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第2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孟慧英主编，汇集该所多位学者就民族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和习俗等问题撰写的论文，以及国外同行学者相关著述的译文。内容涵盖原始宗教、现代民族的宗教信仰，阐述了它们与民族文化和习俗的关系．对人类学与民族学学者深入研究上述问题颇具学术参考价值。

《东方摩尼教研究》归纳了芮传明先生有关东方摩尼教课题研究的的内容和观点，谈到了东方摩尼教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之融合，特别提到了和古代大众信仰的相互渗透、影响的关系。是目前国内这一课题研究的扛鼎之作。除了导言外，全书分为神、魔名号二释，基本教义研究，文化交流探讨三个部分进行了介绍。

奇门遁甲为三式之一，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自古为兵家的必修之课。相传古代军事家如张良、诸葛亮、刘伯澡等皆善此术，但民间流传甚少。此术博大精深，不仅可应用于军事、政治方面，还可以用于经济管理、市场预测等方面。当前，国内外对此术的研究和应用颇为重视，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奇门精粹》内容包括《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的《遁甲演义》、《古今图书集成》所收的《奇门遁甲大全》和《日家奇门》以及难得一见的《奇门遁甲元灵经》等文献，几乎囊括了所有关于奇门遁甲的最重要的典籍，既司以满足研究者的使用，更值得爱好者收藏传世。

2008年，中国各大宗教都展现出新气象和新趋势。从总体上说，宗教的发展速度较快，从现状可以预见，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宗教仍会不断发展。宗教领域保持了团结稳定的局面，努力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成为我国宗教发展的主流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文化的国际交流空前活跃，宗教的国际性明显增强；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民族问题日益成为关联民族平等与团结、社会稳定与和谐、国家统一与安全的重大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

《印度宗教多元文化》书稿终于草成。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南亚宗教发展态势”的系列专著之一，这部书稿是在“项目任务”的压力下完成的。几年来，尽管由于某些事务性原因，不时中断本课题研究，但精神上始终保持着对于相关问题的高度关注。现在书稿完成了，在“如释重负”之前，我还想说几句题外话，算作自己的一点心得吧。承接这个课题的初衷，是通过研究印度宗教多元化的形成及其长期共生共存的格局，为世界宗教多元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并推动进一步的思考。这个初衷是否已经实现或者将来能否实现，都不得而知，不过，印度宗教多元格局本身对于我们确实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作者作为吉福德讲座的受邀学者，通过系统的历史学考究，对已经确凿的埃及宗教史实进行分析，摘取其中较富特征的若干方面，进行深入浅出的论述，把古埃及宗教的存在基础、神明教义、动物崇拜、信仰理念、文本典籍、民间宗教以及古埃及宗教对基督教、希伯莱宗教的影响等清晰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密宗，又称密教，为大乘佛教主要宗派之一，以其悠久的历史、殊胜的教法而广受人天瞩目。唐开元四年（716），善无畏来到长安，由其弟子一行协助译出的《大日经》，并传授以胎藏界为主的密法。唐开元八年（720），金刚智抵洛阳，其弟子不空译出《金刚顶经》等，并传授以金刚界为主的密法。唐代末年，因遭受“会昌法难”的重创，唐密在中国汉地迅速衰落，渐成绝响。民国时期，中国佛教界的有识之士先后东渡日本，誓愿接回“唐密”法脉。王弘愿居士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佛教日报》称王弘愿 “以居士为当代传承密教得阿阇黎位之最初第一人”。《密教讲习录（套装共5册）》不仅辑录了王弘愿居士译介的大量日本密教经典和密教宗义以及密教修持仪轨，还记录了王弘愿居士在各地灌顶及传法的情形。是失传千年的中国密法由日本返流回来的史料证据，也是国人学习与研究唐密难得的宝贵资料。

神话尽管其形态各异，但它的内显形式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马克思语）这段话是极其深刻的，对神话研究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研究神话必须研究产生神话的时代和产生神话的社会条件。社会是发展的，神话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在后期的神话中有许多时间和空间的积淀物。神话虽然“年代久远”，“幼稚可笑”，但它与现代科学所要求的目标是十分近似的。该书内容充实，资料丰富，语言流畅，可读性极强。

中国的神话学研究起始于上个世纪初，至40年代前后，闻一多先生以其特有的睿智和深厚的学养，既向国外神话学理论学习，又根据中国神话的实际创造性地分析，独创了中国神话研究的意象的系统联想与论证的方法，是中国神话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铸就了他在中国神话研究史上的杰出地位。本书据开明版《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选录了闻一多先生《伏羲考》及《端午考》等八篇有关神话学研究的重要论著。《伏羲考》无疑是闻一多先生最具代表性的神话学研究著作，也是一篇对中华民族根本神话的研究杰作。

由于《三国志演义》及戏剧、说书的影响，对于关羽崇拜，几乎人人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作为历史人物，关羽在正史《三国志》中得到的评价实在并不算高，陈寿批评他“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但陈寿怎么也不会料想到，千载以后，关羽作为武圣人竟然晋升为整个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神。明清间一度遍布全国城乡的“关帝”庙宇，不但使刘备、曹操、孙权这些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黯然失色，就连“万世师表”的文圣人孔夫子也不得不退避三舍。清代关庙中的这样一幅对联，颇能概括关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历史文化地位和巨大影响：“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明清两代关羽已经赫然成为国家神，统摄三教，覆盖全国。但今日宗教学界各自独立，似乎并不清楚对于历史上关羽人而神、神而圣的提升过程。作为一个长期的，影响广泛的“活”信仰，关羽的形象从来没有封闭凝固在文字或传说中，而是不断发展变化。如何将各个不同时代的关羽形象，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生成的背景之中，凸现其变化的因果联系，以及与同时代其他宗教、社会、民俗、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互动影响，然后又如何展现在文学艺术之中，这是《关公崇拜溯源（套装上下册）》的研究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