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既很容易读，又很难读。同样，这一点，可能也就解释了这本书名满天下、但事实上又很少有人读懂的奇特命运。很容易读，是因为莫斯对具体事实情有独钟，而对抽象视若仇雠，其表述总是十分简单透彻，无半点斧凿之痕。要说很难读，那当然是因为本书涉及到极其多样的社会实践和异常丰富的民族志材料，读起来未免有点让人伤脑筋。人类社会原本没有市场、买卖、互赠或易物贸易，那么，到底有什么呢？有的就是礼物。

本书是一部人类学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创造性地提出并运用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方法，对以特洛布里恩群岛为中心的库拉区域，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揭示出当地土著社会巫术、宗教、贸易、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是当时对该民族*完备而科学的描述。这部书也奠定了人类学科学研究的基础，它在理论建构、田野工作方法、文本组织方式等方面，都成为后来追随者普遍奉行的具体操作规则的来源。

《青海省西宁市陶家寨墓地人骨人类学研究》运用人口学、测量学、人种学、病理学和营养学等多种科学方法及手段，对陶家寨墓地古代居民的骨骼标本进行了综合性研究。结果表明，陶家寨墓地所代表的居民属于亚洲蒙古人种范畴，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中的东亚类型十分近似，但在某些体质特征上带有很强的土*因素，表现为与该地区青铜时代的卡约文化居民*为相近。结合考古学、历史学以及语言学等相关方面的材料，本文对陶家寨汉晋时期墓地的汉、羌融合现象进行了探索性的分析，结果显示了民族间的同化可以分为人种层面上的同化与文化层面上的同化，本文材料在此两个层面上的同化过程表现为不同步进行，人种上的同化要比文化上的同化缓慢得多。《青海省西宁市陶家寨墓地人骨人类学研究》可供考古学、人类学及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及高校学生参考。

本系列丛书是受北京市属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建设与教师职业发展计划项目资助的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首都人口、环境与发展问题研究》的系列成果。城市化是人口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北京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同时伴随着大量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交通等问题。本系列丛书系统研究了北京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特殊的人口问题，包括城市化进程中的首都人口增长、人口分布、人口流动、人口老龄化及资源环境、劳动就业等问题，研究城市化进程和阶段与人口问题的类型和原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机制，寻求城市化进程中解决首都人口问题的具体对策。同时，分析北京人口动态变动的中长期趋势，为首都发展战略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本系列丛书将对首都大都市人口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同时对北京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本土常识的意味：人类学视野中的民俗研究》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出发对中国本土社会及母语文化的诸多事实和现象进行学术性探索的成果。作者尤其注重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象进行细致描述和深入分析，致力于发现本土常识的深层意味，同时也对本土常识的传承及其在现当代中国社会里的再生产过程给予了揭示。作者基于较为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和实地调查资料而从容展开专题性论述，不断地追问着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事实与民俗现象，进而对很多被人们熟视无睹的地方性知识给出了独有新意的解读。本书堪称是一位生活在本土常识的田野之中并尝试走向文化自觉的本土人类学者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晶。

本书是基于作者2011年在柬埔寨吴哥王城的田野调查而写就的民族志。受古代中国描述“诸夷”的异域志书，尤其是元朝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等以中国人的眼光和智慧认识与理解其他文明的著述之启发，本书聚焦于吴哥王城中将古今内外各种文明因素“并接”的关键人物——佛教僧侣和被称作“阿加”的仪式专家，通过他们在家庭、社区、王国的宗教与仪式中的关系，呈现出柬埔寨人如何将这两种宗教知识传统吸纳入自身社会并形成自身的“文明”。

《人口与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15）》自编辑出版以来，得到政府部门、科研单位及有关方面的广泛好评。为适应转型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要求，《人口与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15）》在2014年的基础上做了调整，删去了缺乏新数据的表格，新增了一些贫困人口、流动人口以及收支等方面的数据，继续以16开和32开两种形式公开出版，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个性化需要。

《明清徽州人口与社会研究/徽学文库》讲述了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存在着比较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扩张的人文礼教环境，在人口的持续增长下，徽州的生存压力在加剧，社会矛盾在积累。为了生存和发展，徽州人口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流，形成了士——商、主——仆、小家庭——支派——大宗族、分支——本支以及小徽州——大徽州的多层次的人口结构。徽州人口分流模式缓解了资源的紧张，同时也完善了生存保障。人口分流强化了徽州社会的宗族建设和生存伦理，影响了徽州社会发展方向。保守的地方精英和宗族老人借助徽商的财力，将徽州的宗族形态发展到致极，宗族的控制力覆盖了整个徽州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宗族完善了徽州的社会管理。由于资源和人口的紧张，生存伦理成为徽州重要的意识形态。生存伦理主导下的徽州宗族与社会出现了内卷化的发展，缺乏发展和突破的动力，无法实现自我革新，最终使徽州社会难以有质的改变，并日趋没落。

在我国老龄化进一步深化的大背景下，为保证充足的劳动力供给，除了降低失业率之外，进一步提高我国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率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尤其有必要加强老龄人口的再就业研究。本书的研究在于揭示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劳动力市场的特点，为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劳动经济学方面的建议。

书稿以区域经济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在理清人口与社会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基础上界定云南人口红利，重点研究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1）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目标下挖掘云南人口红利的依据和条件；（2）人口红利的基本理论与测度方法；（3）云南人口红利的实证测度与分析；（4）云南人口红利测度结果的进一步诊断；（5）城镇化对人口红利实现的影响，以及如何实现云南特色城镇化。作者认为，人口红利的本质是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的潜在贡献，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实现人口红利，主要取决于人口年龄结构是否对经济产生促进作用。之所以当前可以挖掘云南人口红利来推进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劳动力均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因素，尤其是加有技术因素在内的劳动力素质更将作用于经济增长。二是云南经济发展滞后，需要充分地利用劳动力资源。三是云南劳动年龄比重提升，开启了人口红利机会窗口。书稿对西部县域经济研究者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