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人口安全的角度，系统地介绍了俄罗斯的人口进程，提示影响人口进程的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特别是社会变迁对人口进程的影响。对俄罗斯人口的自然结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进行系统分析，也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作者通过对俄罗斯人口问题的研究，从一个重要侧面展现了俄罗斯国家发展史。本书还系统介绍和分析了华人在俄罗斯的历史和现状，回答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本书占有资料丰富，结构合理，逻辑严谨，文笔流畅，用语确当，反映了作者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坚实的理论功底。

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在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相互交叉、渗透，产生出一块很大的交迭领域，其核心就是“语言与文化及其之间的关系”。本书根据这一核心设置了四个相关的重要论题，即文化本体论、语言世界观、语言使用作为文化实践以及交际民族文化研究框架，并进行了大历史跨度和大学科扇的描述和阐释，既有助于完善人类文化语言学的学科体系框架，丰富和深化对语言、文化及其关系的理论认识以及经验研究，又对语言学史和语言学流派研究有所裨益。

我们正在集体失忆，忘记自己的文明，回到下一个黑暗世纪，《美国大城市死与生》的传奇作者，为迷失的文化找寻方向。15世纪初，中国大明王朝曾凭借郑和的宝船队远航各大海洋，但为何最后是达伽玛用三艘葡萄牙小船开启了欧洲对世界的殖民时代？为什么曾经繁华的文明会逐渐凋零、一度领先的文化最后却丧失优势？对自身文明的轻忽与遗忘、内生的腐烂，是致命的转折点。而在转折发生的当时，人们并未察觉，或是因为太晚察觉而无法挽救。对于各种丢失——技艺的丢失、文化的丢失——人们是会习惯、进而遗忘的。文明一旦被遗忘，很快就会消失，再也无法寻回。中国一度领先的航海技术就是这样消失掉的，在明廷随意地撤消宝船队后，中国进入了一个远洋航海的黑暗时代，最终被欧洲文明所超越。综观历史，除了罗马帝国衰亡到文艺复兴初期的这段中世纪欧洲是我们所熟知的“黑暗时代”以外，还有许多不同的“黑暗时代”，默默地终结着一个个古老的文化。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从狩猎文化进展到农耕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将原本印刻在脑里的记忆遗忘一空，打猎、采摘，这些文化技巧我们早已不会了；而现在，我们站在另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正从工业时代跳到一个科技为基础的未来。我们该如何安然度过这个转变，而不再丢失自己珍贵的文化？这是一本阴暗沉重的书，也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雅各布斯这位城市规划的大师、城市经济学的传奇、改革者和梦想家，为浑浑噩噩的大众敲击着警钟，思考着困惑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生活的诸多问题。本书的宗旨，就是讲述“黑暗时代”的教训，以维护并发展我们的文明，使它不致渐入死巷。

“从社会性别角度、从文化层面探讨工业化的丰富内涵及其与妇女地位边缘化的关系”是本书的主题。一方面作者尝试批判性地借鉴国外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方法和观点——社会性別的视角及其理论，通过对18-19世纪英国社会不同层面的女性个人经验的分析，探讨两性的差异性与社会文化发展间的互动，探讨工业社会变革时期妇女社会地位的建构过程，探讨她们能动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试图使我们了解工业化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并更加全面地展现英国工业化历史发展进程的丰富内涵。就此点而言，这本书不仅填补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英国妇女的社会作用和贡献的知识空白，同时也为妇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模式。

本书以人口学为视角，通过分析我国东西部人口发展的历史与条件，人口地理特征、性别和年龄结构以及人口再生产与人口转变问题等，研究和思考了我国东西部人口发展的差异性，探索与寻求加快西部人口发展，并进而推动西部社会发展的理论思考。本书是人口学比较研究的一部力作。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口的存在、繁衍和变动是以物质资料生产为基础的，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条件和社会生产方式，人口必然要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着不同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和人口增长规律，相应地产生和形成不同的人口理论。

《构建和谐社会：关注老龄化影响》是一部关于老龄化问题的论文集。根据最新数据资料反映的中国人口变动和发展预测，概括出我国社会老龄化的新趋势和特点；指出了老龄化对人口发展战略的制约，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储蓄、投资、消费等方面的影响，老龄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等等。提出通过盘活老年资产，进行符合市场原则的养老保障改革的建议。

本集所收拙作，寥寥数篇，所涉及者只是文化人类学领域中有限问题。自知质量不高，却多据亲自调查搜集之新资料，提出自己一得之见，或可忝列于“采山之铜”。本集涉及主要问题有：中国学界据一百多年前摩尔根书常加讨论的易洛魁人，其“母系社会”是否为人类“社会发展必经阶段”。按现已查明。古老的狩猎采集民族，继嗣制度多为“两可系”甚或父系，其婚后居住方式多为“两可居”甚或男方居住，实行母系社会却多为农业民族，从母系到父系是否真是普遍规律？（见《易洛魁人的今昔》）是否游牧民族必与父系或家长制相联系？（见《以驯鹿为生的沙米人》）初民中常见一对配偶可以随意离异的现象即所谓“对偶婚”者，是代表人类婚姻家庭一个特定发展阶段，抑或是初民普遍存在的一种婚姻形态？（见《他鲁人的婚姻形态》、《利米人的婚姻形态》）在民族涵化过程中，民族认同之转化方向是否取决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较高文明所征服”能否可视为一种规律？（见《佤山汉族矿工族群认同的改变》）中国近几十年遭受忽视的“草根社会”，过去实曾对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发挥重要作用。以西南民族为例，它们以制定地方法规（乡规民约）或通过宗教信仰及一系列禁忌客观上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西南民族原来的刀耕火种农业为何未曾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见《中国西南保护生态环境的优良传统》）随着中国少数民族迁入城市，中国城市是否仍如某些国外人类学教科书所说和日本一样是单一民族居住的典型？（见《谈中国少数民族迁入城市》）为什么国内外浅化民族均喜饮酒？过去不成问题现在却形成严重社会问题？（见《酒与少数民族》）在这本小书中，对以上问题已作出自己的回答．其结论与前人多有不同。“文章羞与俗雷同”（陈寅恪诗句）。这种境界虽难达到，却是自己一直心向往之的。但笔者一些看法是否最终能够成立。当然尚有待于未来更多调查研究的检验。诸篇引用外文资料，译成中文后或未注原文。但熟悉国外人类学文献者不难据此查阅。又过去曾编《文化人类学常用词汇英汉对照表》，今再次收入本书，以便读者。

本书是《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系列的第8本，今年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与往年不同的是本书对如何应对中国正在迎来的“刘易斯转折点”，是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和政策挑战。主要论述了以下两点：第一，如何从经济增长方式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出发，准确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做出判断，识别这个转折点的到来及其中国特色；第二，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揭示这个转折所具有的理论含义和政策含义，并给出中国经济学家的回答。 根据课题组的预测，如果粗略地把劳动年龄人口看作劳动力供给的话，其净增量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情形，将会发生在2004～2009年间的某一年。接下来，2013年前后，曾经为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人均GDP高速增长做出1/4以上贡献的人口抚养比，将停止其长期的下降而转为提高。大约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降为零。这种人口结构变化的大趋势，必然在近些年的劳动力市场上，以我们以往从未见识过的方式表现出来。把这些变化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相结合，就形成了所谓“刘易斯转折点”。对于这个著名的转折点，刘易斯本人没有亲身见到过，当一些国家和地区经历这个转折时，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已经抛弃了二元经济理论分析范例。因此，如何应对中国正在迎来的“刘易斯转折点”，是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和政策挑战。我们面对的课题和挑战是两方面的。第一，如何从经济增长方式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出发，准确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做出判断，识别这个转折点的到来及其中国特色。第二，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揭示这个转折所具有的理论含义和政策含义，并给出中国经济学家的回答。我和我的同事，利用《人口与劳动绿皮书》这个平台，尝试履行这一职责。一方面，针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最新变化，以及许多人的不同观察和认识，进一步提供关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这个判断的证据。另一方面，从其他经济发展经验的角度，以及中国面临的独特发展和改革任务，揭示“刘易斯转折点”转折点到来的含义，即它对增长方式转变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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