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9年卷）》包括学科研究进展概况、学术热点问题座谈、学者访谈、年内逝世学者介绍、网络开发与发展等内容。

以往研究传统工艺的著作以民俗和地方风物调查为多，做文献研究和工艺技术考察的也不少，然而运用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来考察研究的却不多见。《人类学视野下的传统工艺》从独特的视角将传统技艺及其功能与社会文化、习俗观念、经济生活、人际关系等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是万辅彬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十年来深入田野、潜心研究的结晶，是不可多得的科技人类学新著。《人类学视野下的传统工艺》是相思湖学术论丛之一。

《人类发展的概念与理论》是国际发展心理学界公认的一部权威著作，自出版以来，受到了世界各国发展心理学家以及相关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一直是国外大学的发展心理学专业本科高级课程及研究生课程的必读书目，适用于心理学系、人类发展学系、人类生态学系以及家庭与消费者科学系中学习发展心理学课程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先前版本的基础上，《人类发展的概念与理论》第3版做了大量的更新和拓展，继续发展领域中关键概念性问题的哲学和历史基础，如天性一教养之争、毕生过程巾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动态性。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2辑）·彝学：二十世纪汉族学者彝学研究文选》特色：第一，注重彝族语言文字研究。第二，从人类学的眼光来研究彝学的，先驱人物多是外国传教士。第三，贵州开省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土官子弟非常重视，充分考虑了对少数民族子女的特殊教育。要求后者远赴京师，读圣贤之书而后量才录第四，抗战期间，大量内地高校、研究机构和汉族学者陆续进入大西南，许多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如吴泽霖等）相应地开展了许多民族调查。第五，彝族学者对本民族的研究当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代彝族学者中，余宏模先生当是代表性人物。

杨晋涛生动描述了塘村老人们的“衰老过程”及其正在经历着的乡村各种变迁的具体情景。在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已经导致出现“过疏化”现象的塘村，老年人必将经历的一系列人生大事均可以成为他们逐渐走向衰老、“成长”为老年人的标志性事件，诸如为儿子操持结婚、分家（包括家屋的代际分配、析产、分灶、户口门牌的区分）、成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成为诞辰寿礼上的寿星、“称粮”（失去劳动力，开始由诸子绝对对等地负担和供养）等，其中分家和称粮最具重要性，前者意味着家庭发展的周期性裂变及其伴生的父辈权威地位的弱化，后者则是社区、家庭和当事人对生理衰老过程的一个最为明确、简洁的相互确认，也可以说是乡村文化对衰老的认定。塘村的养老方案除了称粮，还有“吃转转”、“各养个”、“独子不分家”、“招郎”等，通过对上述诸多习俗性赡养制度的研究，作者阐明了老年人的生活和其家庭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而揭示出在乡村“孝道”的行为结构中蕴涵着的乡村“人观”原理和代际人际关系原则，这里所谓“人观”是指乡民们对“理想的”（或像样的）老年人和“孝顺的”晚辈所分别持有的乡土观念或基于孝道意识形态的判断和想象，而所谓代际人际关系原则，则主要是指晚辈“供老人”的义务和老年人“公平”（不偏心）对待子女的责任之间的对应关系。杨晋涛认为，如果家庭内部代际关系中晚辈的赡养义务和老年人的公平责任基本上是均衡的，那么，老年人晚年的“物质生活”就可以得到基本保障；此种物质方面的保障构成了乡村孝道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乡村孝道还有进一步的表意或象征层面，诸如“尽孝心”的馈赠和“言语”上的尊重等。

这本《张有隽人类学民族学文集（上下）》由张有隽所著，收入本书的论文和文章共62篇，包括《对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的几点看法》、《华南诸族梅山教比较研究》等。除个别篇章外，多数公开发表过。全书按内容分为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建设、宗教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瑶学四部分。

《多面中国人》所展示的中国人的生活画面出自于作者个人的亲身经历。作者在中国生活了50年，与每个阶层的人都有过很深的交往，他越是深入到中国人生活的内部，越是被他们深深吸引。他深深感觉到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民族，在充满欢乐的时刻，在笼罩着悲哀的时刻，以及在激发起正义感的时刻，这个可爱的民族都证明了自己真正拥有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品质。

过去我国用GDP指标衡量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现在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参照阿马蒂亚·森参与设计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来制定各种评价标准。

《中国人的气质》是明恩溥在《字林西报》发表的一组介绍中国人生活、风俗和性格的文章的合集。这本书生动概括、描述了中国人的一些典型性格特点。虽然有一些误解和偏见，但大部分的观点还是客观犀利的，可以让我们对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生活“真相”有深刻的了解。鲁迅先生生前曾向国人郑重推荐此书。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 （IUAES） was established on August 23， 1948， when it merged， in fact， with the Intemational Congress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 （ICAES）， which was founded in 1934. The latter was the product of various Congresses of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starting in　1865.The IUAES is one of the member organiz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ISSC） and also of the Intemational Council for Philosophy and Humanistic Studies （CIPSH）. The IUAES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Intem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ruons （ICSU）. Its aim is to enhance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scholars of allregions of the world， in a collective effort to expand human knowledge. In this way it hopes to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uman society， and to a sustainable future based on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The IUAES once noted a draft statement on the future of world anthropology in “Current Anthropology” （1979）： “The scope ofanthropology in terms of areas of human interest includes such critical issu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s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essure for the progressive reduction of disparitie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world order，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state， ethnic plur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harmonization of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institutions with the basic and derived biological and psychic drives of man”. The IUAES itself consists of n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s in more than 50 countrie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and also includes some hund：reds of individual members. The research effort and involvement of the IUAES is principally arranged by its scientific commissions， of which， currently， there are twenty-seven， and each of which concentrates on some area of anthropological interest.They included ethnic relations， aging and the aged， women， children， youth， migration， epidemiology and Aids，tourism， primatology， linguistics， and so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