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是中国创新环境十优城市之一，是中国投资环境百佳城市之一，是国家卫生城市之一，是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之一，是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获得城市之一，是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之一，是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之一，是中国十佳最具投资价值创意基地。本画册以城市概况、交通运输、旅游景观、经济社会发展、开发区巡礼等为栏目，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向海外广大朋友介绍了这一中国别具特色的优秀城市。

现代化并非只是“宏大叙事”，它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正所谓“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最早使用“现代化”概念的美国社会学大师帕森斯就是从个人观念与行为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他的得意门生英克尔斯关于人的现代化特征及其指标体系的研究也闻名于世。沿袭传统的观念和行为习惯，肯定不是现代的人；那么，一反习惯、紧跟时尚就是现代的人吗？恐怕也未必。每天醒来都能遇到以前见所未见，或闻所未闻的新事，我们怎样面对？在瞬息万变的场域中，我们还能寻找到值得信守的恒常之物吗？在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里，我们的精神家园又在哪里？我们对所有这些领域都充满了困惑！现代化当然不是我国所独有的，恰恰相反，西方发达国家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它们的现代化进程其实是世界“近代史”中的事情。到了现代，它们那里已经在探讨乃至出现“后现代”了（也有人把“后现代”视为真正的“现代”）。显然，“现代”、“后现代”并非只有它们在字面上所体现出的“时间”蕴涵。同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在先，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现代化在后，那么，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究竟是不是“西化”，又成了悬而未决的难题。在中国，相对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现代化”概念，“现代性”概念就没有那么普及、那么流行了。然而这两个概念一体两面，知此才能识彼。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以及个人、组织、社会等各个层面的“现代性”，是“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目标，“现代化”则是获取“现代性”的过程。各国各民族由于历史背景、现实国情、文化传统不同，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肯定千差万别，但其所演进的目标即“现代性”却是普适于人类社会的。这种具有普适性的“现代性”，当然不是人们先验的产物，也并非冥冥之中的宿命，它在各国各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被创造出来，又不断得到完善，最终积淀而成。因而“现代性”的图景极为广阔，且具有动态性，是一个不问断的理解与建构的过程。

作为人类性别文化轻型的重要潮流之一女性主义在世界各匡已呈现出丰富多彩郇形态，并在其广泛联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呈现出开放多元的理论建构面向。女性主义力图通过教育来薹现女性的自我解放趔而直接参与人类文化转型，通过思想和文化而不是战争与暴力来达到改变人类现状并使之变得更美好的目的，因而，女性主义对于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女性主义思想的多样性不仅为我们理解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理解性别歧视如何与其他危害人类的种种偏见如种族歧视、阶级偏见、民族优越感、能力偏见、年龄偏见和对自然的蔑视相关联等提供无限开阔的思路与启示，也为我们所生活的多元文化时代提供了对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的最丰富的思考。我们不仅彼此关联，也和非人类的世界——动渤甚至植物相关联，女性主义完整性的理隧，启迪我们对人类自身和自然界应承担约责任。在此意义上，定性主义的研究也是人类最新文明成果的开究，是一切有责任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应当关注的研究。

这是建国后关于皖北农村社会巨变的第一部民族志专著，也是关于汉族农村社会最翔实的人类学民族志之一。作者以李家楼的李氏宗族为主线，展现了清末、民国、毛泽东时代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通过对近三百个人物的采访及其口述，生动地记述了不同的性别、年龄、阶级成分、社会地位的人对革命和改革的政治动员所作出的回应。本书追踪并揭示了有六百年历史的李氏宗族的延续和复兴的机制，并通过与其他地区的比较，重新诠释了中国的宗族类型。书中也讨论了土地所有权、权力结构、婚姻和姻亲关系、礼物交换、基督教复兴等内容。这个多维度的李村民族志，为革命后的中国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和新的理论角度，也有助于广大读者对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理解。

我们所讲的“中国学术”，绝非仅限于某一地理疆界之内的学术活动，否则不光杂志的论域和器量会太受限制，而且就知识生产的世界现状而言，也实在难以保证足够的学术量。由此从外延来讲，凡是来自广义“文化中国”的学术创造，即使它并非大陆人甚至中国人的创造，仍要属于“中国学术”；而从内涵来讲，凡是理应纳入当代精神视野的重大话题，哪怕它超越了特定民族国家的具体关切，也仍要属于“中国学术”。　论文栏第一组致力于中外文化关系史的研究，显出文明间的跨越是其来有自的，只不过早先的主要边界并不在中西之间。刘迎胜提出了一个既有难度又有兴味的问题：明初人出使外番时究竟以何种语言交流？作者基于同时以汉、波斯与泰米尔三种文字刻成的锡兰山碑推测：后两种文字正是郑和船队的主要外交语言；更佐以其它材料（如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的国书的波斯文本）推断：元亡以后，波斯语在中国的官方语言地位虽不复存在，但其作为外交语言的地位仍保持了一段时期，故明初时无论是沿陆路出使西域还是沿海路下西洋，均以它为外交语言。陆扬比较了中古留下的多种鸠摩罗什传记，并对之进行了语境化和历史化的诠释。作者指出，当时的佛教史家充分调用历史与想像资源，在凸显传主与其母耆婆及中亚僧团间的精神联系、展现传主过人智慧与佛教修行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刻画传主远到异域传教的孤独与挫败心态等方面，进行了持续努力和不断修正；可以想见，这类史书中的大量叙述细节，不仅反映了当时佛门与公众对传主的评价与想像，也反映了佛教传入中土时各种力量的相互影响与制衡。　第二组聚焦于明清小说中的性话语。陈建华对《金瓶梅词话》的研究，综合了三个不同的向度：从叙事传统的角度，指出小说中的视觉特别是偷窥视角，在人与现象世界的关系中扮演了新的角色，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从全知叙事到有限叙事的历史性转折；从视觉文化的角度，指出小说中对私生活和偷窥的兴趣，反映出随着晚明城市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私密性“阅读”的新型要求；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指出潘金莲的“恶”眼虽然蕴涵着对女性的诅咒，但对新的“视力”的召唤却亦反映了传统伦理的恐惧，同时也带来了性别天平出现“阴盛阳衰”的吊诡。商伟对《才子牡丹亭》的研究，强调了明末和清初间的连续性：这部成书于康熙、雍正年间，刊行于雍正、乾隆之际的评注性著作，其牵强的注释似乎专门围绕着性话题，表明晚明之风其实到十八世纪上半叶仍未消歇。作者缘此认为，这种颠覆性的情色诠释，既以王学为其内在动力和思想资源，也标志着王学的逻辑极致；它的阐释内容和方法体现了晚明以来文学实践的内在趋向，故其意义便只能参照这些作品的母题和叙述模式来理解。　第三组聚焦于日本的江户“兰学”（即荷兰之学）。近来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关注起上世纪初叶从日本涌入的大量外来语，发现那里潜藏着许多文化误读的重大案例。然而，那些以汉字为假象的日语外来语，最初在其本土语境中又是怎样形成的？沈国威道出了其中的“所以然”。作者指出，日本近代的兰学从《解体新书》的刊行算起（1774年），迄至来自中国的汉译西籍开始自由输入（1860年前后），总共进行了80余年。在此期间，兰学家们面对西学“抗颜强译”，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了译词三法——即利用中国典籍词语的“翻译”、摹借或汲意造词的“义译”，以及万不得已而为之的“音译”；而大量利用汉字拼合起来的新词，正是在中国典籍中没有现成对等词语的困境下，被兰学家们根据“义译”的方法创制出来的。赵坚又在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下，综述了日本兰学的发生、发展与特征。作者还指出，兰学这种“洋学”一开始又称“蛮学”，是作为“汉学”（主要是传统汉医学）的对立面出现的，这种称呼不仅包含着对其研究对象（“蛮人”）的鄙夷，也意味着兰学和汉学之间的高下之分。不过，兰学和汉学并非总是这般水火不容，反而很快就发生了融合，到后来后者竟成了前者的“素养”和“媒体”。准此才可以理解，后来从晚清输入的汉译西籍（如《万国公法》），何以又对幕末的兰学有所推动。　评论栏围绕着“历史与现代性”的关联。高毅基于欧洲的史实认定，现代文明最本质的东西是和人的天性连在一起的，那就是对于人类崇尚自由平等的自然本能的空前觉醒，以及力求实现自由平等和谐共处的理性精神。由此，所谓“现代性”应是科学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三位一体，而自由与平等两大价值之间的张力则是它的内在动力源。作者的辩护是，两个多世纪来现代文明在其发生、成长和扩散历程中遭遇的种种困境，多是由各种对抗现代性的前现代因素所诱发促生，并非缘于现代性本身正当性的不足。叶文心基于史家的敏感，指出高速起飞的前景如何促成了上海地方史资源的重新分配，以至以往革命史对于阶级斗争和外来压迫的强调，也在新的史学话语中变成了“被动开放”与“主动开放”之辩。借助于这种雄辩，新的上海史著述就重塑了人们的记忆，也为该市主动谋求国际化的战略建构了历史基础。不过，同样出于史家的敏感，作者亦指出九十年代的上海虽然提出了“主动开放”的战略指标，其历史条件却与“被动开放”的三十年代颇有不同。　讲坛/通讯栏，发表了丁尔苏基于本刊2003年春季号上的钱钟书遗作——所进行的联想式发挥。作者再次以《世界公民》及《在中国屏风上》为例，讲述了关于中国的不同观念是如何以及为何被异国挪用的。　最后再回到起初的话题。刚刚从瓦格纳那里读到了这样一段望而生畏的文字：　中国学研究发生在一个多语言的世界。除了中文以外，学者们还在用日语、英语、法语、德语以及其它语言撰写重要的著作；而相当的历史资料则在另一宽泛的语言跨度里传布，从梵文到吐火罗文，从拉丁文到葡萄牙文，更不用说日文和韩文中对古汉语的运用了。几乎没有学者敢于声称自己在用所有这些语言中的哪怕一小半来从事研究，而与此同时，这样的学术原则却依然有效：关于一个课题的所有重要的资料和研究均需要顾及，不管它们传布在哪种语言中。（瓦格纳：《王弼研究》中文版序言）　但转念想来，不正是因为这项事业既如此艰难，又如此广阔，我们才如此渴望去调动普天下的积极因素，来共同书写——乃至于共同造就——那个早已成为世界性话题的、充满迁移张力的中国性吗？

“皮书”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几年推出的大型系列图书，它们由一系列权威研究报告组成，在每年的岁末年初对每一年度有关中国与世界的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现状和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和预测。该系列图书的作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为主，均为国内一流研究机构的一流专家，他们的看法和观点体现和反映了对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和未来最高水平的理解和认识，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每册皮书均附有数据库光盘（SSDB3.0）。该光盘既是电子书，又是数据库，安装后可享受PDF格式下的舒适阅览；输入任意字词，均可快速查询、检索。该光盘还具有累加功能，能够把多本皮书资讯自动累加在一个系统里，构建一个具备无限扩容与增值的数字资讯库。

《制度哲学导论》源于上海市教委的一个课题：制度变迁与社会发展。而这一课题又是在作者的一本专著《制度变迁与管理创新》基础上的后续研究。但在研究这一主题的过程中，发现，制度变迁不单纯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应用，社会发展也不是社会学转型理论在中国的重建，而是一个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综合研究的领域。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更突出“制度哲学”的特点，试图在构建制度哲学研究平台的基础上，对中国制度变迁和社会发展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因此，在研究结构和研究对象上，努力把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的方法综合起来，进行构建性的讨论与整合。不过，从制度哲学研究结构的角度看，《制度哲学导论》还是一种探索性的尝试，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越轨社会学常常又被人们称之为失落社会学，它主要研究社会群体尤其是社会亚群体及行动者个体各种越轨行为的产生根源、形成过程、社会影响及其社会矫正或社会控制的一门社会学分去学科。本书为你介绍了越轨社会学的概论、理论流派及几种典型的越轨行为，适合法学专业的学生做为教材。

《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金融研究所卷》是“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之一，本文集中的论文，主要是从经济研究所科研人员获历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中选取，以及从经济研究所历届优秀科研成果奖的论文中选取。全书由六部分组成，具体内容包括“通过有效的政府管制实现金融稳定”、“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效果评估”、“公司债券与资本市场融资结构的调整”、“中国农村人身保险市场需求分析”等。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卷》是“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之一，本文集中的论文，主要是从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科研人员的论文中选取。全书由7部分组成，具体内容包括“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人口与劳动就业的发展趋势”、“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关于中国城镇移民的文化程度与经济收入的相关分析”、“试析当代中国土地制度对人口生育的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