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圣经》是我真诚奉献给大家的一本有关上帝的故事，用童话形式撰写，目的是让我们的童话世界的美好记忆不断延续，故事本身跨越了不同的时空和国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七个小矮人那样去感受我们神秘的宇宙和上帝的奇迹。我愿与我的读者朋友们分享故事中的所有乐趣。七个小矮人从来不知道也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也是上帝创造的，与王子和美丽的白雪公主一样，他们一边听故事一边感慨，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们也对上帝的爱充满了信心。不管你们喜欢七个小矮人中的哪一位，或者是白雪公主或者是英俊的王子，我认为你们不可缺少的是爱。

巴特发动了四世纪基督教神学的第一场革命，是领导教会抵抗纳粹的教会领袖，是“新新教”的奠基人，是无可争议的“20世纪基督教教父”和“教会博士”本书是国内第一本全面深人地研究巴特这位20世纪最伟大神学家越50年的神学思想的导论性著作。本书展示了巴特神学一以贯之之道．即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具体地、独一地、一体地启示出来的“上帝之道”，他是创世之道、拣选之道、和解之道和救赎之道。本书适于对基督教神学、基督教文化和西方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作者研读并参考了大量西方文献，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

本书是朗朗书房？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中的“重负与神恩”。语言乃思想文化之容器，基督思想之品质超逾民族性，形态却偎依于民族语言。故基督思想既具普世性，又具民族语言的思想个性。基督思想历近两千年语程，迄今仍在诸民族文化言路中伸展，成为世界性文化之重要结构要素。薇依（SimoneWeil）1909的年生于法国巴黎一个文化教养很高的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1926年到1931年，薇依进入巴黎高师从事哲学学习、研究。1931年到1934年，薇依先后在外省的几所中学任哲学教师。为对世上的苦难有切实的体验，1935年她到阿尔斯通、雷诺等工厂像真正的工人那样从事重体力劳动。从1940年到1943年，这是薇依著述最多也最为重要的几年。薇依对以往的劳动、战斗、政治参与、社会活动的经历进行理论总结。在马赛、纽约，最后到伦敦，她写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内容涉及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直至1943年因饥饿、重病死于伦敦郊区的修道院……内容提要有人把薇依的《重负与神恩》与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相提并论，并称薇依为“当代的帕斯卡尔”。这位法国20世纪杰出的宗教思想家，沿循的是帕斯卡尔的神秘主义信仰之路：信仰不是拿来炫耀之物，而是艰难、绝非轻松的重负。本书不是系统的专门论著，是薇依的朋友、著名宗教学家梯蓬（G.Thibon，1903一）在薇依身后从她大量的手稿、言谈记录中整理成书的。这些闪烁着精神之光的篇章渗透着薇依的深邃思考，显示了薇依的伟大心灵和崇高的信仰，是20世纪基督神秘主义思想史上一部不容忽视的著作。目录中译本导言法文版编者序言重负与神恩虚空与报答接受虚空超脱填补虚空的想像弃绝时间无对象的渴望我失去创造隐没必然与服从错觉崇拜偶像爱恶不幸暴力十字架天秤与杠杆不可能矛盾必然和善之间的距离偶然应爱的人不在场涤罪的无神论专注和意志训练知性与神恩阅读吉热斯环宇宙的意义中介美代数社会字母猛兽以色列社会的和谐劳动的奥秘

《论三位一体》是奥古斯丁最重要的神哲学著作之一，是从上帝三位一体自身的角度来讲神人关系，认为圣父、圣子、圣灵不可分割，同其一个实体。其中后八卷关于“人是三位一体的形象”的心智结构的讨论，无论是在西方神学史上，还是在哲学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当代西方的许多的哲学史家，都从这后八卷里找到了笛卡尔及整个近现代哲学的“奥古斯丁来源”。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年）是基督教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是把哲学用在基督教教义上，从而创立了基督教宗教哲学体系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7岁入小学，12岁入文法学校，17岁到边太基就读于雄辩术学校，19岁对哲学发生了兴趣，探索善恶的来源，因而信摩尼教；从雄辩术学校毕业后，在迦太基教雄辩术达八年之久，后来又到米兰教雄辩术；33岁时，因厌弃摩尼教而改信基督教；公元396年任北非西北部的希波地方的主教；公元430年逝世。奥古斯丁用哲学解释基督教教义，使哲学与宗教结合。他用柏拉图的理念论和灵魂不死等理论解释《圣经》，并且有所发挥和创造，为基督教奠定了理论根据。因此，他所创立的基督教哲学，成为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院哲学所依据的权威之一。他在《忏悔录》这部重要著作中，结合自己的经历，阐述了对教育的一系列看法。他的教育哲学成为中世纪基督教教育的理论基础。

《异端的权利》讲述的是欧洲大陆在灿烂黎明之后重新沦为黑夜时的一个小故事。宗教改革英雄加尔文此时已经是日内瓦君临一切的最高统治者和暴君。而温和的充满人道主义气质的学者卡斯特利奥，以“苍蝇战大象”式的勇气，对加尔文的倒行逆施展开了英勇的对抗。如果不读茨威格的这本书，加尔文在人们心中完全是概念化的、光辉的形象：改革家、反封建斗士，他站在历史的一个阶梯上，与无数长袍长髯的伟人排在一起。如果不读茨威格，谁也不能那么明白地知道，就是这个因怀有理想而受迫害、遭追捕、不得不亡命他乡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对那些曾是、甚至依旧是他的朋友和同志的人，会表现出那样的常人难以置信的专横、残忍与卑劣。这些人根本没有丝毫觊觎他的权势的念头，不过想就几个纯学术问题与他商榷——货真价实的商榷，因为文稿是在未发表之前，就寄给了“亲爱的兄弟”敬请指正的。本书前言当卡斯特利奥傲然挑战神学家，把遭加尔文杀害的塞尔维特称做“被谋杀的无辜者”；当他回答加尔文的诡辩，朗朗宣示不朽的话语：“将人活活烧死，绝非捍卫教义，纯属谋害生灵”；当他在那远早于洛克、休谟、伏尔泰，并且比他们更加辉煌的《宗教宽容宣言》里，一劳永逸地宣告思想自由的权利——他明知由于信仰的缘故会危及生命。读者不要以为，卡斯特利奥对于处决米圭尔·塞尔维特的抗议，可比肩于伏尔泰抗议让·卡拉斯案和左拉抗议德雷福斯案这些更其煊赫的事件。这样的比较，绝不至贬低了卡斯特利奥的行为道德上的伟大卓绝。伏尔泰为卡拉斯斗争的时代更加人道，而他又是个名作家，能指望国王诸侯保护他。同样，左拉有一支无形的军队做后盾，那便是欧洲乃至世界对他的钦敬。毫无疑问，伏尔泰和左拉要以名誉和安逸生活冒风险，但绝不至于殃及生命。卡斯特利奥就敢冒这个险。他知道，在他为人道进行的斗争当中，他那不幸的大脑必得专注于他生活其间的残酷世界所有的不人道。

《圣经》是世界上流传范围最广、对人类影响最大、在全球发行量最多的一部书，它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也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石，对西方社会、政治、教育、思想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成为全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它已被译成2000多种语言。其抄写印刷次数之多、拥有读者之众是有史以来所有书籍之最。从国家元首到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到普通百姓，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阅读《圣经 》。《圣经故事》根据《圣经》原著编写而成，包括“旧约篇”和“新约篇”两部分，以优美的语言、浅显的故事形式向读者全面展示了《圣经》中的内容精华：上帝创世、挪亚方舟、摩西出生、力土参孙、重建耶路撒冷、耶稣降生、施洗约翰、登山宝训、最后的晚餐、耶酥受难……

该书通过对韦伯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主要观点的层层解读，给我们清晰地展示出了全书的主题思想及立论基础：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综合体，它还有着特殊的精神风格和文化意义，其所呈显的特征处处和某种宗教上的伦理态度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现代人普遍的生活方式。该导读的出版，意在让广大读者更好地领会韦伯这部成名作的深刻意涵，看到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精神力量，从另一个视角来重新认识这套西方花了数百年时间才酝酿出来的资本主义生活秩序。<

作为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在既吸收又批判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恩典”为核心的基督教哲学体系，极为深远地影响了天主教和新教思想。《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详尽地考察了奥古斯丁基本思想的生存论起源及其发展，涉及“原罪论”、“预定论”、“自由意志论”、“两城说”、“正义战争论”等颇具奥古斯丁特色的范畴，是汉语学界第一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奥古斯丁整体思想的著作，对于我们理解基督教基本精神和进行中西文化比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耶儒对话与融合：教会新报（1868-1874）研究》论题涉及到基督教文化中的思想、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教育、经典、文物、节日、风俗等方面，而且体现出其文化史勾勒与现状研究的有机结合。展示了基督教文化蕴涵的美感、魅力和神韵，再现其灵性、灵气和灵修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启迪及感染。

《天主实义与中国学统：文化互动与诠释》将利玛窦利用儒家解释天主教义的《天主实义》作为跨文化研究的范本，用伽达默解释学理论来处理文本的“前见”与“效果历史”，开创了一种新的解读文本的有效视角。试图在两个具有相关性的文本间建立一个对话的空间，使文本的阅读和诠释成为一个文本间的协商和交流过程。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之历史，近几十年来已在中国近古史、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等学术领域引起相当的重视，有关的研究主题与成果颇为丰富。大致而言，这些研究都从宏观的历史视野入手，或者将重心放在天主教“神学”与中国“经学”遭遇的思想史领域，或者分析阐述耶稣会在华传教的成败得失，也有的从中西文化之相遇和碰撞的角度观察这段历史，认为两种文化问实有难以兼容的巨大差异。迄今为止，在华语学界，尚鲜有人对具代表性的传孝吐著述本身进行专门而又深入的解读，张晓林博士对于利玛窦《天主实义》的阐释与分析，可说是从经典文本出发进行思想史研究的可贵探索。在基督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的过程中，利玛窦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尽管自他的时代以来，对于他的传教策略就有很大的争议，但不能否认的是，利玛窦颇为敏锐地认识到，儒家思想与价值观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居难以取代的核心地位，因此，他才自觉地借助中国本土资源，以古代儒家经典中的“上帝”、“天”等概念来阐述天主教教义，试图说明“上帝”概念早就为中国人接受，而天主教信仰也并不与儒家传统相悖逆。《天主实义》正是利玛窦藉先儒经典及传统之助，以对话形式撰著的天主教“教义问答”。该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当它试图融合基督教和儒家两种传统时，也对两者同时进行了修正，以使基督教信仰能更好地被中国人所接受。正是在利玛窦对两种传统所作的融合与修正的基础上，后来的儒者基督徒杨廷筠等人发展出了荷兰汉学家许理和（ErikZurcher）所谓的“儒家一神论”（ConfLicianMonot‘heism）。“儒家一神论”对先秦儒家思想和被称为“新儒家”的宋明理学传统都有所继承与吸收，但它在选择性地接受基督教教义后构成了一种新型态的宗教。尽管这一思想趋势由于种种历史机缘没能成为主流，但它对其后儒学发展带来的影响可能需要重新给予定位与评价。本书将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作为跨文化研究的范本，用伽达默解释学理论来处理文本的“前见”与“效果历史”，不失为一种解读文本的有效视角。笔者研究希伯来圣经多年，深感在经典文本间进行跨越式阅读（CROSS～text。ualreading）的启发性。“跨文本阅读’’试图在两个具有相关性的文本间建立一个对话的空间，使文本的阅读和诠释成为一个文本间的协商和交流过程（aprocessofnegotiation）。《天主实义》同样可以被置放在这样的诠释框架中进行另一角度的解读，例如，将其与杨廷筠的护教著作交互阅读，或能更好地观察“儒家一神论”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