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尽管基督教徒对于《圣经·旧约》中的记载深信不疑，哥本哈根大学的圣经研究权威们却认为这些不过是公元前2世纪的寓言性作品，任何人想通过考古来证实那些故事，都完全是在浪费时间。然而作者却为《旧约》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学证据。本书中提出的新历史年表展现了史诗般的对垒故事所发生的真实的历史环境，为《旧约》中许多有超凡魅力的人物的存在提供了惊人的教研证据。戴维·罗尔探究了约瑟、摩西、约书亚、扫罗、大卫和所罗门等人的城市、宫殿和坟墓，这些人物的生活被首次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本书澄清了一些宗教研究方面的疑惑，如穿着“彩衣”的约瑟的亵渎性塑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奴役时的城市（包括关于这一苦难的图片证据），还有扫罗王的书信。自从宗教研究学家们开始探寻古代社会的秘密以来，本书是解读《圣经》的著作中最不同凡响的一部。

本书第一次向您展示了西方传教士眼中的17世纪古格王国君臣贵族和普通百姓的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天主教对喇嘛王国古格王朝的渗入，既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同时也是造成古格王朝崩溃的导火索。本书向您详细展示了这一历史的画卷。本书由国际著名的意大利藏学家杜齐作序，著名藏学家戴克详注。

本书是“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之一。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巨变的时代。虽仍困难重重，问题重重，但一个蓬勃向上的中国已经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希望使人激动与兴奋；困难又使人焦虑与迷惘。在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时刻，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迫切需要智慧的思想——哲学，这是历史对处于命运转折点的当代中国人提出的时代要求。的确，社会上存在着一股崇尚实利的思潮，在此情势下，似乎没什么比谈论哲学更不合时宜了。但是，每一个伟大的文明背后，都有伟大的哲学存在。哲学是一切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精神生命的体现，是文明成熟的标志。它是文明人类对自身命运和全人类命运的思考，它指引人类理智地选择自己的道路和趋向的目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哲学的民族更是注定不会有远大的前途。

汉斯·昆是当代基督教著名思想家，本书是他的唯一一部思想性的神学思想史著作。本书详细阐发了基督教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七位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发弘深古义，探奥远圣问，实可谓大思想家之间深富启迪性的对话。汉斯·昆倡导一种崭新范式的基督教思想，致力于推动神学在所谓后现代处境中的范式转换。神学的范式转换，是时代的思想和社会处境变化的结果。在本书中，汉斯·昆通过基督教思想史的阐释来论证神学范式转换的必要性。按他的描述，基督教思想史就是一部思想范式的转换史，考察神学基督教思想的范式转换，是汉斯·昆重述神学思想史的基本旨趣。

本书重点反映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在华科技活动的历史轨迹，以翔实的资料，介绍他们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机械学、气象学、生物学、农业、医学及火器制造、地图测绘等领域科学工作的作用和影响。作者认国，清传士的科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变革，又将中国古代科学文明介绍到了西方；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近代西方对华侵略活动的工具。

本书对圣经与一系列欧美名家名著的关系做出具体而细致的考察，所论作家作品包括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戏剧、弥尔顿的《失乐园》、班扬的《天路历程》、歌德的《浮士德》、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王尔德的《莎乐美》等。

本书以详实的资料对基督教的文学成就和世界文学中的基督教元素做出全景式的描绘。

北京很早以来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辽、金、元、明、清五朝的故都，北京史的研究也因此格外引起人们的重视。经过许多学者长期的不懈努力，已有多部通史性质的北京史著作问世。如何将北京史的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便成为人们普遍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这里，史学理论的深入探讨，文献资料的广泛搜集，文物考古资料的进一步发掘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但从不同的角度，对北京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生活、民族关系、生态环境、人口发展等的历史进行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则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中国的读书人，多半都记得司马迁的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想，后两句话，不仅很难做到，似乎也没必要。至少，对广大民众是如此。其实，在现代社会，广大民众不是也包括读书人吗？但是，第一句话，就不但不难做到，而且很有必要了。而且，对广大民众也是如此。而且，在现代社会就更其如此。为什么？请看作者如是说。何光沪先生的短文以思想性强、意涵深远并文字优美见长。往往是有感而发，文中既有宗教家的情怀，又有哲学家的严谨，故其文章在学术圈中以及宗教界都有相当的读者推崇。这部书稿辑录了作者近年来的杂文（包括书序、访谈录、感想录）61篇，文章短小精悍，涵盖面广，思想丰富。

“基督教哲学”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字眼。这并不奇怪，很多西方人也不了解什么是基督教哲学，即使是基督徒也是如此；有些神学家虽然知道基督教哲学，但视之为陌路；还有不少哲学家对它有微词。在我们这本谈论基督教哲学与中国思想的论著之前，首先要交代三个问题：第一，“基督教哲学”的意义何在？第二，“基督教哲学”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何意义？第三，我们将如何在中国实现“基督教哲学”的意义？第一节“基督教哲学”概念的意义什么是基督教哲学？可以从两个角度回答这个问题：一个是历史的角度，一个是理论的角度。我们先来看一看历史上关于“基督教哲学”概念的争论，在此基础上再对这一概念的意义作一理论分析和概括。“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正如人们很少质疑“佛教哲学”、“伊斯兰哲学”或“宗教哲学”等概念的合理性一样。但是，精于概念梳理的西方哲学家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对“基督教哲学”是否可能这一问题的考查。从历史上看，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争论，比较大的计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早期教父中间，第二次发生在本世纪初的新经院哲学家中间，第三次发生在英美分析哲学家中间。我们可以看一看，从这三次争论中，我们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基督教诞生伊始，耶稣和他的使徒都强烈地反对犹太教的法师和文人以及希腊哲学家的理性骄傲和文化歧视。使徒保罗在雅典与哲学家辩论，他引用经文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哥前1：18），他并警告信徒不要让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现世的哲学，就把你们掳去”（歌2：8）。大多数教父把保罗所反对的哲学理解为希腊人的哲学，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倡“野蛮人的哲学”或基督教的哲学。但是，也有人从字面上理解经文，把希腊哲学等同于哲学一般，因而笼统地反对一切哲学。德尔图良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有一句名言：“耶路撒冷与雅典能有什么关系呢？”前者代表基督教信仰和经文，后者代表希腊理性和哲学。基督教是否一定要在“耶路撒冷与雅典”两者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是关系到基督教是否能够拥有自身哲学的问题。直到奥古斯丁那里，这些问题才有了当时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答案，基督教哲学的合法性才被确定。奥古斯丁认为，信仰与理性思维之间并没有矛盾，因为信仰属于“思想”范畴，但并非所有思想都是信仰，信仰只是“用赞同的态度去思想”；反之，用怀疑、批判和反对的态度去思想，都不是信仰，而且是与信仰相矛盾的。除了相同和相反这两种关系之外，理性与信仰还有第三种关系，那就是目标与路径的关系。奥古斯丁把信仰所导致的理性知识叫做理解。他提出了一个著名口号：“信仰寻求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强调信仰的不足，并不是说没有被理解的信仰只是刚刚起步的不成熟的信仰；奥古斯丁的意思是强调信仰对于理解的先在性。信仰之“寻求”有三个意思：第一，信仰是理解的出发点，第二，信仰是指导如何理解的方向，第三，信仰是达到正确理解的途径。奥古斯丁本人对此的解释是：“信仰寻找，理解找到，这就是为什么先知说：‘除非你们相信，你们将不会理解’。”奥古斯丁关于信仰与理解关系问题的论述为基督教哲学提供了神学上的依据，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虽然在信仰与理解之间有不同程度的侧重，但“信仰寻求理解”是他们的主调，从安瑟尔谟到阿奎那，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