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社会的包袱吗？就业难是因为人口太多吗？存在所谓的适度人口标准吗？环境恶化是人口多造成的吗？资源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性别比失衡是因为重男轻女，还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至今。计生部门宣传的很多“道理”早已“深入人心”，人们对于人口的观念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然而。现实的人口危机早已悄然袭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众多弊端逐渐显现，一些行业的劳动力不足，社会养老未来将不堪重负，“421”家庭生活压力增大，性别比失衡严重……而且，人口问题的解决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其是一个周期很长的“大工程”，我们现在还来得及吗？ 《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由何亚福著，本书从众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人口问题入手。细致地分析了那些听起来有道理的论断是多么荒诞。在结合中国现状解读人口问题的同时，《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还强调了社会道德、个人价值观等对于人们理解人口问题的重要性。

在传统形而上学以及本体论神学之中，身体还并没有自己的语言，如何让身体表达自身，让身体以身体的方式言说自身，回应尼采让生命返回大地的召唤，20世纪西方思想开始了艰难的冒险。《人文学科关键词研究·身体：从感发性、生命技术到元素性》试图从身体的感受性出发，展开自身感发、它异感发与无感之感的结构。同时，通过身体的现象学重新思考身体与意识的关系，通过技术的历史生成展现身体的外在代具性，通过身体的欲望展布思考身体的谱系学，以及通过身体与自然的元索性的关系展开了身体的不同面相。《人文学科关键词研究·身体：从感发性、生命技术到元素性》的书写本身也体现出身体感，即试图让身体的诸多器官，口、耳、手以及乳房等，来表达自身的生命形式。

古人说“人禽几希”。可“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人一直在言说着自己与动物的差别。对“人之异于禽兽者”的好奇与追问，不唯是古今中西所共有的一条思想线索，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它更成为了关系着当代人性的一大疑题。“上帝死了”、“人死了”……固已不是新闻，“从前你们是猿猴，就是现在，你们比任何猿猴还更加是猿猴”。是否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则只能像动物一样生活着？在“文明之猿”的时代，人在思想上、实践上、政治上、文艺上，又有怎样的前路可走？带着这样一种颇具当代性的问题意识，《人文学科关键词研究·动物（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人性根由》以“动物（性）”为关键词，绎述、分析了西方传统对于“人与动物之区别”的不断界定与再三思索，展开了一幅长长的画卷，其中，可以读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林奈、达尔文、尼采、本雅明、福柯、德里达、阿甘本等名字。《人文学科关键词研究·动物（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人性根由》的研究因而穿梭于形而上学、博物学、生物科学、宗教学、政治学、文学艺术及当代思想等诸多领域，自然构成了跨学科性。然而，凡此种种，却未曾离开过“人文学”的领地，因为其所关切的，乃是人之根由。

《我看与他观——在镜像自我与他性间探问》内容简介：以摄影的方式，透过人类学的视角，从分别作为主体（我看人）、客体（人看我）乃至相互映照（看人，亦看我）的层面，对人们的生活状态加以勾勒。这里不仅展现出社会文化的变迁，还有在变迁的过程中，作为视觉文化传播者的不同个体，不断进行自身探视的反省。

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汉语借词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两千多年来，汉语对周边语言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汉语借词进入了词汇的所有层次。在许多少数民族语言中，不但有现代和中古汉语各种方言的借词，也有大量上古汉语借词。上古汉语借词的存在使历史比较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语言接触发生得越早，鉴别借词和同源词之间的区别也变得越难，以至于某些语言的系属关系没有得到学界的公认。只有深入地了解借词，才能准确分析中国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借词的历史层次》共收录中国和法国学者的七篇论文，讨论白语、哈尼语、水语、藏语、瑶语和拉珈语等语言中的汉语借词的层次问题，希望这些文章能对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汉语借词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借词的历史层次》由向柏霖等编著。

20世纪是革命、解放与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行动的世纪”。今天的时代，一方面继承了“行动世纪”的精神遗产，带着现代性的焦躁，对行动的力量推崇备至；另一方面在经济与管理对生活各领域的全面入侵下，试图工具化行动，将“行动”异化为社会学意义上可以测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行为”。面对这一“行动的危机”，汪海所著的《行动（从身体的实践到文学的无为）》采取了西方思想史上行动问题之始祖亚里士多德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从政治、伦理、文学和基督教等角度，对20世纪以来西方人文学界对行动问题的探讨进行了选择性的梳理与延伸。《行动（从身体的实践到文学的无为）》通过对政治行动、言语行动、文本行动与文学行动等行动问题的考察，讲述了一个与“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句话很不相同的故事。这个故事强调的不是身体行动的至高无上，也不是言语与行动的对立，而是行动自身的多样性，以及行动与言语、文本，乃至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行动（从身体的实践到文学的无为）》还将提出一种致力于抗拒死亡崇拜和权力崇拜的行动模式，一种蕴含于文学的“无为”之中的“弱行动”。

《欧美人口经济学说史》以新兴边缘学科人口经济学说为研究对象，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阐述有关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思想的历史，同时研究人口变动的经济因素以及人口现象和经济现象的相互关系。《欧美人口经济学说史》较为集中地评价了近代和现代的一百多位著名的欧美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人口经济理论和分析模型以及研究方法，并从经济学角度把历史上各位学者的人口观点和经济观点联系起来，把经济理论作为人口经济问题的理论基础，来阐述各位学者的人口经济理论，为人们了解人口经济思想发展史提供了较多的资料，并且从纵横两个方面分析了各种人口经济学说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各种人口经济学说的渊源。全书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概括地说，主要研究了近代以来欧美人口经济学说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人口经济学说发展史。就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言，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可为人口经济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人员、学生和实际工作者提供参考。

本选题主要研究区域断代人口史，其研究对象是近代河南省的人口问题，时间范围从1912年（民国元年）至1953年。在对民国时期河南省人口统计制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以1953年人口数据为参照，重点分析民国时期各个年份的河南人口统计数据，确定1916、1935年人口统计数据相对质量较好，很好地回答了民国以来学界对民国时期河南人口数据的疑问。全篇主要以1916、1935、1953三个年份的人口数据展开进行研究，对民国时期河南省人口密布变化情况，人口结构以及移民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作者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河南的医疗状况、教育状况、社会保障体系做了全方位的分析。民国年间，由于频繁的自然灾害和兵祸匪患，河南人口面对灾难流亡他乡移民就食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建立于民国初年的官方救灾体系以及民间慈善机构积极开展工作，显得至关重要。在全省性的灾荒和战争面前，大量的难民迁移省外，范围遍及十余省。现代交通和通讯体系的发展，对难民的迁移和救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原华荣编写的这本《“生态目的性”与环境伦理——“小人口”原理（第3卷）》是“小人口”原理的第3卷，共8章（第16章～第23章）。主要内容有：“能量法则”和临界不确定性，生态系统、生态原理、系统的平衡与稳定；生存适应和生命原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生命的维持与消亡；“生态目的性”、生物，人类的资源配置原则、生物平等／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地质灭绝与进化的“悖论”；进化的性质，双赢还是零和？生境冲突、人为灭绝和生命演化的危机；“文化适应”、人在本质上的外部性和反自然；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整体主义、道德权利，选择、“外在价值准则”和“颠覆性”的生态学：伦理的主体和尺度，自然“本善”、人性“本恶”，“天赋生存权”、生态义务权利“基石”和“生物圈伦理”。《“生态目的性”与环境伦理——“小人口”原理（第3卷）》可供从事伦理学、历史学、人口学、人类学、生态学、地理学、社会学、哲学，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计划生育等学科的教学、科研和相关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参考，可作为高等院校本科学生、研究生通识教育的教材，也可用作公众的高级科普读物。

主体化人学是探究人的主体化存在的意义、结构、本质和建构的理论体系，内涵主体化世界观、人本观、价值观、生存方法论，旨在为渴望获得主体化世界的人们提供化世界为主体、化自然为生命、化认知为建构、化不幸为有幸、化痛苦为快乐、化贫穷为富有的选择与方式。工作主体化或工作共同体化是其核心范式和价值体系，亦是其终极关怀和终极道德伦理，自由、平等、正义、道德、诚信、价值都以此为起点、终点和轴心，都以此为终极。从此意义上讲，主体化人学亦是工作世界人学即工作人学。主体化人学与学界既成的“主体人学”不同，一是概念名称不同，前者是初创，二是核心范式和价值体系不同，前者是以工作世界为基础和核心的主体化人学体系，后者主要有“实践主体人学”、“生活主体人学”、“文化主体人学”、“意识主体人学”、“自然主体人学”、“神性主体人学”等范式，都没有工作世界基础和工作化核心范式和价值体系。主体化人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人学为主导、融合人的现实生活存在特别是现实工作世界而发生的新人学理论或人文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