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分两编. 上编“基础写作概论”和下编“经济应用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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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既是一部学术著作，同时又是一本比较通俗的知识性读物，包含有大量的史料和各方面的资料，并有一百六十多幅插图。可以说，本书的特点是内容丰富，科学性和知识性统一。维克多·亚历山大罗维奇·伊斯特林教授是苏联著名的书籍学家，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文学艺术系，语言学博士，长期在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工作，对苏联印刷出版事业贡献颇大。这部著作以社会经济、文化为背景，比较全面地论述世界各主要文字体系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语言特点等方面谈到文字的类型学和分类学上的一些问题以及文字史学界在这方面的不同观点，阐述人文科学各学科与文字及其发展历史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关系。作者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比较正确地分析文字产生的原因和发展途径，描述从远古图画文字到现今许多文字体系的发展过程，同时还对文字发展的前景做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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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旨是要人们克服畏惧，建立自信，更有效地说话。它包括：有效说话的基本法则;讲演、讲演者及听众等5个部分。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碰到了很多困难，困难之一是研究的依据都是书面语，而现代汉语书面语却严重不纯，很不规范，夹杂着各种方言成分，古汉语成分，还有各种欧化语法成分。要从如此驳杂的对象中整理出条理来，的确是难上加难，而且即使整理出一些条理来，任何人都可以随手拣起不少“例外”来加以非难。因此，长期以来我总想选择一种比较单纯的对象来分析研究，最后选中了北京话。相对而言，北京话是比较单纯的，特别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北京话的口语形式，尽管不可能像化学元素那么纯，个人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不过和现代汉语的书面语相比，也可以说是相当“纯”了。这就是我着手研究北京话的起因。但是一旦开始研究北京话又接触到一系列新问题，牵涉到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慢慢就和最初的想法不完全一致了。北京话作为一种地区方言有其特殊地位和特殊价值，因此对北京话的研究本身就很有意义。对北京话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对现代汉语的研究。另外，过去研究北京话的人不多，所以可以研究的课题很多。遗憾的是，我虽然在北京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但不是北京人，要研究北京话就得经常向地道的北京人请教，就得做一些调查，未免事倍功半，并且还免不了有失误。不过费点事也有好处，可以摸索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也可以避免过于主观。这次收入这本小书的是近年来写的一些论文，绝大多数没有正式发表过。这些论文也许对想了解北京话和有兴趣研究北京话的人还有一点参考价值，所以大胆付梓，以便抛砖引玉，并求正于读者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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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砚斋笔记作者邓廷桢（一七七五——一八四六），字嶰筠，江苏江寜人。嘉庆六年（一八○一）进士。曾在浙江、陕西、湖北等地任职。道光六年（一八二六），擢安徽巡抚；治皖十年，同修水利，加筑堤闸，颇有政绩。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为两广总督。当时鸦片烟盛行，白银外流，邓廷桢严申禁令，捕拏烟犯，不许载烟外船进口，并整戗海防，破获项人解艇。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林则徐奉命至广东禁烟，邓廷桢与之同心栛力，把缴获的趸船积烟全部焚毁，并临以兵威，屡战皆捷。后因福建防务紧急，调任闽浙总督，购买洋炮，招募水勇，多次迎击入侵英军。道光二十年（一八四○）九月，与林则徐同革职，次年遣戌伊犁。两年后释还，寻授甘肃布政使，后擢陕西总督。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卒于官。史称邓廷桢“绩学好士，幕府多名流，论学不缀。尤精于音韵之学，所着笔记、诗、词并行于世”。除本书之外，作者还着有又声迭韵谱、双砚斋词话等。双砚斋笔记六卷，书前冠以仁和谭献叙。谭氏原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长于词章，尤精小学，有复堂类集。据书后邓氏之孙嘉纯的跋语所云，是书为谭献编次，并“附以陈卓大丈商榷之说，杂付钞胥者也”。卓人名立，于文字之学迹有专长。他和谭献所加的按语，对是书每有补充或订正，足资参考。正如谭叙所说，双砚斋笔记“首说六艺次小学，次羣书。其中又先声音后文字，而以说诗词者附焉。”该书以研讨经书中的文字、音韵、训诂为说，尤其重视声韵。邓氏认为，“说经者不求之于声而泥于形以诂义，鲜有不纡曲者矣”；“先儒解经，因声求义”，“凡义同者，其声必同，不在字形之别也”；“训诂不可不求之于声”。这些看法，在卷一至卷五的论辩中随时可见。卷六专论诗词，亦颇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