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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中国裕固族民间文学资料汇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秉承之前出版的《中国裕固族研究集成》和《国外裕固族研究文集》，为关心热爱裕固族文化事业的各方人士提供文献资料方面的方便。

瑶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跨境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瑶族人民创造了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但由于瑶族没有与本民族语言相一致的文字，所以，民族文化传承的渠道较少，困难较多。同时，因为瑶族多聚居在老少山边穷地区，林密山高，山路崎岖，生活贫困，加上语言交流的困难，研究成果的获得相对于其他学科更为艰难。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瑶学研究的成果主要是瑶族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对瑶族科学技术的研究相对薄弱。2002年初，当时的广西民族学院党委书记梁颖教授与广西民族学院院长何龙群教授动员我回广西民族学院工作。同年底，经当时的******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奉恒高的协调，我从广西社会科学院调回广西民族学院工作。2004年，我们申报的“瑶学丛书”课题在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奉恒高的帮助下，获得自治区政府资助300万元科研经费，并在广西民族学院成立瑶学研究中心。2006年5月9日，广西民族学院瑶学研究中心又被批准为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当时，毛汉领教授是广西民族学院的副院长，又是瑶族高级知识分子，我作为瑶学研究中心主任和学校中国少数民族史硕士点的学科带头人，曾与他有过一些接触，感觉到他对本民族的情结还是挺重的，很想为本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弘扬做点事。后来他虽然调离了广西民族大学，但因为在广西民族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史硕士点当硕士研究生导师，又在瑶学丛书申报了“平地瑶科技史研究”的子课题，我们之间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他从小生活在瑶族地区，对瑶族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等都有较深的体会，特别是对瑶族科学技术史的感受更深。正如毛教授所说，他本人是理工男，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对社会的进步、发展的作用、影响。但就当前的研究状况而言，从科技进步、科技史角度来研究瑶族的成果较少，所以他就带领自己的研究生到瑶族地区去调查，从科技进步的视角，对瑶族的生活燃料、生产生计方式、粮食储藏加工、民族特色饮食、建筑材料等方面探索科学技术进步对瑶族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他们从事田野调查的瑶族村寨地处偏僻山乡，交通闭塞，生活条件艰苦，团队中的年轻人都是来自城市，语言不通，亦不习惯当地瑶族村民的生活习俗，在田野调查期间，他们不仅与瑶族村民同吃同住，而且每天往返于山间小道逐家逐户地进行调查，有时还要到田间地头帮助村民做些农活，其中的困苦艰辛不在其境很难体会。没有一定的耐心、毅力和事业心，没有一定的民族感情和责任感，是没有办法完成田野调查研究的。历史上，从事瑶学研究的学者都是其他民族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瑶族的本民族学者逐渐成长，打破了瑶学研究没有瑶族学者的困境。特别是近十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许多瑶族出身的领导、知识分子、群众积极参加到瑶族传统文化与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传承工作中，并通过对参加瑶族传统文化与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传承工作增强了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毛教授作为瑶族高级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自觉带领一批年轻学者参加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促进瑶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瑶族科学技术及少数民族科学技术的研究具有重要贡献。希望通过他的努力和带动，能有更多的瑶族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能参加到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中来，推进瑶学研究，薪火相承，实现民族“文化自觉”。也希望毛教授今后在瑶学研究的领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相关成果。

《越南瑶族的今昔》在总结前人对瑶族迁入越南的历史进程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后，侧重介绍了20世纪以来越南瑶族的发展和现状，尤其是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学等领域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及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越南瑶族的今昔》有助于人们了解越南瑶族的问题和现状，以及越南政府的瑶族政策。

人类学对“物”的研究已经有较为系统的理论建树和不少的现实案例。或者说，从“物”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人”的文化，已经是文化人类学学科常见的方法和长存的路径。在现代中国西南地区，行政区划属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的西江村，相传自秦汉以来世代为苗族聚居地，“西江千户苗寨”更是在近年的旅游开发中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民族风情”旅游胜地。在西江逐渐为人所知的过程中，苗族“银饰”作为一个重要物品，参与了旅游开发过程中整个族群形象的重新建构。旅游开发背景下，西江苗族不得不或主动或被动地对自己进行“包装”以迎接“游客凝视”。苗族精英知识分子对本族群族源、族史的研究成为文化包装中的主要文化资源。英雄祖先的塑造、苦难历史的传颂，乃至饮食文化的发现（或发明）等，都成为西江苗族用来表述自身的主流话语。苗族银饰与其族群历史的关联蕴含其中。与主流话语相配合，苗族银饰在西江的存在被认为是有深厚内涵的文化现象。首先，苗族对银饰的穿戴历史既传唱于苗族古歌之中，也传抄于汉族典籍之内。其次，无论是苗家普通的日常生活，还是隆重的仪式庆典，银饰都拥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银饰的佩戴在西江苗族社会已然秩序化、制度化，以及身体化；作为银饰的穿戴者，西江苗族女性与银饰浑然一体的形象深入人心。西江苗族银饰的主要制作者，是世代生活于此的男性村民。除了每一个自然村都有的银匠师傅外，西江及其周边还形成了大部分男性村民靠打制银饰为生的“银匠村”，银饰锻制技艺从而成为西江苗族银匠群体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在旅游开发、遗产化等语境中，村落、世家、传承人等，*终成为持有和“标榜”民族手工技艺的文化单位。银饰的“买卖”是市场背景下一种新的文化表述方式。和银饰的穿戴者借助“物”的存在来证实古老族群的独特一样，银饰的买卖者借助“物”的存在来帮助获取现代文明的各种便利。只不过，“物”的价值和意义随场景不同而转换着，人对自我的认知与认同也在随之变换着。苗族银饰的“穿戴者”“制作者”“买卖者”们，或分工或协作，编制、呈现了围绕银饰而存在的现代旅游情景中的苗族社会文化现象。在这些现象中，文化符号的建构，物品的制作、占有、让渡等，构成了人与物之间基本的一些关系。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其实也就等同于人如何为“人”，以及人类如何成为人类。

从2011年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至今已有7年了，研究过程中的一些往事又浮上心头。2002年到藏区调查时在甘孜的马尼干戈就出现了高原反应，以后每次到藏区调查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应。这次的研究课题中也有到甘孜的德格、白玉县调查的内容，我估计会在路过海拔3000多米的甘孜县城时开始有反应。哪知2013年到德格、白玉调查时，*天才到海拔2600多米的康定县城就有轻微反应了，休息了两天，适应适应，第4天才到甘孜县城。当天晚上睡下不久就开始有反应了，到了后半夜越来越厉害，反应的程度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料，也吓坏了和我住在一起的学生陈玉堂。他担心有危险，劝我回去。我也很犹豫，*终在天快亮时实在扛不住了，叫醒了师傅开车往回走。走了10多公里，下了罗锅梁子，公路又被泥石流冲断了，毫无办法，只有等待。一等就是七八个小时，路才抢修通。此时我觉得精神好多了，实在不甘心这样半途而废，下决心再回甘孜县城。回到县城又休息了两天，做足了准备。第3天一早带着4个氧气袋，边走边吸氧，一口气路过了海拔4000多米的马尼干戈和5000多米的雀儿山口，中午到了德格县城，*后顺利完成了在德格、白玉的调查。每每想起这段经历，除感谢那场泥石流外，也感慨因为自己的执着、坚持和一定程度的冒险，才没有留下遗憾。由于高原反应强烈，由此我也放弃去高海拔地区调查稻城阿西村的土陶了，由于课题中有此项目，只有委托我的研究生喻雨田去进行了两次调查，完成了《稻城阿西土陶制作技艺活态流变的动力》一文。虽然此文是在我的指导下完成的，并做了反复修改，但没去调查，不能收入《少数民族传统工艺遗产的活态流变及其动力：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少数民族传统工艺遗产的活态流变及其动力：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的一些章节已经作为单篇论文发表，发表时均做了删减、浓缩，且没有照片。具体有：《凉山彝族毛纺织及擀制技艺调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白玉河坡藏族金属锻造技艺的文化再生产》（《中国藏学》2014年第4期），《凉山彝族传统漆器手工艺的文化再生产》（《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7期），《民族传统工艺遗产的活态流变——以四川少数民族传统工艺遗产为例》（《民族研究》201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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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与西部电视剧创作研究》是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西部电视剧创作问题研究——以甘肃、陕西、四川为例”的*终成果。《西部大开发与西部电视剧创作研究》选择西部电视剧问题进行研究，既有宏观上的考虑，也有微观上的考虑。从前者看，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西部文化、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可以视作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社会产生影响的一个缩影、一种具体体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不少成果，甚至是系统性的成果，说明西部大开发后学术界对西部文化、文化产业问题的较高关注程度；从后者而言，电视剧艺术是文化的基本构成部分，是当下文化创造中具活力的文化样态之一，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对西部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过程中，必然会作用于西部电视、电视剧艺术（事实也的确如此），促进了西部电视、电视剧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理应对此作出学理性回应。

《2016年国内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热点研究报告》由三个部分组成：*部分是民族理论部分，具体包括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民族工作思想研究、民族工作等六个方面的理论研究、年度新书述评、民族主义等三个热点议题研究，民族理论部分主要呈现了年度主要理论内容有哪些，研究者的观点有哪些。第二部分是民族政策部分，主要梳理和评议了年度出台的八个方面的民族政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三部分归纳出2016年民族理论与政策十大事件。《2016年世界民族问题热点研究报告》由以下六部分组成：其一是发达国家民族问题热点，其二是发展中国家民族问题热点，其三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转型国家民族问题热点，其四是联合国年度民族问题热点治理，其五是世界民族问题国内学界年度研究综述，其六是世界民族问题国际学界年度研究综述。整体来看，2016年度的两个报告，主要解决年度报告有无的问题，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内容广等原因，本成果还属于“初试牛刀”阶段，在归纳的精准度、研判的尺度、挖掘的深度、涉猎的广度等方面还有待于提高。两个报告以热点为切入点，但我们希望能够深度追踪、呈现，挖掘国内外民族问题的“趋势”与“结构”，从趋势与结构层面把握与赋予事件以意义，这是法国年鉴学派治史的思路，也是我们研究院目前推进民族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进路。

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师第六世班禅洛桑贝丹益希于公元1775年撰写的《大成就圣地香巴拉指南暨圣境天竺揽胜·万千稀奇之源》，被誉为经典名作。作者以其特殊的宗教身份和宗教体验的视角，引经据典，记叙古印度佛教兴衰史、香巴拉的地理概貌，寻访香巴拉的朝觐路线和步骤，到达香巴拉的殊胜果。佳作深奥玄妙，哲理精辟，被后人尊崇为经典，还被译作多国文字流传海内外，人们通常称这篇经典名作为《香巴拉指南》。193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被佛教的香巴拉传说与传教士在中国东部藏区游历的传记所感染，激发出创作灵感，撰写出著名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他怀揣无限美好的情感和想象，以藏地动人的故事和情节，润物无声地将藏传佛教的香巴拉概念转化为香格里拉。这本小说发表以后，不久改编成电影，轰动一时，Shangri-La这一英文名词，也被收录入辞典中，成为人间乐土的通用名称，并将其意境引申到现实生活之中，法国巴黎的香榭里大道名称即由此而来，甚至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将马利兰州山中的总统别墅命名为香格里拉，就是以后闻名于世的戴维营。如今香格里拉已成为人们精神寄托和生活追求的美好家园，代表着祥和宁静、美满富足的理想王国。云南省香格里拉研究会翻译出版藏文古籍《香巴拉指南》，旨在寻根溯源，厘清香格里拉历史文化脉络，为爱好和研究香格里拉文化的人们打开一道直接眺望香格里拉历史文明的窗口，满足世人研究藏族社会、文化、宗教、历史及人物，增强对香格里拉文化的理解，为共同建设和实现***、增进民族团结、建设和谐文明藏区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