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研究（第4卷）》为人类学论文合集，包括六篇文章，各有特色，从不同的领域展示了中国人类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有经济人类学的“文化实践”研究，也有关注本土社会性别的情感民族志，还有海外民族志、医学人类学等研究，内容丰富，理论创新。

《生态人类学丛书·青藏高原的草原生态与游牧文化：一个藏族牧业乡的个案研究》讲述“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当今人类学比较活跃的一门分支学科，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这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它既关注人类社会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重视人类生物属性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类的社会文化环境。从文化的角度解读环境，或是以环境的视角诠释文化，探讨人、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环境与社会发展相关的问题，赋予了这一学科独特的视野和广阔的空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特别是中、西文化的融合，个体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马克思在很早以前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曾强调：“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更进一步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入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习近平同志经常说：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哲学研究论丛·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人类个体问题研究》一书就是基于这种需要而面世的。《哲学研究论丛·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人类个体问题研究》主要阐述了：个体问题研究的基本问题和本质；个体问题研究的意义和方法论原则；个体问题的基本理论（其中包括：个体主体性：自觉能动性，个体意识，个体客观性：受制约性、合规律性、重复性，个体存在，个体与个体的成功交往，个体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个体与整体的有效平衡，人类个体的全面发展，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市场经济与人的个性发展，个体教育，个体文化，个体道德，个体民主、自由与权利，个体需要，个体利益，个体价值，个体作用）；中西方传统个体思想（其中包括：中国传统个体思想，西方传统个体思想）；现代西方个体思想等内容。提出必须“以人为本”，重视人、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哲学研究论丛·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人类个体问题研究》对做好人的管理、服务工作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启发人的思想、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成就事业有直接现实意义。

《生态人类学丛书·海岸带资源开发与乡民社会变迁：以竹塔村为中心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从考察东南沿海的环境特点入手，以沿海社区乡民生计方式的考察为基础，延伸到对地方社会的历史沿革、经济活动、社会组织、民间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希望从中发现自然环境在人们社会文化变迁中的重要作用。运用文化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分析评价，从而得出有关结论。《生态人类学丛书·海岸带资源开发与乡民社会变迁：以竹塔村为中心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是将生态人类学研究方法运用于我国南方沿海社区的努力尝试。

《社会学研究丛书：我国出生性别比问题研究》讲述了从生物学的性别角度来说，人类有男女性别之分。人类性别是社会进化产生的，是自然长期选择的结果。《我国出生性别比问题研究》告诉你性别结构是最基本的人口结构，是社会构成的一部分。其测量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性别比；二是出生性别比。人口研究特别关注出生性别比，因为它决定着未来分年龄、分性别比以及总人口性别比。出生性别比是指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出生的男婴总数与女婴总数的比值，用每百名出生女婴数与相对应的出生男婴数表示。根据长期观察的结果，在未受到干预的自然生育状态下，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出生性别比相对稳定，并十分近似地在102．0～107．0（即105．0±2）之间。关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水平及其变化的历史趋势，我国学者及一些外国学者利用回顾性生育调查资料，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比较系统和深入的分析。一般认为，在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这一段时间，除个别年份以外，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基本上正常的。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出现了明显偏离正常值的异常升高且逐年上升的趋势。同时，我国出生性别比存在着地区、胎次差异，其表现为省区差异、城乡差异，民族地区差异，以及一胎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两胎及以上不正常，胎次越高不正常程度越大。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算起，我国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值域、居高不下已有20多年，成为世界上失常程度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出生性别比平衡是人口性别结构平衡的前提条件，也是人口再生产与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时间、大范围的异常业已并将继续给人口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我国目前所出现的长时间、大范围内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它不利少年儿童特别是女孩的身心健康，不利于构建稳固的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不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建设，不利于巩固低生育水平，不利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出生性别比值域是一种相对独立、稳定，少受人为之外其他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具有很强生物属性倾向特征的自然化指标。因此，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时间、大范围的异常所表现出的基本人口过程中的人口性别结构异常，反映了两性所具有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异常，其背后内含着深刻的、复杂的因素。一般认为，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人口过程的因素，也有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政策等因素。出生性别比与这些因素形成互动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综合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男孩偏好的数千年传统文化是根本原因；现实较低水平的社会生产力，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基础；限制子女生育数量的人口政策又强化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趋势。特别是便捷安全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技术更强化了出生性别比升高的趋势，它是我国出生性别比在短时期内骤然上升、并在长时期内高位运行的直接因素。由出生性别比失衡所导致的男女两性比例的不平衡不仅影响到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而且还会对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这要求对我国长时间、大范围内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采取相应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努力促进出生性别比的平衡，实现人口社会的和谐发展。

《晚清至五四的国民性话语》主要收录了国民性与民族国家想象、奴隶批判的政治与历史含义、国民性的批判与重构、作为国民性的“国家”、国民性与民族文化认同、政治与文化视阈中的“种族”论、民族文化认同的策略与矛盾、国粹：关于民族与文化同一性的思考等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口经历了一次有史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巨大变革-人口转变。虽然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着相似的过程，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国情的特殊性，中国的人口转变道路显得与众不同。《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通过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和中国人口政策发展过程的整理、组织与分析，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中国人口转变的阶段划分、影响因素、特点和结果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主要内容、探索过程、基本经验和演变规律进行了概括与总结，最后从丰富和发展世界人口转变理论的角度去认识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特殊模式与特殊规律，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理论。

《民国沪上初版书：文化人类学（复制版）》通俗地介绍了人类学的定义、对象、分科、目的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介绍了文化人类学的产生、发展及学派，特别是具体论述了原始物质文化、原始社会组织、原始宗教、原始艺术及原始语言文字等。

《民国沪上初版书：世界人种志（复制版）》编法系根据体质区分种族，再就各种族叙递其文化。目的在介绍通俗的智识，故避免枯燥的专门论调，期于简明有趣而又不悖科学性质。
　　凡种族以土著者为主，故美洲只论印第安人，澳洲只论澳洲土人。又近世民族移民刖地者虽人数甚众，也不另立名目，只就其母族论之，如美国人澳洲英人都不独立叙述。
　　文明民族的文化，例如欧洲谱族，为普通史地书所常载，故从略至于牛开化以下的民族文化，因别种书少载，故多述。

《生态人类学丛书·堤垸与疫病：荆江流域水利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以荆江流域为考察范围，以石首作为田野调查的主要区域，将以堤垸为代表的水利文化和以血吸虫病为代表的地方疫病作为考察对象，探讨了这一区域的生态适应特征。对荆江流域水利社会的研究表明，在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中，人与环境之间一种有限度的动态适应模式是我们处理人地关系的实践模式；在突发生态灾变时，这种实践模式就会适时地做出相应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