语豪白方言，但语音、词汇上与同属该方言的墨江水癸豪尼土语、墨江坝利白宏土语存在差异。由于窝尼人人口少，且他们周围生活着彝族、汉族等民族，其语言、文化、习俗等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许多地方40岁以上的人都已不能流利地讲窝尼话，30岁以下的人不会说自己的母语，青少年已转用了汉语。作为语言传承的重要场所，太多数家庭之中也早已停止了窝尼话的传承。窝尼古歌谣数量丰富，从一个主调中可以演绎出无数个分调，歌声古朴、悠扬、高亢、婉转。窝尼古歌谣历来都是口口相传，随着会说窝尼话的人数逐年减少，能学会窝尼古歌谣的人也越来越少，可谓屈指可数了。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蕴藏着丰富的知识，并且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充实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内容，使我们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得到全面而完整的记录。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在微观层面上是对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文化进程的客观描述，在宏观层面上是真实反映中国历史的重要依据。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有着许多突出的成就与贡献。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记载的各民族创造的文化成果，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较为真实可信的资料，有利于中华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把我国各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妥善保存下来，不至于失传，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制出不同版本的古籍，现存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不仅有写本、抄本和绘本，还有雕版印刷本、活字印刷本、铅字印刷本、套版印刷本等等，是研究少数民族古籍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历史时期的古籍通过作者身份、制作时期、文献内容等能探究出每一本古籍的成书年代。即便没有这些标识，通过版本也能考证出每一本古籍的大体成书年代。不仅不同历史时期的版本有区别，同一时期不同地方的版本也有区别，通过版本同样也能判断出每一本古籍成书于何时代，产生于何地。如现存的藏文古籍有唐、宋、元、明、清等不同的版本。清代的藏文《大藏经》，德格版、拉萨版、北京版的用纸有明显的区别，同样是长版木刻印刷，在墨框的粗细上也有明显差异。如北京版的右侧空版上有用汉文标出的页码。每一个民族的古籍都有其独特的形制，通过外在形式，可以辨别出不同民族的古籍。如藏族、蒙古族的古籍由于受佛经的影响多为长条形的梵夹装，其面和底常用两块木板为封，再用细皮绳把内页和夹板捆在一起。云南傣文古籍和四川凉山彝文古籍版本则呈纵形，彝医古籍虽然都是毛装，但开本与汉文古籍毛装书有明显的不同。滇东南和滇南地区的彝文古籍多用麻布作封面，但在装帧方式上与汉文古籍的布面线装书又有很大的不同。彝文古籍布面只用于封底，收藏时卷起来以底代面。为了防潮，彝文古籍多收藏在火塘边，所以大部分彝文古籍的外部都被烟熏得乌黑，内页纸则枯脆。纳西东巴文古籍虽然是线装书，但大部分开本都比较小，属于小幅长条形，每本古籍的页数也都较少。由于页码少，加上纳西东巴纸像藏纸一样厚实，所以纳西东巴经少有布作封面的精装本。受奏折形制的影响，满文古籍外在形式多为奏折式，充满了浓郁的宫廷文化风格。察合台文古籍多用深加工过的皮革作封面，使得察合台文古籍的外在形式充满浓郁的西域文化风格。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外在形式既有民族个性，又有民族共性。由此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版本形式的多样性。共性方面如藏族、蒙古族、傣族都有泥金写本，内容同为佛经，装帧形式同为梵夹装。泥金写本为少数民族古籍版本中的精品。

专业工作者当前遭遇着怎样的信心危机？资深实践者在现实情境中是如何解决问题的？我们学校的专业教育该如何培养胜任的实践者呢？《反映的实践者》一书讲述了作为一名先锋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社会学家和咨询顾问，舍恩描述并检验了五种专业领域——工程、建筑设计、管理、心理治疗和城镇规划——的专业工作者是如何真实地解决问题。舍恩认为，*优秀的专业工作者内在的所知远甚于其可以言说的。在面对真实实践中独特、不确定的情境时，他们更依赖于在实践中所学会的一种即兴的方法，而不是用其在研究生院所学的公式去解决问题。这种自然、大都不可检验、隐晦的过程就是这本极富挑战性著作的主题。舍恩努力精确地表述了“行动中反映”是如何实现的，以及这种重要的创造性应该如何在未来的专业发展中得到提升。唐纳德.A.舍恩（Donald A Schon，1931—1997） 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教于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麻省理工学院都市研究与规划学系。舍恩一直专注于研究杜威哲学思想，致力于如何帮助教育者教导专业工作者胜任于实践工作，建立了强调“行动中反映”的学习理论与“反映思考”的方法。作为一位哲人，舍恩提出的“反映的实践者”的概念，蕴涵着理解“信奉的理论以及事情在真实生活是如何发生的这两者之间差异性”的理念。其代表作为《*稳定状态》、《反映的实践者》、《教育反映的实践者））和《反映回观》。 五、译者简介 夏林清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讲座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咨询博士，曾担任台湾辅仁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夏林清教授师从行动科学、组织学习与反映实践理论共同开创者哈佛大学教授克里斯？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唐纳德.A.舍恩（DonaldA．Schon）。作为中国台湾及内地反映实践取向行动研究和“斗室星空家庭方法”的创发推动者，其研究和实践聚焦为行动科学、家庭与社会治疗。

暂缺简介...

本书为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用英文发表的人类学文章的结集。作为国际人类学界的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费孝通先生与其前辈的人类学者相比，他不再像西方学者那样主要研究被殖民地地区的民族和文化，他的研究对象是本国的人民和文化。与前者与被研究对象是隔膜的关系不同，费先生从事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人类学学者不再是本土文化资源的掠夺者，而是为被研究对象服务的。他非常具有洞见地提出，建立一门为人民服务的人类学。本书发表的时间正是中国刚刚走出浩劫，社会经济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人类学重建的重要时期，因此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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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茧成蝶：西江苗族妇女文化记忆》是一本以黔东南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为研究对象的妇女人类学著作。《化茧成蝶：西江苗族妇女文化记忆》的作者来自西江，是一位苗族女性研究者，她以自己独具的优势、独有的资料、满腔的热忱和真诚的态度，通过长期的实地访谈，真实地记录了当地几代妇女真实的人生历程和她们的生活态度，也动态地描述了一个地方社会的文化变迁。《化茧成蝶：西江苗族妇女文化记忆》以一个典型的苗族聚落为研究个案，以文化人类学的参与性观察访谈为方法，以妇女口述史为切入点，在特定的社区背景下对特定的妇女群体和文化体系间的互动关系展开研究，展示了文化怎样塑造了人和人怎样创造着文化的双向发展过程，从而提供了一个动态的、鲜活的并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妇女文化标本。

人口流动是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特征之一。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涌入城市，增进了社会多元变化的可能，同时也为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契机。本书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与方法出发，基于对一系列微观社会状况的调查、宏观统计数据的分析，讨论转型期人口社会流动的渠道及其市民化历程。全书旨在分析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中，农民的职业选择及其过程，在此基础上，探讨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之间的群体交往，及其如何塑造社会信任并影响社会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