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认为，建立人性科学的全部材料是在感知中提出炼的。感知作为意识内容的东西分为两种，即“印象”和“观念”，它们是两类知觉。印象是指初次呈现于心灵的一切感觉、情感和情绪，具有较多的力量，比较猛烈。观念是指由记忆和想象对以前印象的再现，即对印象的“摹仿和草拟”，是思考和推理中的印象的模糊心像。一切单纯观念都有一个单纯印象与之相应，但复合观念则未必那样，没见过长翅膀的马却可以对它进行想象。这是休谟在哲学中建立的“第一条原则”。《人性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知识和或然推断的论述》一节。休谟认为，因果关系是人为的，不具有确实性。人的因果性观念完全来自感觉经验中对“相似性”例证的观察：我们看到两个类似的现象不断地按先后顺序重复出现或“恒常会合在一起”，便由这一个推到那一个，把一个称为原因，另一个称为结果。这种根据经验而来的推论完全是习惯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结果。但休谟并不贬低习惯，他指出：“习惯就是人生的伟大导师。只有这条原则可以使我们的经验有益于我们。”《人性论》发展了贝克莱哲学，它的经验主义、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对康德以后的西方哲学产生了广泛、深远而又十分复杂的影响，直到今天它的许多方法和结论对于哲学的进步仍旧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本书曾风靡整个美国，并使其作者玛格丽特·米德成为有史以来公众知名度最高的人类学家，也由此使人类学这一学科在美国大众中深入人心。在美国及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男女青年在青春期经历的躁动、困惑和反抗等现象是不是人类所共有的？如果不是，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西方社会的这种青春期躁动？米德带着这些问题去到了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米德以萨摩亚的“反例”得出的结论，使这部初版于1928年的著作成为人类学“文化决定论”学派的一面旗帜，也因此引发了人类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场论争。

《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东方社会》以“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东方社会”为论题，系统梳理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探讨后殖民主义理论关于东方社会历史命运的分析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基于此，《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东方社会》分三个部分来阐述上述问题。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崛起及其实质。第二部分主要梳理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第三部分主要探讨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20世纪中国女性角色变迁》运用社会学的角色理论解读20世纪中国女性的角色变迁全书分为四章。第一、二章重点解读了“辛亥-五四”时期即1900-1923年间的中国女性角色变迁。辛亥革命时期是现代女性角色模式萌生的时期，五四时期是现代女性角色模式初步构建的时期。这一时期，先进的中国女性致力于突破传统的角色模式，不畏艰难地塑造着新型的家庭角色和丰富的社会角色，从而开辟出女性角色的现代化之路。第三章主要阐述了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后二十余年间（1978-2000）中国女性角色的变迁。这一时期是现代女性角色模式演进的时期。中国女性回应时代的挑战，积极进行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现代化调整，从而往“人的自由丽会瓯的发展”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第四章对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女性角色变迁进行比较分析。从角色变迁的起点、过程、效果等方面进行全景式考察，二者的趋同性和差异性显而易见，从中不难看出女性角色变迁与社会转型之间紧密的互动关系。因而，女性角色的现代化调控，一方面有赖于女性自身的不懈努力，一方面还需要社会的鼎力协助。21世纪。我们对中国女性的角色变迁充满信心。

性别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生物学的，它关心的是人类体质上的差异，因而是生理学的研究对象；另一层是社会学的，它关心的是社会赋予男人和女人的行为模式，在我国把它概括为“男女有别”，我想知道的是中国古代的男女有别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又是如何形成的，进而探询男尊女卑的社会根源。西方性别理论用“社会性别”表示两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因此性别分析实际是一种文化解构，分析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结构性因素构成的社会机制如何架构、统摄了中国古代两性的生存方式以及人们的性别观念。这种研究需要一种能够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学科手段与方法，这正是文化史学的长项。文化史学是以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弄清现象由哪些因素综合而成，以及这些因素在综合体中分别发挥什么作用，在分析现象形成的相互依存条件时发现它们的结构形式。现象分解的最终目的是发现历史文化的通则、原理或规律，从而服务于社会。我国古代两性关系的表现形式——男女有别，正是文化史学可以把握的具有稳定性、齐一性的文化现象，如《国语·鲁语上》所云：“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不可无也。”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使是今天，我们仍可感受到传统性别结构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对两性关系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对历史上的两性关系作整体考察，政治、经济、宗教、哲学、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思想观念在两性关系上无不有所体现和反映，这些因素是相互关联的，关联的方式就是性别结构运作的一般原理。因此，本书采取的是一种结构分析的方法，它是一种可以进行实际操作的方法，而不是一种意义广泛的哲学方法论。在分析中我利用了大量文化人类学的材料，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如下考虑。我们知道，在社会科学中，与历史学亲缘最近的就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因此近些年来将文化人类学引入中国古代史研究渐成风气，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方便进行文化比较，正像台湾学者韦政通所言：“人类学像一面巨大的镜子，使各个不同的文化在镜子面前照出自己的原形，不再执迷在各自传统的神话和狭隘的观念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古代史特别是上古史的学科限制。上古史研究的一个局限是史料不足，也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二重证据法，可是考古资料常常也是不完全的，要靠人去解释，这是上古史研究歧义颇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利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很有必要的。由于缺乏详细的文字记载，我国上古时期两性生活是什么样子已经很难考证。要把问题搞清楚，很显然仅凭二重证据法是有困难的。为此我读了许多文化人类学的记述和理论著作，特别使我兴奋的是原始部族（姑且这样称呼）的两性关系常常是这些著作的一个重要内容。由此我也认识到，性别问题是个世界性的普遍话题，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存在规范两性关系的性别制度，跨越时空、种族、民族、阶级，并和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每个社会的性别制度尽管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性别不平等却是大多数文化的共同特征，这就需要将中国性别问题的研究置于这个背景之下。近现代的土著部族虽然不能说是原始社会的遗留，但其社会规模较小，社会分工不发达，社会组织简单，两性的社会性差异简单易见。恰当地利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启发对中国古代两性关系的认识，如两性的劳动分化、宗教分化、政治分化等问题都有赖于对简单社会性别分化的分析，此其一；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既有的许多理论，如摩尔根的母系社会就是母权社会的理论，以及知母不知父、感生神话、女神崇拜、女巫的社会地位等问题，此其二；可以帮助我们依靠旧史料研究出新成果，进一步发现并解释很多现象，如妇女三从、杀女婴、妇女的商品化趋势、女祸现象、母子情结等等，此其三。虽然我在书中采用了大量异族材料，但我并不认为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化与这些民族是一样的，利用这些材料只是为了便于分析。关于书名的问题也需要作个说明。目前的这个书名是我再三考虑后定下的，题目比较大。我之所以把书名定为中国古代而不是先秦时期，是因为我论证的内容虽然以先秦为主，但也涉及先秦以后，而这部分内容又是先秦所范围不了的，所以我把书名范围在中国古代而不是先秦时期。本书是用文化学研究妇女史以及历史上的性别结构，进而探讨妇女社会地位的一次尝试。这项研究不仅是为了总结过去，也是为了发现作用于性别关系的社会机制。我力求把性别研究从学者的书斋中解放出来，使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成为可操作的应用性理论。历史上曾经影响过两性行为的因素，有些已经消失了，有些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遗留下来，有些则原封不动地延续到今天，我在绪论中以“妇女发展的现状”开篇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希望本书的分析有助于在协调两性关系的工作中使人们更加自觉、更加理性。

《危机逼近人类：对21世纪人类面临形势的观察与思考》一本关于21世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形势报告，更是一本描绘21世纪人类命运和面临挑战的书籍，它关切着受损的自然环境、生态和篮球，更关注人类的发展和未来。“世界正处在巨大灾难的边缘”，“南极冰盖融化可能导致海平面上升6米，淹没一些沿海城市，包括纽约、孟买、上海”“但即使现在，很少人完全明白问题的严重性和急迫性”。2007年11月17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发出的郑重警告震惊了世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07年12月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全球气候大会上说，我们（人类）今天处于十字路口之上，一条道路是达成全面的、新的气侯协议；另一条道路则是背叛我们的地球釉我们的子孙后代。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首席科学顾问戴维·金说，“拯救地球”遏制全球变暖趋势的必要性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普遍性的问题之一，哒个问题对世界构成的威胁“远比国际恐怖主义大得多”。　前美国副总统戈尔说，我们要对子孙后代负责，对这个星球负责。

许多学生、教师和经常来访的朋友们对我的协助，可说是一种无可估量的贡献，是他们使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成为一个真正令人愉快和令人鼓舞的地方。要开一张详尽的名单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只能举出几位最有直接影响的人士，他们是格雷姆·多兰斯、戴维·芬奇、简·格雷夫、弗兰德和多萝西·哈恩、弗里德里克·海叶克和拉尔夫·特维。同时我非常感谢马库斯·弗莱明先生、普罗菲索·卢茨先生和卫纳先生三位教授的批评和建议，《人口原理》的修订大多是以他们的意见为依据的。我也感谢帮助我核对校样和制订索引的理查德·昆特先生。读者们肯定会注意到，《人口原理》中许多论点同利特尔先生的《福利经济学评论》的观点或哈维里莫在《非自愿经济决策论》（《计量经济学》，1950年1月号）中的分析有很紧密的联系。我的原稿在上述两文付印之前已基本完成，只是有几条简明的注释和参考使我满意，因此仓促添进拙著，这倒是毋庸讳言的。不妨这样说，能与他们不谋而合，结为文字之交，本人不胜荣幸。

《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压力》分析了我国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现状以及原因，据此提出了一些观点，如：以农业为基础，提出了资源限制、需求限制和效益限制三个判断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标准。在研究过程中，作者从我国人口的适宜分布、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城市发展三个方面着手，通过数据分析和推理，定量地计算了各省区人口的合理分布密度；从社会劳动生产率和耕地资源两个方面测算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在研究过程中，作者从我国人口的适宜分布、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城市发展三个方面着手，通过数据分析和推理，定量地计算了各省区人口的合理分布密度，结果显示，中部地区人口压力突出，而东部发达地区相对具有更大的人口容纳能力；从社会劳动生产率和耕地资源两个方面测算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结果显示，我国农业人口只需要现实数量的1／4左右即可满足土地耕作的需要，庞大的农业人口亟须转移；城市化和保护耕地似乎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按照当时城乡人均占地情况，如果我国城市化速度增快两倍，人口的增长就完全可以不需要占用耕地来安置。

《南宋人口史》是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组织纂写的“南宋史研究丛书”中的一种。南宋是我国人口重心、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重要历史时期。著者以南宋行政区域——路为单位，适当考虑各大自然区域的地理、历史等情况，考察研究了我国南宋政权（1127～1279）范围内的人口调查统计制度、人口数量和各时期各区域的人口发展过程。

《英国人的特性》初版于1856年8月，此时作者53岁，正在进行从新英格兰到中西部的大范围演讲。书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同年稍晚即开机再印。次年稍事修订后，第三次印刷。1870年并入《散文集））再版，1876年编入“小经典”再版。至1883年，其重印次数之多，已无法统计。此次再版，系据初版重新译出。爱默生应当首先被视为他所处时代在美国居于核心地位的思想家；其次才算得上美国人似乎永远不变的某些态度的奠基人；最后，在他鼎盛时期，他是一位具有非凡力量、智慧、淳朴、生动，并具有新鲜感的作家，而且无疑是英语文学中最棒的箴言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