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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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羌文化研究. 第一辑《禹羌文化研究》编委会羌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历史非常悠久。仰韶文化末期(约公元前3000年),黄河流域出现了炎、黄两大部落。传说炎帝姓姜,是我国农业的始祖“神农氏”。“姜”和“羌”是同一字分化出的两个形体,甲骨文中有“姜”也有“羌”,经常互用。历史学家徐中舒考证认为,羌族是中国西部地区原始的部落之一;章太炎也曾在《西南属夷小记》中指出:“姜姓出于西羌。”今日之中华民族,把炎帝和黄帝尊为自己的先祖,因此有“炎黄子孙”之称。 -
集体记忆的千年传唱王治国当今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要求中华文化地位的配套发展和相应提升。将中国几千年多民族、多源头灿烂文化翻译出来,推向世界,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重要途径之一。因此,中国典籍翻译(当前主要是英译)就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重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典籍翻译尤其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格萨(斯)尔》是我国藏族和蒙古族共同创造的一部长篇英雄史诗,藏族称为《格萨尔》,蒙古族称为《格斯尔》,《集体记忆的千年传唱:《格萨尔》翻译与传播研究》统称《格萨尔》。《格萨尔》在藏族古老的神话传说、历史记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其中不仅渗透了当地的风俗习惯、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而且受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信仰(藏传佛教)等意识形态的影响,体现出口头传承和文《集体记忆的千年传唱:《格萨尔》翻译与传播研究》写多渠道民间创作和多元文化共同模塑的特点。其基本的诞生和传播路线是从藏族到蒙古族地区,经过长期的民间创作和流传,形成多语种史诗版本的复杂格局。《格萨尔》经千年传唱至今仍为说唱艺人所传诵,堪称“口头文学典范”和“活形态”史诗。《格萨尔》与其他一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发现,有力地推翻了黑格尔“中国无史诗”的论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中国不仅拥有史诗,而且拥有世界上长的史诗。这样一部宏大史诗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19世纪以来,《格萨尔》在世界上流传日趋广泛,早已引起西方汉学界关注和重视,并先后出现了俄、法、德、英等语译介本。由于《格萨尔》自身所具的学术价值和独特魅力,以及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和国内外藏学界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国内外学者分别从史诗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等视角开展了研究工作,形成了专门的“格萨尔学”,成为国际藏学研究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从翻译学视角去审视这一“活形态”口头说唱文学译介和传播研究至今很少。我们初步研究发现,《格萨尔》史诗有“民译”(藏、蒙古、土民族语言内部互译)、“汉译”(藏、蒙古、土译为汉语)、“外译”(藏、蒙古、汉译为英语等外语)、“往复翻译”(多语种之间往复翻译)和“回译(各外语本译回汉语)”多种复杂翻译现象和译本形态存在。其翻译途径和过程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口译和笔译或者文学翻译,也不仅仅是转译和重译,它还有更为复杂的多向、交叉、往复翻译等特点,这些都包含着崭新而经典的翻译问题。依据以上研究目标和研究重点,《集体记忆的千年传唱:《格萨尔》翻译与传播研究》首先进入《格萨尔》史诗本文研究。就《格萨尔》,的形成渊源、内容结构、艺术成就、传承情况、流传方式、说唱艺人、文本形成、版本以及异文本展开研究。运用当前国际史诗学的新成果,从口头诗学“程式”理论人手,对《格萨尔》程式化结构以及说唱艺人的记忆特征进行阐述。借鉴“本事迁移理论”和互文性理论分析众多《格萨尔》版本和异文本形成机制,对史诗的版本流传作一较为清晰的划分;为进入史诗翻译研究做好学理铺垫。 -
中国流动人口生存与发展状况研究梁海艳《中国流动人口生存与发展状况研究》是笔者工作以来有关中国流动人口相关成果的荟萃。其中部分成果已经公开发表。一部分成果正在研究中。《中国流动人口生存与发展状况研究》共包含六章内容:章,绪论;第二章,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与结构特征;第三章,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第四章,中国流动人口的婚育与健康;第五章,中国流动人口的发展前景;第六章。流动人口面临的挑战与应对。希望《中国流动人口生存与发展状况研究》的出版能为占中国总人口约1/6的流动人口群体向社会发出一个声音。希望社会各界对流动人口这一群体有一个更加准确、更加客观的认识。《中国流动人口生存与发展状况研究》的出版在程度上表达了流动人口的相关需求,以期为有关决策部门提供建议。帮助解决新时期中国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
西藏人口分布变动及人口功能区规划研究黄祖宏 高向东本书广泛吸收和运用了国内外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理论探索和实际资料的分析相结合,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利用几次人口普查的大量数据和先进的空间分析方法,对西藏的人口分布与人口功能区划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关于人口空间结构优化问题的建议颇有新意,资料翔实,研究方法合理,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较为突出,对于促进西藏人口合理分布和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
清算何柔宛 著《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获美国文化人类学学会2010年格雷戈里·贝特森图书奖荣誉奖。金融崩溃——无论是垃圾债券市场、互联网泡沫,还是高杠杆的房地产市场——通常被解释为市场周期的必然结果:上涨的一定会下降。在《清算》一书中,人类学家Ho Karen刺破了抽象的、无所不能的市场光环,揭示金融市场的繁荣和萧条是如何形成的。曾在投行工作过的Karen访谈了压力重重的年的金融从业人员、工作过劳且漠然的证券分析师、渴望被雇佣的大学生、经验丰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这些从精英大学招聘的投资银行家被社会化为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世界。他们得到了丰厚的报酬,条件是随时都可能被解雇。他们的工作场所文化和特权网络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工作无保障会塑造性格,而员工的流动性会带来聪明、高效的生意。基于这种与挥霍无度的交易相联系的流动性和补偿行为文化,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们重塑了美国企业的形象。他们的使命是创造股东价值,然而他们的做法和假设却会产生危机。通过将投资银行家的价值行动与市场建设和美国公司重组联系起来,《清算》一书揭示了华尔街特有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常常被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胜利解读所遮蔽。 -
西北民族论丛周伟洲《西北民族论丛》是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集刊,以“西北民族”为研究重点,主要方向为西北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西北民族与邻国交流史、西北民族宗教文化研究、西北民族地区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等。不仅涉及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科技史、文物考古等学科;而且也涉及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法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大学科,反映了海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 -
武平风物陈厦生为系统整理、展示“千年古邑?文化武平”的独特风情和深厚底蕴,推动历史文化挖掘研究、宣传阐释和传承弘扬,2016年起,由中共武平县委牵头,县委宣传部具体组织,县交通局、国土局、文联、作协等共同参与,编撰出版了这套系列文化丛书,命名为《梁野文库》。《武平万象》即为其中之一。本书主要是以百科全书式的客观笔法,将武平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社会经济、风土人情、历史沿革等知识荟萃于一册,供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全方位、多角度科学了解武平、认识武平。 -
禹羌文化与国家起源李殿元,戚怀亮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之一的大禹,他在中国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及影响,也是一种文化——禹羌文化。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不能不首先研究禹羌文化。按照我们现在对历史的认识,古族“羌”是个古老的民族,而出自古族“羌”的大禹,是从传说到历史的一个伟大人物。在我国现今的少数民族中,羌族仍然很有名,原因之一是:唐初著名诗人王之涣写过一首千古绝唱《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一首《凉州词》把羌族传得名满天下。羌族很有名的原因之二是:羌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历史非常悠久,与古族“羌”有着很深厚的渊源关系。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古老而又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便是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的代表文字——甲骨文。甲骨文中有一个也是一个关于民族(或氏族、部落)称号的文字,即“羌”,它是中国人类族号记载。今日之中华民族,把炎帝和黄帝尊为自己的先祖,因此有“炎黄子孙”之称。炎帝即传说中我国农业的始祖“神农氏”,姜姓,是羌人中转向农业生产的一支,而其余的多数羌人,依然过着畜牧生活。羌人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当时华夏的西方。因为羌人从事畜牧,尤以养羊为主,所以在汉字初创时,造了个象形字,“从人,从羊,羊亦声”,“西戎牧羊人也”。“戎”是当时中原人对西方诸民族的通称,“羌”也是对当时西方一部分以牧业为主的民族之泛称。羌族很有名的原因之三是:“羌”族出了个了不起的“禹”。 -
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化转型社区的资产建设研究卜文虎《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化转型社区的资产建设研究:以丽江纳西族三村为个案》从文献分析出发,以社区资产建设为分析视角,选取云南省丽江市纳西族3个城市化转型社区为研究个案,运用实地研究的办法考察了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化转型社区的社会变迁,旨在探索社区资产建设和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运用社会政策促进社区建设这两个问题,以期对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化转型社区的发展问题作出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探讨。 -
明清以来岭南地区政区变迁及社会经济发展研究郑维宽,廖建夏自秦统一以来,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央与岭南的关系始终是中央王朝在实现其对岭南的统治的过程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而地方的开发与经济社会的变迁则是王朝的统治措施在经济社会领域的重要体现。明清时期既处于封建王朝的后期,也是岭南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内地化”的重要时期。就政治上的“内地化”而言,中央王朝不仅在传统的流官统治区树立起牢固的统治基础,而且在土司地区成功推行了“改土归流”,将曾经的“化外之地”纳入了王朝的行政体系,打破了长期存在的二元政治格局,实现了行政制度在岭南地区的一体化。在孤悬海外的海南岛,即使是在黎族聚居区,明清时期也实现了基层行政制度的“内地化”。在王朝统治较为薄弱的边缘地区,比如钦廉地区,明清时期也经历了王朝控制逐渐强化的过程,而交通的开辟和汉文化的传播渗透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过程。在经济上,户口赋役制度的普遍推行标志着岭南地区已经纳入了王朝的经济体系,而其商品经济也已融人了全国的市场网络。只是由于岭南地区远离中原、地处山海之交、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地理特性,使得其经济发展总体较为落后,因此面临着地区开发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压力,也存在私盐等逃避税收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