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在贻先生（1939-1989），是浙江省第六届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社员，生前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委员会副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其毕生致力于汉语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训诂学、敦煌学、楚辞学诸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本套文集收录了其四部相关学术著作，分别为《训诂丛稿》、《敦煌变文集校议》、《训诂学》、《旻盦文存》。附录包括：许嘉璐先生1990年写的郭在贻教授墓志铭；刘坚先生1996年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文词隽永，情真意切，读后令人动容；郭在贻的论著目录；《郭在贻文集》索引。

片断：徐志摩：感情的一生 Allmylifeexperienceshavetheircluesinemotion. ——徐志摩一九一○年，郁达夫在杭州第一中学念书时，遇上一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他时常看小说，但中文作文的分数总是全班最高的。这个顽皮小孩就是徐志摩，后来成为现代中国其中一位最重要的诗人。郁达夫和徐志摩一生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但他们在中学毕业后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郁达夫去了日本，患上严重的抑郁症，终日失魂落魄。徐志摩则跑到美国去念银行学，然后转到英国，学会了欧美的口味，回国便以诗人之名闻世。郁达夫和徐志摩不同的留学经验，可以说是代表了现代中国两大类别的留学生：留学日本的以及在西方受教育的。此外，徐志摩的思想和行为，更是属于西方传统中英美的部分，尽管他也熟悉法国文化，足可以跟在法国和德国留学及生活的人沟通交流。大概由于他们教育背景及性格上的差异，郁达夫和徐志摩代表了不同的方向。他们二人都是感情极为丰富的人，但他们处理感情的方法却很不相同；他们都是二十年代著名的文人，所处的位置也很不一样。郁达夫以一种自我剖白以及“自我形象”（visionoftheself）的方式，不断扩大他的主观主义倾向，但徐志摩则痴如狂地追求爱，并把这倾向推到新的高峰。少年时期崭露头角徐志摩跟郁达夫是同年（一八九六）出生的，都是来自浙江省。但徐志摩跟郁达夫很不一样，他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他父亲徐申如是银行家和工业家，也是硖石镇的商会领袖，友人中有一位叫张謇，是著名的企业家。徐志摩说过：“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徐申如也许是他们家族中最成功的。他在上海开了一所钱庄，当辛亥革命席卷浙江时，他暗地里把军火运给革命军，帮助他们占领杭州。由于他父亲高瞻远瞩，长袖善舞，徐志摩享受了快乐平静的童年，没有受到周围动荡的社会及政治形势所影响。他所经过唯一的伤心事，是他六岁时祖父的去世。“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可怕的经验，但我追想当时的心理，我对于死的见解，也不见得比华翁的那位小姑娘高明”。所以，他跟鲁迅和郁达夫很不同，他是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长大，因而养成了一种乐观开放，从不多疑善护的性格。徐志摩四岁开始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十一岁入读陵石开智学堂，是一所新式的学校，成绩是全班之冠，得了“神童”的称号。一九○九年十三岁毕业时，他已能以熟练的文言文写出工整的论文。一九一○年，他考入杭州中学，和郁达夫同班，内向害羞的郁达夫只能对这位活泼开朗的同窗充满羡意，而徐志摩更因为成绩优异而当上了班长。这时候，中国所有新式学校都受到梁启超一人的影响。徐志摩后来便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在早年所写的文字里便已清楚流露梁启超影响的痕迹，他投稿到学校的刊物，当中便有《镭锭与地球之历史》以及《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这明显是受了梁启超的名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影响。徐志摩的才华受到兴武将军督理浙江军务朱瑞的秘书张嘉傲的赏识。张嘉璈在一九一五年巡视杭州中学，读到徐志摩的一篇文章，很是喜欢。他肯定徐志摩将来一定会成就非凡，于是跟徐家谈好婚事，把妹妹嫁给徐志摩。张家在江苏省也是望族，兄弟中还有后来成为知名哲学家的张君劢，以及后来与徐志摩一起出版《新月月刊》的张嘉铸。他们的妹妹张幼仪在一九一五年嫁给徐志摩时只有十五岁。徐父要把婚礼弄得铺张华丽，但因为爱儿坚持，婚礼采用新式进行。徐志摩似乎很喜欢新娘子，她知书识礼，且看来也很开通。一九一五年，徐志摩在杭州中学（辛亥革命后改名为杭州第一中学）毕业后，先去了上海，在上海大学读了不久，便转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去。一九一六年，北洋大学的法学院合并到北京大学，徐志摩便成了北大法律及政治系学生。就是在北京，经由张家的介绍，徐志摩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据说，在跟梁启超见面时，徐志摩在这位文化巨人面前显得很腼腆不安，平常雄辩滔滔的口才也没法施展出来。回来后，他写了一封很谦卑的信给梁启超，表达他的敬重之情，并谈了自己的抱负。梁启超后来也说徐是自己其中一名最钟爱的弟子。徐志摩还开始熟读梁启超的作品，大受触动，更从《红楼梦》里借来句子：“弟子的也该烧了。”一九一八年春天，徐志摩和张幼仪的儿子出生了，举家因为这新生命的来临而高兴万分之际，徐志摩在那年夏天登上邮轮，横渡太平洋，到美国留学去。面对着汹涌的波涛，少年的雄心给激发了，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家人和朋友，当中的思想内容充分见到梁启超的影响：况今日之世，内忧外患，志士责兴，所谓时势造英雄也。……志摩满怀凄怆，不觉其言之冗而气之激，瞻彼弁髦，惄如捣兮，有不得不一吐其愚以商榷于我诸先进之前也。摩少鄙，不知世界之大，感社会之恶流，几何不丧其所操，而入醉生梦死之途，此其自为悲怜不暇，故益自奋勉，将悃悃愊愊，致其忠诚，以践今日之言，幸而有成，所以答诸先生期望之心于万一也。八月三十一日徐志摩在太平洋舟中记。这封信所表达的不外乎一种含糊的、天真的政治热诚，这在当时年轻人中很普遍。由于他父亲原是要他继承父业，将来打理钱庄的业务，因此，他在一九一八年秋天在克拉克大学注册的是主修银行业及社会学的。念社会学大概能够反映徐志摩要改革“社会的罪恶趋向”，而选择克拉克大学却可能是出于另外的考虑。克拉克大学是由商人乔纳斯·希尔曼·克拉克（JonasGillnanClalk）以及教育家格朗维尔·斯丹利·贺尔（GranvilleStanleyHall）在一八八七年创办的，最初只开设研究院课程，是美国最早的两所研究院大学之一，另外的一所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Hopkins）。在第一任校长贺尔博士领导下，克拉克大学吸引了很多知名学者到来，当中包括佛洛伊德，他应贺尔的邀请，在一九一○年到来，作了五次心理分析的演讲。徐志摩入学的时候，克拉克大学以克拉克先生遗愿所设立的基金来开设了三年制的大学课程，并为一些财政短细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入学的手续也较简单。也许徐志摩和其他中国留学生就是为了这些实际原因而涌到克拉克大学去的。由于徐志摩只念过三年高中，大概是以一种转校形式调过来的。由于克拉克大学的学术要求很高，徐志摩与四位从中国来的室友（其中一位是李济，后来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设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六时起床，七时朝会（激发耻心），晚唱国歌，十时半归寝，日间勤学而外，运动跑步阅报。”尽管这时候身在异乡，但徐志摩仍然继续在老师梁启超的影子下生活。除了修读弗兰克·M·曼金斯（FrankH．Mankins）的社会学和哈里·E·巴恩斯（HarryE．Barnes）的历史科外，他还埋首于梁启超所写的《意大利三杰传》，这是向国人介绍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的英雄事迹的作品。在一封写给梁启超的信里，徐志摩记下了初抵麦斯省晤斯忒（Massachusetts，Worcester）的感受：“生计国人于此不及百，学者十人而已。此间人士切心战事，上下敌汽，爱国热忱，可为敬畏。其市则供给日匾，物价日昂，生活艰难。”当时，欧战刚结束，他也浸淫在全镇的兴奋欢愉中。可是，当他听到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与日本时，他感到很愤慨。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举国抗议巴黎和会的决定，徐志摩却只能远在美国东岸新英格兰的一角遥作呼应。一九一九年六月，徐志摩以优异的成绩在克拉克大学毕业，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科学，一年后取得硕士学位。他的政治热情并没有减退。据说，他曾经为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不少课外活动，还是“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活跃成员。他的书架上放满了有关苏联的书籍，使他在留学生中得到“鲍尔雪微克”的称号。他也为社会主义所吸引，他说“我最初看到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前期的，劳勃脱欧温（RobertOwen）一派，人道主义，慈善主义，以及乌托邦主义混成一起的。正合我的脾胃。我最容易感情冲动”。青年徐志摩的激进色彩，其实在当时的中国学生中是很普遍的。他们的政治取向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蓝图却是来自外国的。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就像青年徐志摩所展露的一样，是要为国家服务，而不是要反对国家。对徐志摩以及其他留学生来说，在海外留学是一种实际的训练过程，以准备他们日后回国担任重要的位置。徐志摩在写给亲友的信中所显露的使命感，他在克拉克大学严谨的工作时间表，还有他所吸收的西方社会主义作品，全都指向这种实际的方向。以他的家庭背景及网络，徐志摩很可能很轻易便在政治或财经方面大展拳脚，而无须经历郁达夫的挫败。但据徐志摩自己说，他从政治转往写诗，当中的过程完全是出于意料之外：“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我这样一个人如果真会成功一个诗人——那还有什么话说？”

古希腊智慧散布在浩若烟海的典籍中，十年来收集到两千多条，现整理出自认为重要的百余条。这些条目从形式上看，要么是单句，要么是对话，要么是段落；从内容上看，它们分别是反映某一哲理的格言、妙对和故事。古希腊智慧博大精深，为了尽量做到雅俗共赏，编者做了两种流释：一是文字的，一是图画的，文字注释既没有采用“我注六经”，也没有采用“六经注我”，而是“经中有我，我中有经”。目的在于使原文与注释相互补充，相映成辉。什么样的文字，搭配什么的画面，是十分重要的。而文字与画面完美的结合，应该相辅相成。因此，尔乔采用了独幅漫画，即在每一段原文与注释下面配一幅插图。为了使画面既带一种古风的韵致而不失轻松活泼，尔乔多少借鉴了古希腊瓶画中先贤的造型，并在画面上加些并无实际意义的“外文”——拉丁文里杂些希腊字母，这样做的目的一来是服从构图的需要，二来也是为了使画面更加洋气。这些插图皆尔乔聚精会神之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可堪“别开生面”。不管是文字注释也好，图画注释也罢，都是为了让智慧流到更多人的心田里去，为了开卷生趣，阅卷有益。

本书收有：“试论老子的文艺思想”、“庄子的文艺思想”、“顾况与顾况集”、“怎样学习古代散文”、“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与体会”等近50篇文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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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断：大禹的寂寞时隔四千年之后，已经难见当年辕辕关的地貌了，只剩了讲说，在往事与神话间游走，还有“古猿辕关”这几个清人的字，刻在关隘立壁上，写着历史。夏禹，一半被压了纸型，叠藏在文典史籍里头，一半，也化作了口口相传的故事，散落在如空气无形却有时又凝聚成某种气候的民间里，比若给我们讲说的顾年岁不大，顶多40，却也因历史墨迹的浸润或者风物日日熏染而有了沧桑的口气，他说的历史也日日在这种肉身相传形式中变作了与外域布道、宗教迥然有异的己说。一个文本繁衍出不同版型，而不同版本间却有一样成分不变，正如禹化熊托身不同却目标一致，他在骨子里是不变的。故事也有表里，它的根在演进迁徙的时光和波折动移的阐释之外，也禀性难移。然而，真的跑了几十里地，到“萃两间之秀，居四方之中”的嵩高之地登封城北约2公里万岁峰下，面对高10米周长43米的巨大“启母石”时，才真正知道那个英雄是彻底地寂寞的。早年读《史记·夏本纪》，印象中叫禹的英雄与洪水斗了一辈子，是个九州之内东奔西跑的人，记得太史公用了几大自然段写他从这里到那里，好像走遍了天下河流，黄河、淮河不用说，连一些不知名的现在或许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河都布满他的足迹，他在我心中，是一个拿着木臿到处救急的人，哪里有水难，哪里就能眼见他的身影，忙碌得不知道还有别的生活，惟一的生活内容就是治水。他，是一个活在路上的人，这样的人，是没有常人意义的家的。来前，重翻《史记》，“敏给克勤”、“劳身焦思”的句子扑进来，对应“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的功劳，“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撵”的行动派式的做法更热人眼目，“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东西南北都跑遍了，对于一个令人而言尚属不易，何况那时只借助于简单到极点的交通工具，终于告功于天下，天下也终于因这个人的忙碌操劳在里而“太平治”，然而行为、功绩之外，仍有一句不能舍下，是“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较之，我倒更喜欢口传历史中那一句——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去了“敢”字，可能更见禹的风格。不是不敢，而是不能，司马迁的文人叙事中说的是责任，民间叙事中说的可是精神。二者叠加，仍不能抹去个寂寞么？禹治水前，还有一个人因治水建功，也因治水被杀，彼时此时，并不因其曾治好了水而获救，当那个叫鲧的人用堵的方法没有最终止住洪水而失败时，死的命运其实已等着他了，“九年治水而不息”，功用不成是小事，关键是民生之系，尧的耐心有限也罢，舜的诛杀也罢，倒是《史记》中那一句让人看了心悸——“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可见得一辈子做好事，心肠也罢能力也罢，老百姓是只认结果的；并不全是忘恩负义，从中可见当时的责任制之严明，失职便是要掉头的。而这个因水掉了头颅的人正是禹的父亲。史册中言，“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这里面有种难以人情释解之的苦痛在里，前赴后继才不那么浪漫，舜此举之用意今人不好揣摩，然而也让人觉出搭了性命的压力，不知尚年轻气盛的禹怎么想？反正，他是上路了，尽管有些被押上路的意思，所以那个司马迁的“敢”字用得也人情人理。一边是生父鲸的失败丧身，一边是部族王权精神之父舜的委以重任，禹夹在中间，面对的是因洪水生灵涂炭的百姓人民，这样情形，他是非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置之度外的了。置之度外就可以避开那许多人事的纠缠，譬如亲情，在失去了父亲之后，谁又是第二个要他付出的亲人呢？那代价？五层楼高的启母石就是另一场不幸的实证。“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淮南子》里这篇故事一波三折，熊身的禹，和无意中见了熊身禹的为妻的徐山氏的“惭而去”——写得太生动，也太涩苦，还有启之生，都神迹般，扑朔迷离，然而立于启母石前的这个下午，阳光是这么好，壁峭的石头破裂开来，一分为二，围着它走，有种本真的崇慕，因为它本身没有任何雕饰或者后天的人文附丽，就是一块巨石，风雨阳光都经过了，还是一块巨石，朴素、沉默，也没有任何文字的标明，令每一个不期遇上它的人只看到一块兀立的石头，一脉青峰的托衬下，它闪着白光，耀人眼目，对于爱石的我仍是意外的，没有见过这么大一块完整的巨石；对于那不知神迹的过路人，它也会因没有文字与解说而沉默为一块真正的顽石。连石头都说话的，才是真的神话。大禹寂寞着，他的寂寞还不是后天的慒懂，而在当时，最亲密如妻子的人仍然会“惭而去”，离开他，不解是深的，比水更深一些，所以他要跑着追那背他而去的人，要一个骨肉，叫着“归我子，归我子”。真是痛彻。神话里的哀伤散漫着却浸入心肺，大禹，枉有回天之力，能够劈山让洪水泄流改道，却不能够让一个心爱的女人回心转意，一任那自心流漫的大潮淹没自己。启，他也不能让这个失母的孤儿享有更多父爱。纵然有涂山姚代姐育婴，却也不像传说的那么浪漫，先后，大禹娶了姐妹两人，却为了更多人的家庭生活而献出了自己的那一份，以致涂山氏化石的阴影多年挥之不去，路上的五指岭可以作证，即是化为巨熊的他用手指疏水又怕涂山姚见到会走其姊老路来不及变形而留下的，那一份惟己心知的苦，即使建都阳城当了帝王以及启立帝于其后的皇族名位也无法抵销。何况——诸侯们叫叫嚷嚷，都聪明得很，一人一个主张，争相出着主意，到了实干，要提了木臿走向水泽大野时，便多缩进家门不愿出去，他们都是口头革命家，彻头彻尾的理论家，像鲁迅写整日吃着奇肱国运粮坐在文化山上清议的拿柱杖的冬烘学者们作着禹是一条虫的分析，却独对浸在水中的下民视而不见，还说，“他们都是以善于吃苦驰名世界的人们”，对于这帮人，大禹怎么不会冲他们把那双总是在走长满老茧的大脚伸开呢。这个英雄，领着一批人实干，却还要承担背后的热嘲冷眼，唾沫星子，那也是一种水，堵或者导似已不是对付的方法，它汇聚着另一场洪水要淹没这个治水的人。还有民众，他们的纪念随时随处，大禹全身心地不要了自己的一切也就为保住黎民百姓，他没了具体的家、失去了爱的妻子、顾不上当慈父，就是为了天下大治，然而民众的纪念也会时过境迁也因随时随处而心境迁移，也会遗忘，也会人事颠转，也薄弱得很，他们忘了一个人的最好办法是将这个人打人历史，在史录的隧道里或可赢取一个空间，几行文字，然而内心呢，当洪水不再，阳光灿烂，歌舞升平，与幸福伴行之际，谁会想起、忆念、沉吟、较真，或者祭奠。像这个下午，万岁峰下，启母石旁，游人无几，那个叫做禹的人，真正是藏在了启母西阙北面六层左图的戴进贤冠、着长衣、拱手倒立的二人中间，他是一头正在化身的熊，旋转着，风一样，让瞻仰他的人心中一阵疼痛，一阵颤栗。后记：事实是，真的写下来，把茵蕴的情致生成的思想凝固而为文字，冠以“观念”头衔，构建脚手架已然成型而只需附缀增值叠加复制的“塔”，这样建筑在我不为强项。所以理解同仁言的本心而动，下笔时冲着观念，写下来却是历程。对于我，何不如此！观念一旦定型，成就的却是删减，大多数时间，成型的观念并不丰满，反倒薄弱，所以警惕，极力葆有“路上”的知觉。心肠的区别应该成为一种界限。而我们常用的标准却是观念。新、旧比善、恶省事，所以理论背面往往感情苍白。设若有一种文字，对学术对人生，以心肠而非技术论，设若现在还没有，我想，会长出，和养成。虽然如今，它还只是萌芽，虽然未来的绿意，如今人不知它。与任何写作一样，理知的文字写到最后也是人，是人心肠的区分，是尖锐、激越、刚烈、急切，是理解、宽容、善待、包涵，并不矛盾。最后的文字写到底，其实是人心。而“心”之修得，几乎是一辈子的功课。只是，再没有一种文字这么直白，人心文字相里表。写下来。祛除任何表演粉饰或者姿态。最本色的自我，写下来，到了最后，无从掩盖。或者不可能有比之更“残酷”的工作，它对写作者自己的锤炼严苛过任一种写作。它言说心肠，引作界限，关乎人格，立为标准。尤其一个智识的文字时代，它做的事是——立心。论证是别一种叙述。它以人的介人使那言说的对象物复活而为人性的。由此，它被要求为一种人性的诉求。更多时候，这样写作像是一场知识考古，她在各门类的素材里穿梭，面对着由文字沉叠累积而成的人的历史，已消失的，被书写的，有待再度理解的，层层上型，而做细腻地发掘、回溯、解悟或重读，是与古人他人自己同时的对话，有时候深入到哪怕一层土，都会有无尽有限对比的怵然。太多要做的事，而人生，苦短。所以，也理解了那观念的拿来。然而，不。或者有一种人文，与那历史的故迹有着区分，它不是已然凝固成庙成观的可见的物的过去时，而是一种关于人的——正在发生正在移换正在长成的进行时，这个现在，写下来，比起过去而言，是难的。正如写物——那个静态——从来易过活动的人。然而这个人文才是最值当一写的，文字与它并行着成长，一同经历，却也是最容易将个作者写伤了的，那太不易，用固着的文字去述写那并未固定下来的东西，这样一个不同于以往文化概念的人文面前，多少人与我一样经受着时间的淘洗。观念大约是最易被冲走的部分。那么，什么才是我们的立足点？“生命与作品相通，事实在于，有这样的作品便要求这样的生命，……生命是作品的设计，而作品在生命当中由一些先兆信号预告出来”。梅洛·庞蒂这段话道出写作的苍茫宿命。事实是，这一种人、文交叠纠缠，可以互换。成型传统，却不为传统所囿。那活水清澈温和，间以厚道，然而究其实，不折中，有温度血性；河一样，中流激进，从不停息。从未停息的，还有这个鞋沾满泥的人。那些终要沉埋进历史深水里的人、事，是这场人生拚尽全力要记下的。这人知道，如此生活，才是活着，如此写作，才是创造。对于路，她认真得很。而且，停不下来了。

这一篇《新纪元文存自序》本意只想写上千把字，把问题交代明白就算了。没想到中间插入住院这一段经历。是非写不行的。如果没有这一段过程，说不定我还会受旧习惯势力逼促写一篇《九十一岁述怀》之类的文章。人一病，“怀”都仓皇逃循，想“述”也没有了。只剩下了病房里的感受，我都写在《自序》中了。这一篇《自序》，从北大写到医院，又从医院写回到北大。可以算是作者去年的最后一篇文章，也可以算是今年的第一篇文章。

在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许多女人惊喜地发现自己身为女性的有效价值，于是个性张扬、欲望膨胀、对精神和物质的追求也愈演愈烈，派生出多少只有这个时代才能够发生的故事。

２００２年４月，江泽民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必须大力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繁荣。为贯彻落实江泽民的指示精神，中央文献出版社特邀国防大学许志功教授撰写本书。本书分为三部分，既论述了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原理，又结合社会现实，进行了阐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任何一门学问，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甚至可以说，学问就查方法。方法的枯竭便是学问的停滞，方法的繁荣则是学术的发展。而在20世纪，研究方法对中国学术研究的影响既普遍又深刻。这，便是本书把“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方法”作为一项研究课程的基本根据。全书以发生在20世纪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学术争鸣为话源，努力发掘出其中所隐含的研究方法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研究方法的种类、演变、走向等问题，做了较详细的论述和较深入的讨论。旨在为当今乃至往后的中国学术研究与发展提供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