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乡、镇、街道资料》作为2010年人口普查专题数据集之一，是一套反映中国小区域人口分布和人口规模的数据集，为进行微观人口研究，加强人口管理和开展社会调查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数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乡、镇、街道资料》所有数据均为人口普查登记的2010年11月1日常住人口资料。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中国土家族语言研究》一书60多万字，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理论与实践，主要内容包括至今尚存的土家族语言概况及其分布，并将土家语划分为互土语方言、吓沙姊妹方言和泸溪方言三大方言片区。土家语互土语方言有三个基本声调，五个移变调。吓沙姊妹方言有五个基本声调，三个移变调，并以充足的例子证实了现代汉语同音高双音节第二个音节的轻声调是土家语的第三声声调（或近似调）和土家族地区汉语方言的第三声声调（或近似调），并详细地论述了土家族语言、土家族地区的汉语方言以及现代汉语三者的亲疏关系，并论证了湘西地区的汉语方言除了没有“325”、“214”两个弯曲调，其他声调完全和湘西土家族互土语方言一致，还将音乐学上的时速线应用于土家族语言节奏快慢的划分，有利于读者和研究者准确地掌握土家语语速的快慢。第二部分是创新理论与实践，在现代汉语中词类分为实词类和虚词类两大类，而土家族土家语则分为实词类、虚词类、隐义词类共三大类，在汉语中的副词和助词都是以独立意义的形态存在，而在土家语中是很少有独立意义存在的副词和助词，其词型是以没有意义的音节与相应的实词构成隐义词后以副词性或助词性的隐义词元素组合的形态而存在。由于土家语和现代汉语的词性除了有相同的，还有很多不同的，因而为以后更好、更准确、更科学、更透彻地分析研究土家族土家语的语言形态、语言特性特质、语言结构方式及其词性、词法的剖析研究，因而出现了很多如：隐义词、全隐义词、半隐义词、实词性隐义词、虚词性隐义词、实词性实词隐义、虚词性实词隐义……词素潜移、词的匿音现象等新的名词术语，在语法结构上除了大多认为谓宾倒置外还有状补互换的情况。在语言层次划分上，现代汉语分为句子、短语、词（实词、虚词）语素，而土家语则分为句子、词（实词、虚词、隐义词）词素或词元素，最主要特征是土家语中副词性、助词性及其他虚词性短语皆归类于隐义词类。《中国土家族语言研究》在土家族语言研究上另辟蹊径，大胆创新，内容全面、系统、丰富，从实际出发，有极强的科学性、理论性，为以后更深层次地研究土家族土家语和湘西地区的汉语方言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也为深层次的研究现代汉语言文学、为土家族聚居区的现代汉语教学和土汉双语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考，尤其对我国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参考资料。本书由田志慧著。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作为2010年人口普查专题数据集之一，它涵盖了2010年全国各县级单位的人口分布、结构以及家庭居住状况等多项指标，是继2000年人口普查之后又一系统、翔实的县级大型人口数据资料。

《深圳人口与健康发展报告（2012）》由陆杰华、刘恩、苏扬主编，本书的主题是“提质增效、率先实现质量型发展”。实现质量型发展，在行政资源总量尤其是优质资源仍然有限的情况下，提质和增效就成为改善相关服务的主要手段。其中，增效主要靠合理配置资源使供需相称，提质主要靠从质量、价格和可及性等方面完善相关服务。尽管深圳的医疗卫生服务已经达到国内一流水平，但无论是按率先实现质量型发展的要求，还是按数以千万计的深圳人的医疗卫生需求来衡量，深圳市仍然存在看病就医困难和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公平度欠佳等现实问题。发现了这些问题，如何有效解决呢？《深圳人口与健康发展报告（2012）》从问题查找开始，依托常规统计数据和专项调查，进行了详细的问题制度成因分析。这其中有两方面创新：一是创新性地将在其他社会事业领域进行供需量化分析以发现相对差距的GAP分析方法引入，以准确发现如何通过调整有关制度使资源配置供需相称，达成“增效”。二是科学分析深圳市医疗卫生服务的现实需求。在本蓝皮书中，专门地调查和研究了解这些需求：通过“人口与健康基线调查”基础上的“深圳常住人口就医需求及其变动趋势研究”，使过去简单靠“拍脑袋定夺”的需求情况初步有据可依；而对深圳实现质量型发展影响最大的人群——新生代农民工，则专门研究了“深圳新生代劳务工健康行为与生活质量研究”，以发现其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特点。

贫困人口问题及其治理一直都是我国比较突出的重要问题。多年扶贫开发的成效使得贫困人口状况发生了重大改变，但是中国的贫困问题依然突出。龙门山后山大断裂带作为汶川大地震的震源和核心区、民族人口聚集区、革命老区和主体功能区规划当中的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其贫困人口问题具有各种特点，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同时还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判定该区贫困人口的基本状况，贫困人口问题主要体现和内容，如何从战略上、具体扶贫措施上以及制度、机制、组织保障上构建该区贫困人口问题治理的思路正是《如何走出贫困：龙门山后山大断裂带贫困人口问题治理分析》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何走出贫困：龙门山后山大断裂带贫困人口问题治理分析》运用了调查研究、文献研究等方法，从现状、成因、具体对策到制度、机制、组织保障等各个方面对该区贫困人口治理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相信《如何走出贫困：龙门山后山大断裂带贫困人口问题治理分析》一定能为贫困地区如何走出贫困，与全国同步小康，共圆伟大中国梦找到一条可以借鉴之路。

本套丛书即承袭了中国民族学传统，将目光投向中国西部多民族地区一一民族走廊。民族走廊是在中国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体系中，三个民族走廊，即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具有重要地位。这些地区民族众多，文化多样，其历史反映了各民族的迁徙、流动和交融，其中不乏战争、矛盾与纷争，但更多折射的是各民族互通有无、相濡以沫的文化积淀。加强西部民族走廊研究，特别是对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关系及对当今民族社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从社会层面上符合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从学术层面上符合民族学学科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科理念，从单位层面上符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关注边疆与民族地区，特别是关注少数民族研究的一贯宗旨。 本套丛书的三位主编苏发祥、祁进玉、张亚辉多年来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每年暑假，他们都会带领学生进入西部进行田野考察。开学后，他们在学院讲授西北民族研究课程，并组织读书会，与学生共同分享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学者对于学科理论、人类社会特别是西部民族历史文化的解读。并以组织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将研究心得在国内外同行中进行交流、商磋。读书（教学）、研讨与社会实践的三位一体，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多年秉承的传统，我们称之为“实践型研究型”教学模式。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承上启下的过程，由此，实现了民族学的薪火相承。

《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是反映云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成果的重要平台和汇集科学研究成果的精品库，体现了科学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随着本套文库的陆续出版，云南民族大学致力于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及促进民族团结与进步、社会和谐与稳定的优良传统将进一步得到发扬，学校作为社会思想厍与政府智库的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行走于田野，观察艺术在民间的生存状态，体会民间文化之“意味”；揭示秀山花灯发生与发展的变化过程以及与“外部场域”的互动；探讨艺术何以被宗教所利用，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穿梭于仪式过程中，而仪式中的“人”又是如何表达情感诉求和被塑造的；走进艺术本体，解析音乐与舞蹈是如何把人们的行为观念组合成为特定的“场”，发现艺术本体之外的文化表达。《灯神乐舞：秀山花灯的人类学研究》以民间艺术的表现形态为阐析对象，旨在解读在特定语境中，民间艺术何以如此表现以及这样的表现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西部民族走廊从北到南包括河西走廊、河湟走廊、陇南走廊、藏彝走廊和岭南走廊的东部。但走廊不仅仅是个地理单元，更多还是一个动态的学术区域。如此，西部民族走廊还应包括两条古道，即河西走廊的延伸、玉门关以西的丝绸之路和西安以东的唐蕃古道。自古以来，这些走廊和古道便是中西交往、各种物和文化流动及各民族互动的主要场域。 河西走廊、河湟走廊、陇南走廊可通称为西北民族走廊，其中，河西走廊曾经在中外交通史上声明显赫，它从日月山以下，祁连山以南，一直延伸到青海湟中的河湟走廊及其延长线，这条走廊一直可以延伸到卓尼，通过甘南走廊和西民族走廊，即张曦博士所言之藏羌彝走廊相连。这也是古羌族从西北向西南迁移的重要路线。河西走廊和河湟走廊主体部分只祁连一山之隔，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河西走廊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是连接中原和西域的咽喉要道，汉代末期佛教从西域传来，至此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工作，至今武威仍留有鸠摩罗什的舌舍利塔，中原文化亦伴随着汉代的屯军大规模进入河西，文明中外的马踏飞燕即出土于此地的雷台汉墓。除了东西向的交通之外，自从元代之后，藏传佛教开始自南向北穿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和张掖两地向蒙古大漠传播，并因此塑造了亚洲内陆最为重要的宗教共同体。如今，除了河西四镇之外，河西走廊南端自东向西分列着藏、裕固、蒙古和哈萨克四个民族各自的自治县，要理解这一格局又必须得结合对祁连山以南的河湟走廊才行。河湟走廊内部的文化混杂方式截然不同，自号称青海咽喉的丹噶尔古城以下，是中国西北最重要的农业区域之一。由于历史上的国家建制、战争和贸易等原因导致的民族迁徙使得等河湟走廊更多部落社会的特征。但由于宗教组织的强大影响力，各个民族往往结成更大规模的宗教共同体，诸如塔尔寺和佑宁寺这样的藏传佛教寺庙在明代以后扮演着重要的区域文化中心的角色。

1992年以来，对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的争论逐渐从人口学界蔓延至全社会乃至全球，争论本身似乎也演变成一个社会问题。争论的实质在于：对于一个仍处发展中，而且生育转变主要是由计划生育政策强力诱致的国家，人们对中国总和生育率短期内从远高于更替水平迅速下降到远低于更替水平这样一个事实难以理解和接受，进而产生深切的怀疑。《中国步入低生育率（1980-2000）》借鉴国际人口学界近年来针对发达国家低生育率甚至超低生育率现象进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创造性地利用1997年和2001年两次全国性调查得到的妇女生育史数据，从生育推迟角度分析了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低生育率的出现。以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所得到的结论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中国低生育率的发生机制。《中国步入低生育率（1980-2000）》由巫锡炜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