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亨利·路威（Robert H.Lowie）的《乌鸦印第安人》（The Crow Indians）是一部全面、细致地描述欧洲人定居前在北美大平原生息繁衍的印第安土著人的一支——乌鸦印第安人的著作。作为一本经典的民族志，从1935年首次出版以来，此书几经再版，最新的2004年的版本中附有由一位从事文学研究的乌鸦印第安人菲诺舍·鲍厄勒（Phenocia Bauerle）撰写的导言。显然，路威对于乌鸦印第安人生活的描述所引发的兴趣经久不衰，并且已经超出了人类学领域而引起了其他社会学科的关注，如社会学、历史学、美国历史、美国研究，直至时下乌鸦印第安人自己的文学反思。

《风险社会的人学研究》旨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立场对风险社会进行哲学反思，在全面呈现马克思主义人学有关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批判吸收当代风险社会理论的优秀成果，揭示社会风险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分析风险社会的人的历史本质，探讨风险社会的人学成因、存在条件、发展规律和历史趋势，构建马克思主义关于风险社会的人学理论，为我国现代化发展提供风险人学的理论基础。

《湖南人口变迁史》内容为湖南是中国南方的一个人口大省，2006年末全省总人口6778．25万人，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名第七位。它以仅占全国2．22％的土地面积，养育着占全国5．09％的人口，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311人，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省级行政区之一。今日湖南人口众多，是承载着历史上的众多人口发展而来的。湖南气候宜人，土壤肥沃，河湖密布，灌溉便利，物产丰富。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使湖南成为中国古人类重要的发源地和繁衍地。津市虎爪山、常德樟木桥、长沙张公岭等人类活动遗址，年代均在距今10万年以上。尽管历史上湖南人口数量波动频繁，而且在唐代以前增长缓慢，但宋代以后湖南人口增长开始加速。从有人类居住，一直到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湖南人口方突破1000万。但到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湖南人口便突破了2000万，这中间只用了552年；而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湖南人口突破3000万，更只用了86年。

《中日少子化的经济分析与研究》通过对中日家庭育儿费用的支出进行数量分析，阐明育儿成本过高给中日家庭造成的经济负担，进而导致中日女性少育或者不育是中日少子化趋势加剧的首要原因，中日政府及企业只有对这一因素进行充分认识和切实把握，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才能解决少子化问题。

手淫（亦称自慰）在十九世纪被看作一种可怕的恶习。正如普鲁东所写的，这种恶习“戕害了年轻久”。人们认为它严重损害健康，从事这种行为就等于是自毁。1860年，有令法国医生说，在世界上，被自慰这种恶习害死的人，要多过死于历次战争的人，多过死于各种瘟疫的人。这种恐惧在欧洲流传甚广，甚至远渡重洋，传到了北美。1870年，有部美国著作这样写道：“自慰要害你一生，直至死亡；它无时无刻不在折磨你，这种痛苦无法用言语形容。就是死在刑场上，也好过受这种活罪。”为了防止或者治疗这种毛病，医生或者教育家们毫不犹豫地宣称，应该让年轻人产生真正的恐惧。不过《自慰：一种巨大恐惧的历史》不仅记录了医生和教育家们的这种愿望，还记录了孩子们被这种恐惧折磨的痛苦。那么，这种恐惧是从何时开始形成的呢？也许大家难以相信，其实它只是始于十八世纪。《自慰：一种巨大恐惧的历史》以大量翔实的资料，可信的叙述，给大家展示了这种恐惧形成、发展、消失的完整周期。

刘劭字孔才，三国时广平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人，约生于汉灵帝初年，卒于曹魏正始年间。初人仕途，为尚书令苟或的门下计吏，东汉建安年间官拜太子舍人、秘书郎。魏文帝黄初年间，为尚书郎、散骑侍郎。魏明帝时，外放陈留太守。魏景初中，受诏为都官。正始中，执经讲学，赐爵关内侯，卒后追赠光禄勋。刘劭通晓经学，“该览学籍，文质周洽”①，博学多阐，著述甚丰。人仕后，受诏集五经群书，参加了我国古代第一部类书——《皇览》的编纂，并与庾嶷、荀诜等人一起，改定刑制，删约旧科，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撰《律略论》《说略》《乐论》十四篇，《都官考课》七十二条，著《法论》《人物志》，另有《赵都赋》《许都赋》《洛都赋》。凡所撰述百余篇，但其中大部分已亡佚，现仅存《人物志》一书及一些残文。刘劭所撰《人物志》，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探究选才用人的杰出专著，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本人才学理论著作，在国外有较大的影响②。隋唐志均将此书列入名家。东晋十六国时，敦煌学人刘晒重其书，始作注解。

国民素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所谓国民素质，是指一国国民在先天禀赋和传统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在后天教育和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包括身体、心理、社会文化特质等在内的综合素质。国民素质包括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它具有先天不同性与后天发展性、历史性与现实性、协调性与非协调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等特征。国民素质是是在实践中养成的。在它养成的过程中，社会的制度、道德、教育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个体的“知、情、信、意、行”五要素的均衡发展和有机循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社会实践起着桥梁纽带的作用。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对包括人的素质在内的人学研究一直是思想家关注和探索的焦点，形成了形态各异、精彩纷呈的学术流派和理论体系。我国古代文化向来以研究人性见长，儒家提出了人性善和道德至上的主张；墨家提出了朴素的博爱、和平、互利、互惠的思想；道家提出返璞归真、无为而治的理念；法家提出“人性恶”和“道德无用论”的学说。我国近现代思想家对人学的研究主要是对传统国民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的反思批判，梁启超提出了“鼓民力、启民智、新民德”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路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发出了以民主科学的精神改造传统的国民性、以民主科学的知识提升国民的社会文化素质的呐喊。西方古代思想家提出了自然主义的人性论、理性主义的人性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社会人”的观点。西方中世纪的思想家创建了宗教人学，以上帝的观点来解释人及一切。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以人的本体论反对神的本体论，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人权拒斥神权。近代西方思想家提出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人文主义思想。现代西方思想家提出了精神分析理论、自我实现理论、以人为中心的人格理论、“存在人”的文化理论等。前人的研究成果为现代人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指导我国国民素质发展的重要思想。它包括人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两个方面。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做出了符合中国特点的发展。毛泽东提出了又红又专、政治与业务相统一的国民素质基本标准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国民素质建设的思想。邓小平提出了“四有”新人的国民素质培养目标、发展生产力是国民素质提高的物质基础、发展教育是国民素质提高的关键、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国民素质提高的直接途径的重要思想。江泽民提出了紧扣时代主题，建构国民素质结构的新内容和新途径，以及国民素质提高与社会发展是双向互动关系的重要论断。胡锦涛提出了构建以人为本的国民素质体系及其实现的途径和方法，并将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国民素质提高的着力点的时代命题。国民素质具有历史继承性和路径依赖性。传统国民素质既是现代国民素质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又是国民素质快速发展的包袱。我国传统国民素质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首先，身体素质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因为民族大融合而得到明显改善。其次，国民心理素质总体上的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心态，但也存在个别时期的人性张扬和人格独立。最后，社会文化素质的全面提升和近代性因素的逐步出现。传统国民素质具有积极因子或现代特质，它们是重视生命价值、兼爱宇宙万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天人合一”思想，　“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至上”思想，“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思想，国家至上的整体观念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不同事物和平共处的“和合”思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和“知行合一”、“自强不息”的积极人世精神等。同时传统国民素质也内生了主体意识缺失、以孝治国、整体和实用的思考模式、官本位意识、小农意识等消极因素。在新的时期，因应时代的需要，传统国民素质的积极因子要进行现代转换，消极因素要进行彻底改造。国民素质发展受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社会所处历史阶段的影响。我国从农业到工业、计划到市场、封闭到开放、传统到现代的全面的社会转型极大促进了国民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改善，但也带来了诸如体质上的亚健康、心理上的病态、思想道德上的滑坡、文化素质上的偏低、科学精神上的弱化、人文精神上的缺失等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国民素质还没有实现全面而均衡的发展，原因在于：一是国民健康意识淡漠，学校体育、社会体育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二是社会转型的伴生物型塑了国民的功利化、浮躁化、虚假化、粗俗化、迷茫化的心态；三是经济落后制约了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的发展；四是民主法制建设滞后阻碍了国民素质的提升；五是市场经济的内在本性弱化了道德的威力；六是人与环境关系的不协调威胁了国民的身体健康。国民素质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是共生共长、互构互建的。首先，国民素质发展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条件和保障。表现在：国民素质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条件，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前提，是人际关系和谐的关键因素，是促进和谐社会生态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其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国民素质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客观前提。表现在：政治和谐为国民素质发展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经济和谐为国民素质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文化和谐为国民素质发展创造有利的舆论环境；人与自然和谐为国民素质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条件。国民素质发展目标是国民素质发展的核心。科学的国民素质发展目标应该是：首先，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其次，具有现代个性力、人格力、适应力、承受力、应激力的良好的心理素质；再次，具有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科学思维方式、科学研究方法和现代知识结构体系于一体的科技文化素质；第四，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法制观念、市场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效益意识、开放和世界意识、民族和爱国意识等集于一身的现代思想政治素质；第五，具有较强的合理利用与支配各类资源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获取信息并利用信息的能力、综合与系统分析能力、运用特种技术的能力素质；第六，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包括文明礼貌、尊重他人、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勤俭持家、团结邻里的家庭美德。最后，具有扎实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础文明素质。途径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国民素质目标的实现途径有五个方面。首先，大力发展生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国民素质目标的实现提供物质基础。其次，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增强民主法治意识，完善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制度和民主监督制度，为国民素质目标的实现提供政治基础。再次，大力发展科教文化事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国民素质目标的实现提供文化道德基础。第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培养国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为国民素质目标的实现提供生态基础。最后，树立完善人性、避免异化、增进福祉、公平正义的终身学习理念，建构由政府、社会、企业、学校、社区分工合作、监督制衡的终身学习体系，为国民素质目标的实现提供智力基础。

外语教育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中国外语教育的发生，与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处在共时态的空间中。近代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历程就是近代中国对外开放、追求现代化的历程。近代中国的外语教育在近代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历史进程中起着极其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其发展变化不仅反映了中国教育的发展，也折射出中国近代思想和社会的变迁。本书旨在分析与探讨世界化语境嬗变中的近代中国外语教育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而非纯粹的外语教育史。本书的整体构架主要以时间顺序为经，以外语教育的各个侧面为纬，描述和探讨近代中国的外语教育在不同时期、不同世界意识语境中的变化特点及其所传递的社会文化意义，借以透析在中西文化关系中外语教育所体现的主体应对策略——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辨证互动规律，从而揭示出外语教育与中西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勾画出人们认识世界和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历史轨迹。本书以“世界化”、“世界性”与“民族性”为主体概念，探讨了近代中国外语教育变迁与中国对外开放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外语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是西学东渐背景下官方倡导，民间参与，以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增强了解世界力度，提高与世界接轨能力为主要目的的教育运动。它的变迁发展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由零星到系统、由保守到开放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国家门户开放的过程，一个民族的思想开放、心理开放的过程，一个勇于直面世界、接纳异己、表达自我的过程。世界与中国的相互关系始终是垫衬中国近代外语教育历史的浓重底色。所以，近代中国外语教育在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发展史实是近代中国如何走向和融入世界的历史。本书分六个部分展开。绪论部分主要包括研究缘起、研究价值、研究文献综述与研究不足分析、研究目标与创新、研究方法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对本书的写作作一简要交代与说明。第一章主要描述与分析滥觞时期外语教育作为近代国人特殊的“睁眼看世界”现象的思想动因及其具体表现（1862-1900）。其总特点表现为强民族性弱世界性：课程地位低于母语，外语教育规模小；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直接工具主义，即培养政治外交与商贸经济所需要的普通译人；在内容上以翻译官文、商业用语为主，文化教育内容少；在方法上以语法翻译法为主，重翻译技巧训练；外语还被迫作为其它学科的教学语言；此时的外语学人在文化边缘的狭缝中职微言轻，事业道路上备尝艰辛。总体而论，在国人世界化意识初步觉醒的背景下，外语教育表现为对于表层西方文化有所吸纳，而对深层文化则是无知少涉，戒心的浓厚与底线的固守使得此时期外语教育的文化教育意识严重缺失，而急功近利的工具意识甚强，特别是与日本同时期的外语教育环境比较，国人的保守意识很强，体现出国人在世界化趋势面前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认同倾向，因此外语教育的成就有限。但此时开办外语教育毕竟是国人被迫走向世界的一种回应与选择，是中国走向世界所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第二章主要是叙述与分析制度化时期外语教育作为国人“主动走向世界”现象的思想动因及其具体表现（1901-1921）。其总特点表现为强世界性与弱民族性：外语教育成“热”成“潮”，开始普及化、制度化，成为中学的必修课，高小的必选课，课程地位反而超过母语，教育价值取向上体现为间接的工具主义，即把外语教育作为学习西方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途径；教育内容上表现为语言教育与西方文化知识教育的结合，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成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双语教育迅速发展；教学方法从以语法翻译法为主过渡为以阅读教学为主；文化边缘人的社会地位显著提高，世界性特性更加突出。显然，经历了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和《辛丑条约》的刺激与盘剥之后，在“亡国灭种”的危局下，国人表现出强烈的西方文化认同倾向。第三章主要是叙述与分析民族化改革时期外语教育作为国人“主动改造世界”现象的思想动因及其具体表现（1922-1949）。其总特点体现为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协同发展：外语与母语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渐处平衡；外语教育的价值取向为综合化，具有了从工具主义向人文主义转变的倾向；外语教育的内容呈现出生活性、交际性、民族性等新内涵，较好地体现了实际的语用环境，跨文化教育意识增强；外语教育的方法则倾向为“听说读写”的综合训练，产生了一些以直接法精神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方法；对殖民性质的外语教育进行了抵制与批判，显示出可贵的民族精神。总之，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前后两次世界大战，面对越来越强大的世界化劲力，国人的世界化意识里开始蕴涵和萌动理性自觉的成分，外语教育的世界性因素与民族性特性辨证互动，使得外语教育的跨文化交往性质得以凸显。这是外语教育对两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化趋势的合理应对与促进，体现了国人理性的多元文化认同倾向。第四章的任务是分析和总结近代中国外语教育的主要特点、社会功能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余论部分主要论及近代外语教育的历史事实对我们的六点启示。六点启示也权作本书研究的几点结论：世界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是外语教育的基本品格，发展外语教育应树立开放的民族主义文化认同取向；反对文化帝国主义与全盘西化依然是当代外语教育的重要任务；外语教育的本质属性实乃一种跨文化素质教育；中外文化同构是外语教材编写的基本原则；从“权利”到“资源”是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的意识导向；加强民族文化认同视野下的外语教育研究。

《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保健护理》是一本较好的老年护理专著。第一部分在宏观上综述了我国老龄化社会的趋势与特点，分析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特别揭示了老年人的价值；探讨了城市、农村现存各种养老模式的优势与不足并探讨养老问题与发展对策。第二部分阐述老年护理学概念、老年护理目标、老年护理的发展现状与趋势，还详细阐释了生理性衰老在各系统的主要表现。第三部分的主要内容是老年专科护理，重点描述老年人的一般健康评估、老年人营养评估与饮食护理、老年人活动评估与安全护理、老年人的睡眠评估与护理、老年人常见心理与精神问题评估与护理、老年人常见疾病的保健护理，以及老年人临终关怀护理。

根据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一般看法，人类自脱离动物而进化为人以来，至少已经有200万年的历史，但直到目前为此，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还处于相当模糊的阶段。尽管人类把几十亿光年以外的宇宙和人类个体基因的研究，纳入了自己的视野，但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社会、政治、经济、战争以及人的心理、精神、思想等领域时，就会发现许多常常使人陷于尴尬境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