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印度第一家电视台DD开播。在此后的近30年中，印度在发展国家电视传媒的道路上始终处于落后的状态。1991年，政府将国内电视传媒向国外和本土私营企业开放。经过10余年的发展，印度电视业迅速崛起于亚洲，现在更将其影响力拓展到全球。从印度电视传媒的变迁中，可以看到印度政府和人民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同时也结合自身国情探索出的有印度特色的传媒发展道路。它为考察全球化的影响提供了具有积极意义的新视角。众所周知，全球化作为客观存在的现实已经使世界日渐成为一个“地球村”，因此闭关自守和一味屈从都是行不通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了与国际接轨。印度就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几乎是与此同时，印度电视传媒也开始以开放的姿态参与到全球化的竞争中。那么，推动印度电视传媒转型的因素有哪些？其中，根本的驱动力是什么？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决定了能否对印度电视传媒的变迁历程作出深入研究和正确评估。传播学的发展需要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和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客观分析这种类型的本土化与全球化关系的特点、性质和作用有助于传播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此外，总结和分析发展中国家传媒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也是将传播学研究应用于传媒实践的一种很好的尝试。为了完成这一研究主旨，本论文以印度电视传媒政策、体制和机制的变迁为研究切入点，具体论述了以下八章的内容：第一章，分析印度电视传媒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根本改变的外因。首先，明确指出印度电视传媒转型的国际环境，对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世界的典型特征作出必要的阐述，以总结全球化给当代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的正面和负面效应。在此基础上，剖析印度电视传媒变迁的行业环境。通过分析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变迁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明确了全球化背景下电视传媒变迁的必然性和重要意义。最后，以电视传播技术的变迁、电视传媒管理原则的变迁和电视传媒传播意识的变迁为脉络，确定现阶段电视传媒的属性、功能、作用和发展方向。第二章，明确印度电视传媒的转型是迫于外部环境压力的无奈之举还是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积极行为。本章通过梳理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电视传媒传播策略的变迁，总结各国大致实行的四种传播策略的历史原因、突出特点和适用状况，明确印度电视传媒传播策略的性质。此外，为了进一步确定印度电视传媒变迁的独特性，还专门分析了与其背景较为相近的南亚和东南亚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同类策略时的情况。当然有必要指出本次研究只针对传播策略的变迁趋势进行概括式的分析和总结，并不涉及由此引发的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化。第三章，提炼印度电视传媒变迁的内在要素。考虑到我国传播学界对印度电视传媒研究的现状，本章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印度电视传媒的变迁发展状况。需要指出的是，理解印度的独特性是理解印度电视传媒变迁的钥匙。当然，对印度大众传媒变迁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的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印度电视传媒从一种非常落后的状态到获得巨大成功的变迁历程，最终抽离出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核心要素——政策、体制和机制的变迁，从而确定整个研究的具体切人点。第四章，对现代传播学中适用的主要相关理论进行总结和分析。研究中，得到传播学控制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等相应理论的指导。但是，印度电视传媒政策、体制和机制变迁对印度电视业发展的决定性影响揭示了相关传播学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共同弱点，也对它们主要的基本前提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反证。正是因为如此，在研究中运用了政治学的相关理论，从而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了一次尝试。第五章，分析印度电视传媒政策的变迁。以独立后印度走过的不同经济发展时期为界限，印度电视传媒的政策变迁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受到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印度电视传媒政策的特点也是因阶段而异。分析和总结印度电视传媒政策近50年的变迁，可以明确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阶段，是印度电视传媒政策建设迅速走向科学化、民主化和系统化的时期。第六章，分析印度电视传媒体制的变迁。以《1990年印度广播电视公司法》的颁布为界限，印度电视传媒的体制变迁可以大致分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公营和全球化背景下的自主经营两个重要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DD的发展情况说明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有必要作出调整才能适应社会的变革。第七章，分析印度电视传媒机制的变迁。它突出体现在“商业化”属性的私营电视公司的相关实践中。以Zee为代表管窥印度电视传媒机制变迁的典型特征，可以发现加强市场化运作和增强自我发展的活力与能力是机制变迁根本，而这也正是我国广电总局对中国电视改革提出的要求。第八章，本次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背景下印度电视传媒政策、体制和机制的变迁是顺应时代潮流而动的，为印度电视业的繁荣兴旺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未来的道路仍然是曲折的，但顺应规律、不断调整的指导原则不会改变。印度电视传媒政策、体制和机制的变迁，说明对发展中国家传媒改革的界定除了要进行文化的评估，更重要地是进行经济和政治的分析。也正是基于这个分析结论，本论文认为发生在印度本土的电视传媒与全球化之间的对话，其实质更应该是互惠的。就中国电视的改革而言，两国的基本思路和原则是相似的。虽然中印的意识形态不同，但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毕竟是唯一可行的科学态度。印度电视传媒的变迁又一次证明发展中国家集结自己的智慧，凭借厚重的文化底蕴应该可以在全球化背景下做到“和而不同”。毫无疑问，传播学有责任关注东方国家传媒变迁中控制因素的独特性，并重视它们取得的成绩，否则就不能说自己的研究是关注全世界的。

在这部文集中还有一部分内容关系到新闻传播的学科建设与高等教育。这既是文虎老师工作历程的记录，也是他对于新一代新闻教育工作者的经验传授。文虎老师的学科建设和教育理念，我以为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他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和高等教育的指导作用；第二，他十分重视新闻传播理论走出国门，与世界对话，同时也非常重视将传播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本土化；第三，他十分重视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质是应用型社会科学，因此必须和哲学社会科学相贯通；第四，他十分重视培育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生力军，特别是那些有着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责任感的中青年学者，鼓励他们的创新之作。现在活跃在新闻传播学科前沿地带的喻国明、郭庆光、李彬、张咏华等都曾得到他的热情的支持，他像对待自己的著作那样欣喜地对待年轻学者成果的问世。他对于青年学者不仅有鼓励，也有忠告。

本书是一本关于转型中的我国社会媒介景观与媒介发展的著作，由多个相互关联的个案研究组成，主要采用量化的取径。包括四个部分：中部乡村地区的媒介生态、我国媒介发展的实践模式、新兴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国内外的新闻传播研究。这些研究致力于记录、勾勒、描述当前我国社会变迁历程中媒介系统的角色定位和媒介生态的格局与演变，以及这种格局的形成与演变的潜在机制。 本书的研究成果，能为媒介产业经营者、相关社会组织与政府主管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咨询意见与建设性的方案和报告。本书的适读人群还包括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同人、新闻学与传播学高年级本科生和硕博士研究生，在为读者从学理层面提升媒介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经验认知的同时，亦可为其提供研习量化实证研究方法的有益借鉴和参照。

《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7年卷）》连续出版了5年。按往常做法，今年出版的报告应标为2006年卷，虽出版日期为2007年，但报告的内容却是2006年中国媒体的发展状况。出版社负责《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7年卷）》编辑出版的有关同志提醒我们，如此标卷，本是新出版物，一出版却会给人以往年出版物的感觉。甚是有理，那就跳过2006年卷，赫然标上2007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是全国高教领域的优秀出版社，一直以来，总是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满腔热忱地扶持着学术。《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7年卷）》得以在武汉大学出版社持续出版，全仗他们的倾力扶助。感激一直埋藏在心里。感谢出版社新老两届领导，以及为《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7年卷）》出版倾注许多心力的两位责任编辑，发自内心的。本年度的报告，增设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专题，感谢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以及武汉大学秦志希教授、单波教授、石义彬教授、强月新教授、王瀚东教授的赐稿，他们重大项目成果为《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7年卷）》增添了光彩。

策划传媒的概念和理论，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对这种现象，用过去的广告、营销、公关、企业策划等概念来认识，已经概括不了了。广告，就是广而告之；营销，这次超级女声又进入了生产领域；公关，又显得俗气。策划传媒，把这几个概念都概括了，而且站得更高，把策划者的主动性主动权主观能动性都体现了。过去，外单位看传媒是仰视，所以要去公关，好像有求于人。策划传媒，把策划者和被策划都两者的自主权都明确表现出来了。策划传媒的概念更广泛，视野更宽阔，更全面，更普遍，更能概括事件的本质；包容性更大，把原来的各个方面的内容都涵盖进去了。网络传播和新兴媒体的全民参与性，才使超级女声火爆全国，也才出现了一批策划网络传媒的网络传媒的网络明星，才使我们对策划传媒的认识更深了，更新了，策划传媒的操作性也更强了，更直接更广泛了。超级女声的那些“玉”、“盒饭”、“凉粉”、“笔杆”，纷纷在网络上结成联盟，发动亲朋好友用手机投票支持自己的偶像，他们利用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偶像推向明星和冠军的宝座。策划传媒在传统媒体的普及就很难，因为他们无法做到全民参与，受众之间也更难有大面积的交流、形成群体的互动。

《话语频道》（Channds of Discourse）初版于1987年。该书吸收了当代文学批评精辟思想，包括符号学、叙述理论、接受理论、文学类型理论、意识形态分析研究、心理分析理论、女性批评理论和英国文化批评等诸多批评理论思想，对商业电视进行了最为广泛系统的分析评述。《重组话语频道》（Channels of Discourse，Reassembled）为原书第二版，于1992年出版。新版增加了罗伯特·艾伦执笔的引言，加进了对商业电视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另外还增加了两篇论文，一篇讨论后现代主义与电视的话题，另一篇则点评了该书全部论文的同异之处。本版对第一版原有的文章也都翔实地做了修正和更新，以适应世界各国读者的口味。该书还新加了61幅图片。

本书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大众传播的进步为宏观背景，以大众传播和中国电视，特别是城市电视发展为两条主线，纵论了大众传播时代的观念激荡和实践变革。本书的论述特点是点深、线长、面广。从理论思辨、思维方式、战略选择、操作重点等角度对电视战略的观念和重点作了深入阐述。特别是从微观上大众传播时代的主体传播媒介——电视传播切入，以新闻传播为主体展开论述，提出了一些电视改革的新思维。从总体上来看，值得大众传播理论工作者和电视工作者，特别是新闻工作者阅读借鉴。

人文学科中的价值学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尤其是在中同国内艺术学和传播学范畴，价值学的研究目前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其学术成果积淀还非常薄弱。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对电视艺术传播现象进行较为系统的价值学研究的学术著作。本书从价值观念、电视媒体和音乐艺术的本体与历史文化分析入手，对中国大陆电视音乐传播中存在的多种价值偏向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和批判，并针对许多旧何的“公理”性认识提出了独到的证伪性认识。同时，作者对近年中国大陆电视音乐传播中出现的以“民族化”为归纳概念的新事象，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原因分析和价值判断，并以此对中国电观艺术传播的未来走向进行了较为可信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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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发展与导向（第6辑）》共收集文章46篇。其中涉及科技期刊编校质量的论文有4篇；科技期刊国际化研究的论文有9篇；探讨期刊创新与发展的论文有16篇；反映编辑学与编辑工程研究的论文有10篇；科技期刊评价与引证的论文有7篇。本辑论文内容丰富，观点新颖，具有时代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