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第一村：红塔区大营街的人类学考察》从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教育、医疗卫生、信息传播与传媒发展、民间习俗、民间艺术、宗教等方面描绘了大营街发展的基本状况，并对大营街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思考。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村因其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获得“云南第一村”美誉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营街只是成千上万中国普通村庄中的一个。近三十年来，高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及集体化的道路使大营街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村庄。

《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在组织上不同于其他关于人类学理论的课本。首先，我试图表现的是这样一种人类学观点。它比诸如亚当·库伯（Adam Kuper）在其关于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的杰出研究中的描述要更为宽泛。其次，作者试图从当代人类学的发展趋向中选取更多的例子，甚至比E．哈奇（Elvin Hatch）在《人与文化的理论》中讨论的更多。再次，我尝试着对每一位人类学家对于人类学理论的贡献进行折中的、非批判的读解。这仅仅表明我不会像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人类学理论的出现》中那样亲自鼓吹某种特定的理论。在《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中讨论到的学者既不是假想敌也不是替罪羊。这《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中讨论的每一位人类学家都具有知识上的价值，他们之所以被纳入其中是因为他们的观点都很重要，并值得被了解。《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围绕着影响现代人类学形成的男女学者展开。其他人类学理论的介绍重视观点而非人物，但是我相信传记体的结构更好。观念不是自己平白生成的，而是在个体的经历中形成的。当然，某些观念是普遍地生成的，是公共财产。有机类比法、进化论、社会功能、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等，凡此种种都曾广泛流传。它们并不是哪个伟人的独立创作。在关于人类学家理论的解读中，这些普遍的概念被视作普遍的、基础，特定的学者将他们的理论结构筑于其上。其他的因素和困难更直接地塑造了人类学家个体的观念。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21世纪。如果说人类在20世纪的现代文明成就超越了以往所有时代的成果，那么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也叠加了所有时代的恶果而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长，正在威胁着人类自身的存在，这一切都缘于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不明，亦即对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及价值认识的欠缺，这就是终极的文化问题或哲学问题。而文化人类学正是研究这类终极问题的基础学科，它旨在描述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揭示文化的特征和类型，比较各种文化间的异同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分析文化的传播及相互渗透等。这种研究途径，无疑为深入解剖人类本身、向人类自我复归开拓了新的方向。

《进步的幻觉》详细描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进步观念走过的历程，揭示了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段人类对进步思想的种种解读。作者指出，人类理性启蒙的过程和科学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只能是一种进步的幻觉而已。本书以及作者的多数著作，是要表明道德的卓越很早就与政治的进步主义分离开来，并把本身系于独立生产者的社会主义。为了保持这种卓越性完好无缺，具有美德的新人必须始终与进步观念相关联的所有观念和制度互相独立——进步观念的目的正在于抹除这些区分的形成而导致的社会冲突。这是索雷尔不把马克思这位阐述阶级冲突和斗争的理论家看作进步主义思想家的理由之一。

《人类发展的测度方法研究：对HDI的反思与改进》对测度人类发展应用最广、影响最大的指数HDI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对HDI的演进脉络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学者关于HDI的评论进行归纳和分类概括。对于关键性的、有争议的批判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证；针对HDI的缺陷和不足进行了修正和扩震研究。

清末民初，广西南宁市以西四十公里的扬美古镇是当地有名的繁华商埠，为左江中下游地区农副产品和工业制品的主要集散地。1922年农历四月初九，这座主要由平话人（汉族的一个支系）居住的城镇，遭到了来自周边地区“七十二条村”的壮族人的洗劫，自此衰落。本书的研究，基于著者对于扬美古镇及其周边壮族村寨社会生活为期一年多的田野调查。通过比照各类文本的记载以及当地人的口述资料，本书对发生在1922年的“四月初九”事件进行了描述。著者以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了扬美古镇的市场体系及商品交换，并对扬美人及其周边村寨壮族人的生计方式、族群认同、财富观念以及社会整合模式等进行了比较，试图通过对导致“四月初九”事件发生的社会文化原因的分析，探讨中国乡土社会的商品交换与族群关系问题。著者认为，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是一起由于地方政权的更迭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四月初九”事件的发生，却主要源于扬美人与当地壮族人财富观念的差异。在扬美古镇从军事据点到商埠再到村落的历史进程中，想象的祖籍、历史记忆、自然资源状况以及当地人特殊的谋生方式，促成了扬美社会内部多重向度的族群认同以及社会结构上的某种异质性，从而奠定了扬美古镇商品交换的社会基础，并由此构建了扬美人“独善其身”的财富观念。与此同时，大致相同的经济生活和历史遭遇、紧密的亲属关系网络以及分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社会结构，催生了扬美周边村寨壮族人“有福同享”的财富观念，使其难以接纳以谋取现实的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商品交换。“独善其身”的财富观念使得扬美人更为注重商品交换的物质利益，而这种价值取向与喜欢“有福同享”的壮族人格格不入。从某种意义上讲，“四月初九”事件的发生，正是这两种不同财富观念冲突的结果。本书认为，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商品交换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物的交换，而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经济交往方式。这种社会交往，固然有着物质利益的现实需求，但同时也嵌合着诸多非经济因素。这些非经济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交易者对于商品交换的不同期待。而在客观文化特征逐渐趋同、族群认同面临表述危机之时，不同的生计取向和财富观念，甚至会成为区隔族群、建构自我与他者的重要工具。　本书聚焦于族群经济与族群关系问题的研究。著者透过一个沉浸在壮族人“汪洋大海”之中的主要由平话人（汉族的一个支系）居住的广西古镇的田野考察，分析了商品交换与族群关系的内在联系，探讨了不同族群的财富观念对于当地商品交换和族群关系的影响。本书以民国初年发生在当地的一起群体事件为切入点，以丰富的口述史资料，描述了当地人在重构此一历史事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想象以及自我与他者的深刻界分。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思想碰撞与方法借鉴：民族精神的比较研究》从比较研究的视野考察了世界其他优秀民族的民族精神，对培育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德意志民族严谨理性，坚毅刚强而又极其自信：以浪漫主义情怀著称的法兰西民族也深蕴革命精神与批判气质：英格兰民族既有追求财富、开拓创新的工业精神，但还表现出保守色彩：俄罗斯民族深沉忧郁而极具宗教的超越精神：美利坚民族崇尚自由平等，富于开拓冒险，实用主义原则至上但也不乏理想主义：古巴民族顽强不屈，为了民族独立自由而拼搏奋斗：日本民族勤奋进取创新，既有深刻的危机意识与浓厚的集体本位主义，但也存在民族沙文主义的危险；苦难意识、锡安情结与抗争精神凝聚了犹太人爱国复国的热忱，契约精神、法治原则与全民崇智造就了今天犹太人的成就：勤劳、仁爱、团结的越南民族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也不断创新发展。

经历了又一轮春天的繁盛和夏季的炙烤，转眼又是秋叶纷飞果实丰盈的季节。草木休歇，大地宁静。西山上最后一枚柿子也被冷霜催红，闲挂枝头，怡然恬淡俯视脚下红尘滚滚之京都。历经风霜尘埃，中国女性文化研究终于从喧嚣湍流走至静水流深，大家已经可以坐下来潜心讨论一些问题。本期前沿冲浪重点探讨大众文化范畴中的性别观念，无论是女作家谈论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女性生存状态，还是“代孕母亲”或者“剩女”现象的解读，其间引出的道德伦理诘问以及性别歧视问题值得深思。比如“钻石王老五”与“剩女”，两个称谓竞相对照，即可洞烛玄机。

在拙作付梓之际，我首先要感谢该书编辑严国珍老师。由于她的鼓励和鞭策，才使我在纷扰不断的写作过程中，最终克服了烦躁和懈怠情绪，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初稿。我也要感谢我在复旦的同事张乐天教授。由于他的热情引荐，使我遇到了像严老师这样具有高度专业精神的良师益友。

《自由与文明》是马林诺夫斯基的遗著，写于1944年，后由其遗孀于1947年整理出版。事隔半个多世纪，马氏的这部经典著作终于迎来了它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二战”战火纷飞，马林诺夫斯基以其丰富的人类学知识和深厚的人生积淀，试图在这场世界危机中挽救文明的沦陷。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理论阐述，层层深入地剖析自由与文明的共生关系。自由出现于具有一定整合度和规模性的部落，繁荣于工业文明社会，却遭受现代文明的威胁。后一部分是政治诉求，呼吁建立民主制度和世界联盟，以对抗极权主义。《自由与文明》虽非马氏的巅峰之作，却可称为其“盖棺之作”，言辞激昂，思想深邃，融汇了马林诺夫斯基一生漂泊的洞察。★ 功能学派始祖马林诺夫斯基的“盖棺之作”，融汇了其一生漂泊的洞察。《自由与文明》作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最后一部作品，《自由与文明》可称为其“盖棺之作”，其中隐现着《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的经验事实和《科学的文化理论》中的理论思索，极好地体现了他深厚的人生积淀和人文思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纷飞的战火下，马林诺夫斯基用尽其人生积淀，试图挽救文明的沦陷。★ 厘清语义含混的“自由”的定义，清晰明了。“自由”一词，被应用于各种场合，甚至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马林诺夫斯基在开始这个宏大的论题之前，对前人的“自由”概念进行梳理，破中有立，给予“自由”一个马氏的定义，独特而富有创见。马林诺夫斯基回答：自由在文化中，自由不是上帝的施舍，而是文化的赠与。★ 剖析自由与文明的共生关系，层层深入，见解深刻。文明出现于具有一定整合度和规模性的部落，繁荣于工业文明社会，却遭受现代文明的威胁。“今天的人类成为全球霸主也沦为自己创造的机械和愚蠢的奴隶。”现代文明发展，如何避免自由的毁灭？马氏的论述发人深省。★ 言辞激情四溢，全面剖析极权主义之弊病。面对纳粹对青年人的蛊惑和欺骗，马林诺夫斯基深感忧虑。现代战争毁弃文明，纳粹战争首先是一场文化战争，其次才是一场暴力战争。从自由与文化的角度，马氏对极权主义、纳粹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批判。★ 探寻自由与民主的关系，寻求文化驯服暴力的手段：民主制度。马氏认为，民主制度是实践中的自由，是对抗极权主义的法宝。文化与政治的合谋会带来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奴役，而文化与政治的联姻则会带来精神与肉体的双向强大。文化既能产生暴力也能驯服暴力，民主制度正是文化驯服暴力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