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提出了日益增多的世界人口，不合理的人口分布，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人口压力分解之路和解决人口问题的成功尝试。

本论文集收录的66篇相关论文，全面地总结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人口普查的经验和教训，并初步地建立了具我国特色的人口科学方法体系。

《英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发展（1500-1750）》对英国社会转型时期，即对工业革命前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发展问题所进行的系统的专题研究，迄今在国内尚属首次，具有开创性。无论从生产与消费的统一、从生产力与消费力的统一、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是人口在历史上对经济发展所起的加速或延缓作用等各个方面，结合英国的历史情况，书中都给予了明确的论述。而支持这些论点的，则有丰富的史料依据，特别是运用了英国所特有的、有关该时期的大量人口统计资料和文献原文，说服力较强。作者的研究方法是从客观事实出发，以史料为根据，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引出自己的结论，反映出作者科学的研究态度和客观的研究精神。

本书共分十四章，包括宗族复兴与乡村治理的重建；宗族结构与村落政治；宗族制度的变迁与调适；宗族历史与族群互动；宗族组织与权力结构的变迁；宗族冲突与族群意识；宗族发展与族群的文化整合；宗族文化与族群认同；客家民居与宗族文化；科举业与宗族发展；民间信仰与族群边界；“契哥”习俗与宗族原则的适应弹性；经贸发展与宗族复兴；自然环境与族群变迁等等。 通读之，本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内容丰富，材料翔实。本书的主体内容是人类学式的田野调查报告，作者是具有丰富田野调查经验的学者，他们通过长时期的蹲点式的实地考察，对各自研究的社区历史、文化与宗族社会有着较深刻的认识，搜集和掌握了一大批文献材料和访谈材料，使之论之有据。 二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本书虽然以华南地域为名，然而无论是在本书的前言还是各章内容中，并非视华南而华南，而是在各个具体地理或文化单元的基础上，将视野放宽到整个华南，还涉及福建和江西等主要的客家聚居区，以及青海等地，以便于比较研究。 三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这主要表现两个方面，第一，本书有多篇是属于回访式追踪研究，如周大鸣对于葛学溥研究的潮州凤凰村回访，高崇对于杨庆堃广州南景村的回访，试图从社会文化变迁这一角度，理解宗族这一重要的社会组织的发展演化。第二，既有关注宗族社会史，又有关注当代宗族的复兴和重建，着重以宗族组织和客家族群为背景深度探讨当代中国面临的重要的现实问题。 本书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从多角度、多层面、多地域理解华南宗族特别是客家地区的宗族与社会，以及现代化背景下宗族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在关注宗族作为血缘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之外，还对宗族的政治共同体密切注视，既有较高的学术贡献，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片断：1.论辩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论辩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只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人类社会之外不存在所谓论辩，比如，动物之间便无所谓论辩，因为动物没有使论辩赖以展开的思维和语言。论辩同时又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论辩存在着。可以说，自从人类社会出现的时候开始，论辩就随之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要思考争辩的问题也就会越多，论辩也就随之而发展；并且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存在，论辩就永远不会消亡。人类社会的历史有多长，论辩的历史就会有多久。所以如此，这是因为，论辩是不同思想观点之间的语言交锋，而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理解总不可能绝对划一，难免存在着差异性，存在着正确与错误的区别，这样论辩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从主观方面来说，每个人由于个人出身、知识修养、立场观点以及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和方法的不同，这样对客观事物所产生的认识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比如，有位心理学家曾做过这么一则实验：一天，他拿着一张画了个圆圈的白纸来到幼儿园，问小朋友：“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他举起了手中的带圈的白纸。小朋友们七嘴八舌地说：“这是乒乓球。”“这是大烧饼。”“这是大鸡蛋。”“这是红太阳。”…他又来到小学校，他又向小学生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小学生们举着手，依次有序地说：“这是拼音字母O。”“这是阿拉伯数字零。”“这是一个圆圈。”在大学里他得到了最标准的回答：“这只是一条曲率处处相等的封闭曲线——圆。”后来他到了某机关，竟然没有得到答案。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后，工作人员将这幅图传阅了一遍，然后面面相观，一个人郑重地告诉他：“等我们研究以后，再答复你。”对同样这么一个圆圈，不同的认识个体所得出的结论便大不相同。从客观方面来说，由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事物的本质又总是隐藏在事物表面现象的背后，这就给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带来一定的困难。比如，古希腊著名的智者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曾来到雅典，和柏里克勒在一起住了很久，据说他们两人有一次曾经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辩论，究竟是标枪，还是掷标枪的人，还是主持竞技的人，要对一个被标枪刺死的人负责。事物看起来并不复杂：竞技场上一个人被标枪刺死了，但是在标枪、掷标枪者、竞技的主持者以及死者之间实际上却存在着一种错综复杂的联系，因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法律责任问题的论辩。又比如，某部门将查获的230千克价值200多万美金的走私犀牛角焚毁，这种行为能否达到保护自然资源的目的？针对这一问题在上海市第三届大学生辩论赛上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辩：正方：我们说焚毁走私犀牛角是保护自然资源的行为，因为，一、焚毁是继没收后又一次对走私者巨大的威慑和有效的打击；二、焚毁是国家以其勿庸置疑的态度和破釜沉舟的决心否定了犀牛角合法市场存在的可能性；三、焚毁也是最大限度内唤起了人们的环保意识，使所有的人知道市场的非法性，让我们共同关心共同保护犀牛和它们的角，共同打击、惩治走私和非法市场。所以焚毁走私犀牛角是保护自然资源的行为。

本文分别对现代西方文明和中国现代化这两种不同的发展类型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现代西方文明开创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农业文明文化模式，并建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从而实现了人之生存方式的根本变革。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民族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性的消逝和全球文化的生成，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全球化生存——正在形成。

本书以反映人口现状为主，通过对江西省人口发展变化的总体性描述，展现出2000年江西省人口在总量、年龄、性别、生育水平、受教育状况、婚姻等方面的现实及其发展变化等。

本书以反映人口现状为主，通过对海南省人口发展变化的总体性描述，展现出2000年海南省人口在总量、民族、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序、婚姻等方面的现实及其发展变化等。

《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广西卷）》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总编委会的组织指导下，经过编委会和编辑部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现在由中国统计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广西卷）》各章节编撰与总编委会规定的内容基本一致，也是整套丛书的分卷之一，是整套丛书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五次人口普查是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获取了丰富的人口资料和极其珍贵的信息资源，本书的出版是广西第五次人口普查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成果，是一部系统阐述广西壮族自治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口变化和发展状况的科学著作。《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广西卷）》共13章，内容基本涵盖了人口总量、地区分布、性别年龄构成、生育水平、死亡状况、婚姻家庭状况、人口文化素质、劳动就业状况、少数民族人口、人口迁移和流动、人口城镇化、人口居住状况、人口与环境资源、人口未来发展展望等各个方面，它从纵向方面描述广西人口发展状况与未来发展趋势，从横向方面与全国、相邻省份及西部省区之间的比较分析反映广西人口发展变化的特点。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在人类已跨入21世纪的今天，广西在发展，但是发展中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广西总人口位居全国第11位，而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口发展状况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相适应，制约了广西未来的发展。因此，研究广西的未来，必须研究广西人口的未来。《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广西卷）》既是研究广西人口现状也是为研究广西未来人口与经济发展而编写的著作，它既是一部反映人口普查成果，具有学术价值的人口专著，又是一部对政府咨询决策及社会各届对社会、经济、教育、科技等等发展研究极具参考价值的工具书，它的出版发行，将为广西21世纪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实现广西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起到积极的作用。本卷中涉及有关全国的数据和分析，均指大陆5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如无特殊说明，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由于我们的经验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马尔萨斯从两条“公理”出发，引申出两个假设，接着他说：“人口没有生活资料便无法增加这一命题是极其明了的，无需再加以任何说明。只要有生活资料，人口便会增加，所有民族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若不产生贫困与罪恶便不会受到抑制，人们在人生经验中已饱尝了贫困与罪恶这两颗苦果，而且产生这两颗苦果的物质原因似乎仍在起作用，这些都为上述命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马尔萨斯认为他提出的三个命题是“无可辩驳的真理”。他在第一版第二章中论述了这三个命题之后，在第一版第三章至第七章中又企图从历史和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来证明这三个命题的“妥当性”。他把不同社会形态下发生的贫穷和罪恶统统归因于人口增加力超过生活资料增加力，并认为，由于自然通过贫穷和罪恶对人口增长加以抑制，使现实人口得与生活资料相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