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概论》分为十三章。“导论”（第一章），介绍了民族学的定义、研究范围、主要内容、框架体系，以及学习意义和方法等。“民族学的形成与发展”（第二章），介绍了民族学的形成、发展历程及其学术理论，总结了民族学学科的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阐述了民族学学科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第三章），阐明了中国民族学学科早期建设历程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探讨了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发展问题。“民族与种族”（第四章），回答了民族与种族的关系，剖析了种族主义的理论和行为，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了混淆民族与种族关系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民族学研究方法”（第五章），从方法论、研究方式和技术层面三个方面介绍了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民族关系”（第六章），论述了民族关系的含义、影响因素、民族关系问题和调节手段，以及中国的民族关系。“民族政治”（第七章），诠释了民族政治的含义、民族政治制度、民族政策和中国的民族政治。“民族经济”（第八章），介绍了民族学学科有关民族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非工业社会的民族经济类型及其演进模式，生态环境、民族文化与民族经济的相互影响，当代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经济发展问题，并且重点论述了民族学关于民族经济类型和民族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概要分析了中国的民族经济。“民族文化”（第九章），叙述了民族文化的含义、内容和变迁，简要介绍了中国的民族文化。“民族与宗教”（第十章），从民族学的角度分析了民族成员的宗教信仰，探讨了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简要介绍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民族习俗”（第十一章），介绍了民族习俗的含义、起源、功能与传承，以及中国少数民族习俗的基本情况。“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应用”（第十二章），介绍了中国民族学学科应用的特色内容，具体包括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调查、民族区域自治、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调查等。“国外民族学学科的应用”（第十三章），介绍了国外民族学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生态领域中应用的基本情况。概而言之，民族学研究通常应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现实性，即具有为民族社会现实服务的价值追求；二是理论性，即具有比较丰富和相对完善的学术理论；三是应用性，即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四是广泛性，即能够突出民族学研究所涉及的基本领域；五是整体性，即强调从整体出发对民族及民族社会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可以说，当前民族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在本书中都有体现，而这也正是一本民族学教科书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

《接受与选择》是对人的对象关系的系统考察。它以人的对象性的历史的演变对人的影响为逻辑起点，通过对人性根本、行为端倪的探索，提出了“人是其对象之所是”的庄严命题，为读者提供了认识个体的全方位的新视角。《接受与选择》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女性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分十二章展开阐述：女性与社会角色，女性与历史，女性与政治，女性与法律，女性与教育，女性与就业，女性与大众传媒，女性与文学，女性与生殖健康，女性心理与成功，女性与婚恋、家庭，女性与审美。凸显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两性和谐”的主题，将女性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进步紧密结合起来，在对基础原理和方法论、认识论的介绍，以及对学科背景介绍与核心概念阐释的基础上，倡导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

《单身群落》讲述的是：他们在婚姻的围城外游走，对伊甸园里的生活不以为然，他们藐视传统，轻视风俗，披着神秘面纱的单身群落，是主流文化的挑战者？婚姻生活模式的造反者？揭示中国单身亚文化，分析当代单身生活模式……

人类学（Anthropology）一词来源于希腊，Anthropos（人）和Logos（科学），意思是关于人的科学。因此，人类学一词在西方文献中很早就具有了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关于人类体质的科学，另一方面是关于人类精神的科学。《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分为十三章，重点介绍人类学的概念与分类，体育人类学的概念、发展史、研究方法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人种志研究的概念、方法、特点及信度与效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程序、准备工作、技术和方法、资料整理和分析及其报告的撰写，体育人类学调查案例，中国台北的田野调查方法。《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可作为体育人文专业研究生学习体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教材，也可作为体育教育与训练专业研究生学习体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辅助教材。

《人类发展的测度方法研究：对HDI的反思与改进》对测度人类发展应用最广、影响最大的指数HDI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对HDI的演进脉络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学者关于HDI的评论进行归纳和分类概括。对于关键性的、有争议的批判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证；针对HDI的缺陷和不足进行了修正和扩震研究。

冯跃博士正是从文化传递与人性转变的双重视角出发，卷入我国北方一所县城中学的日常生活，深入观察、分析和探讨这里的教育模塑过程以及个体在反复实践中获得的人性转变的新尺度。对这一过程的评论标准亦来自诸多文化参照下对人类文明共有要素的认同、族际与群体问的理解与沟通方式，以及大量社会经济相关要素的介入等等，这些均成为作者建构教育的期待与实践内涵的重要根据。这里的“期待”，既包括既定的社会文化规范，又暗含着行动主体本身的“实践感”，其中，“实践”是指“应然”与“实然”的关系互动过程，而“实践感”则是先于认知的，它从现有的状态中可以解读出场域所包含的各种未来可能的状态，于是我们得以反思现实生活中的教育图景是何以呈现的。作者的论述还聚焦于学生、教师和校长等不同角色之表现。

《新九龙山村的幸福生活》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以九龙山村为例，运用文化人类学和跨学科的理论方法对武义县九龙山村“下山脱贫”的社会文化变迁和文化适应进行考察和研究。《新九龙山村的幸福生活》重点对九龙山村下山后在生产、生活以及思想方面的适应和变迁情况进行研究。下山后村民对生产、生活方面的适应有一个过渡期，过渡期以后便能完全适应山下的生活。随着与外界接触的增加，村民在思想观念上也发生了根本改变。现在的村民幸福感十足，对山下生活的满意度比对山上生活的满意度高出一倍。可见，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可大大增强农民的幸福感。新九龙山村的农民兄弟开始过上了幸福生活。贫困与反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移民扶贫异地开发是解决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极其恶劣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之一。武义县通过移民扶贫——下山脱贫方式使4万多高山、深山人民摆脱贫穷，走上致富的康庄大道。地处海拔1041米高山上的九龙山村正是下山脱贫工程的受益村之一，过去“出门行路难、儿童上学难、青年娶亲难、生病就医难、用水用电难、邮电通讯难、发展经济难”的问题自搬迁下山后全都得到了解决。武义下山脱贫的成功范例，2002年入选在南非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地球峰会的交流材料，2004年5月入选在上海召开的全球扶贫大会典型，向全世界进行推广。

《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在组织上不同于其他关于人类学理论的课本。首先，我试图表现的是这样一种人类学观点。它比诸如亚当·库伯（Adam Kuper）在其关于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的杰出研究中的描述要更为宽泛。其次，作者试图从当代人类学的发展趋向中选取更多的例子，甚至比E．哈奇（Elvin Hatch）在《人与文化的理论》中讨论的更多。再次，我尝试着对每一位人类学家对于人类学理论的贡献进行折中的、非批判的读解。这仅仅表明我不会像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人类学理论的出现》中那样亲自鼓吹某种特定的理论。在《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中讨论到的学者既不是假想敌也不是替罪羊。这《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中讨论的每一位人类学家都具有知识上的价值，他们之所以被纳入其中是因为他们的观点都很重要，并值得被了解。《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围绕着影响现代人类学形成的男女学者展开。其他人类学理论的介绍重视观点而非人物，但是我相信传记体的结构更好。观念不是自己平白生成的，而是在个体的经历中形成的。当然，某些观念是普遍地生成的，是公共财产。有机类比法、进化论、社会功能、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等，凡此种种都曾广泛流传。它们并不是哪个伟人的独立创作。在关于人类学家理论的解读中，这些普遍的概念被视作普遍的、基础，特定的学者将他们的理论结构筑于其上。其他的因素和困难更直接地塑造了人类学家个体的观念。

老中青学术梯队的框架已搭建起来，中青年学者已开始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中坚力量。经过十年的恢复性发展，各类研究机构已经完善，研究人员已经到位，主要的任务就是人才的培养问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人类学民族学知识的学子，到这时已发展成熟成为学科的骨干力量。这些学者大多集中在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人类学教学研究机构，其中许多人在国外求学数载，直接沟通了中国和世界的研究。学科整合的研究取向显示出人类学无论在理论建设还是在具体的应用中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一方面人类学工作者自我超越原有的兴趣，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人类学又与其他的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相结合，以期取得研究上的新突破。如有的高等学校利用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群的优势，重视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运用到探索族群形成的生物遗传特征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与生态学、经济学等学科结合，探讨民族文化、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与生物学、物理学和古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对早期人类的环境和生态进行研究。学科整合的方法有利于打破学科界线，达到各学科之间理论和方法的互渗和借用。这种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有可能催生新的边缘学科，并产生原创性的理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