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整本《圣经》当中，尤其在《新约》中，没有任何卷书比《约翰福音》更适合俄里根的释经进路。他的《约翰福音注疏》是初期教会最伟大的释经著作。在这本书中，俄里根自己也称赞《约翰福音》是《圣经》所有经卷的顶点。《约翰福音》很早就因其与众不同的特性而被称为“属灵的福音书”，这也使《约翰福音注疏》成为关注的焦点，从初期教会到今天一直如此。俄里根的注疏与《圣经》的经文互相穿插，思维在经文中自由穿行，从中摘取合适的字词，巧妙地将其组织起来。俄里根这样做是为了寻找属灵寓意，因为，他认为《圣经》的每字每句都隐含着属灵寓意。

《基督教要义（共3册）》以简明易懂的方式，系统地阐明了基督教神学的要义。全书共四卷。第一卷是论述人如何认识作为创造主的上帝；第二卷探讨人如何认识作为救赎主的上帝；第三卷讨论领受基督救恩的方式及其益处；第四卷阐述教会的性质、治理和圣礼。《基督教要义（共3册）》构思恢宏、论述清晰，其内容涵盖基督教神学几乎所有的领域，堪称基督教神学的经典陈述，亦是基督徒敬虔生活的实用指南。这部巨著跻身影响人类历史的十部著作之列，是基督教经典中的经典。它不仅影响了近四百多年的基督教会，而且在很多方面塑造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形态。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在当代常被称作醒狮，它们以信仰为体、以组织为用，不仅在美国政治角力场叱咤风云，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影响日深，其活跃的国际政治参与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研究难以忽视的现实。《时代》周刊称之为“新教教宗”的葛培理牧师则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和最具代表性的福音派领袖。《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葛培理为中心的考察》旨在通过葛培理牧师这一关键人物，采用社会资本理论来研究宗教的“使能”，通过对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和社会网络的形式之研究，来分析福音派如何通过宗教资本的交换和接纳而不断丰富和扩展，最终形成全球网络，并全方位地嵌入到国际、国家和社会体系中，由草根跃升为成为美国社会乃至世界多个国家的主流宗派，并成为在国际关系中软硬兼施的重要力量。进而分析基督教福音派这样一种兼具跨国意识形态和跨国行为体双重性质的社会运动对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影响。

《奔向日出》是考门夫人“荒漠甘泉”系列作品的第四本，也是她灵修精品的终篇。此书是作者生命的讴歌，由一开始她便将自己与读者交付神，让主的手领我们奔向日出之处。信息中充满了力感，作者要与您一同向光明飞跃奔腾！每一篇见证都是生命的高潮，只要试读一页，便能感受到强烈的光与热。全书共366篇，展读考门夫人的作品，心中便会感到安慰，仿佛黑暗中乍现曙光，如枯木逢春，在绝处逢生，使枯干忧伤的心灵得以苏醒，困倦疲乏的手足重新得力。作者在中国多年，对中国文化有极深的体认与情感，笔触也极能感动国人的心灵。

《浙江早期基督教史》把郭实猎等传教士在浙江的活动，置于鸦片战争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因为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而且通过这样的考察，希望学术界在越来越强调传教士们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能看到他们身上不光彩的另一面，以还历史的真实面目。《浙江早期基督教史》因此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内容是鸦片战争之前及战争期间西方传教士在浙江的活动，下编内容则是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浙江的活动。

《论四福音的和谐》是奥古斯丁圣经研究的重要成果。新约圣经中的四部福音书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四部福音书叙述的角度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时间顺序上的不同和历史细节的差异。这些不同和差异是否表明四部福音书互相冲突？奥古斯丁对四部福音书的平行经文进行了详细的考查，并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和谐一致性。奥古斯丁是第一个认识到符类福音书在文本上相互依赖的学者。《论四福音的和谐》则是论述福音书叙事的和谐一致性的经典范例，它对后来的福音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为一位政治哲学家，马克·里拉始终强调理智的清澄，他一贯坚持的反知性暴政态度在《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与现代西方》中成为一条隐含的线索，而明线则是通过剖析西方持续了四百年的政教论战来研究政治神学的逻辑。这段历史讲述的是早期现代政治哲学家对基督教政治神学悠久传统的违抗，以及随后的现代思想家对那些早期现代思想家的违抗，后者促发了政治神学的复兴。这些思想家发现他们自己参与了一场更大的思想斗争——关于政治的要求、神的主张，直至人的本性。在这里重构的故事将会提醒我们，现今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选择并非介于过去和现在之间，或西方和“其他地区”之间，而是介于两种丰要思想传统之间，即，两种面对人类状况的方式。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那些选项，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并承受自己选择的后果。这就是人类的状况。

《多元化的上帝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研究宗教哲学的专著。何光沪教授进行了此领域具有拓荒性的创造性研究。《多元化的上帝观》有两个特色：一是构建了宗教哲学的理论体系和逻辑框架；二是内容丰富、旁征博引，分析了西方众多深有影响的宗教哲学家的理论。

《现代性、传统变迁与汉语神学（全3册）》共分上中下三个部分，主要由76篇文章组成，既有对“汉语神学”的阐述和论证，也不乏质疑和反思，对如何挖掘汉语资源以吸纳西方文化及神学思想，进而重建汉语的基督文化作了有益的探索。具体内容包括《基督教融入本土文化之理论基础——“本土化”概念之语境与范式地位》《华人神学的语言转向及其诠释的冲突——教会性神学与人文性神学的争端》《过去与未来的汉语神学——从中西神学著述的翻译与采纳着眼》《互文化理解看翻译》《从中国佛教看圣经的神学分歧——汉语神学的一个思想实验》等。《现代性、传统变迁与汉语神学（全3册）》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这部《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包括入华天主教修会和传教会入华会士的三部列传。一、法国前入华耶稣会士荣振华神父所著《1552：1800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罗马耶稣会研究所、巴黎拉杜宰和阿奈出版社联合出版，1973年）。二、原入华遣使会士方立中辑录的《l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北平遣使会书局，1936年版）。三、遣使会士热拉尔·穆赛和布里吉特·阿帕乌主编的《1659：2004年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列传》（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2004年版）。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部书原书名叫做“1659—2004年遣使会士列传”，包括赴远东的所有造使会士的列传，译者只选择那些曾入华的遣使会士的列传，故更名为“1659：2004年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列传”。这部《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基本上囊括了法国在长达5个世纪期间，被遣往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中的绝大多数传教士的传记，由此，本书成为一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和海外汉学发展史的重要工具书。明末清初，出现了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的高潮。这是中西文化的首次直接撞击与交流，因而形成了西学中渐与中学西渐的两股潮流。我们应客观地评价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们的功过。他们不远万里并冒着死亡的危险来到中国，主要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但他们在中国既受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吸引，又遇到了这种文化强有力的抵抗。为了传教，他们花费大量精力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工作。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在西方汉学创建与发展中的贡献，都是不容置疑的。其实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事业，传教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一种形态和一项内容。宗教是媒介，文化是实质，交流是渠道。翻开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以下现象：在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印度文化化国家）的文化交流中，佛教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在中国与中亚国家（阿拉伯一波斯文化化国家j的文化交流中，伊斯兰教是必不可缺的媒体；在中国与欧洲（希腊一罗马文化化国家）的交流中，基督教始终扮演着媒介角色。宗教是一种上层和基层都可以利用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