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基督教作为东西方两大宗教，二者的对话是国际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本书围绕两教对话的方法论反思，相遇的历史及平行比较等方面，首次展现了汉语学术界对佛耶对话的多维思考与理性探求，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合作，对于21世纪人类伦理精神的建构具有深远意义。本书所收集之文章，基本上是在2003年11月21日至24日，在西安举行的“佛教与基督教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文章。会议由陕西师范大学佛教研究所、西安外事学院宗教研究所、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及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合办。本书收录了是次会议之开幕辞及闭幕辞，以作存照。中国的耶佛研究，仍只在相当初步的发展阶段。相信此书的出版，不单代表了中国的耶佛研究的里程碑，更为将来的发展奠下基石。

对于许多人来说，拜占廷是一个神秘而遥远的世界；对肇始于拜占廷并对其历史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东正教，了解的人则更少。本书作者为我们勾勒出拜占廷教会历史的轮廓，然后从政教关系，隐居理念、社群服务、圣地圣民、信仰特征以及艺术表达等不同方面对拜占廷的信仰做了清晰的概述。

这是一本《圣经》导读性著作。它力求将概括性的介绍与重点章节的导读相结合。概括性的介绍，使读者能够对《圣经》有一个整体了解；重点章节的导读，能使读者有直接的阅读体验，并通过这种阅读掌握最基本的释经方法。本书试图将严谨的学术考察与通俗的介绍结合在一起，不仅使读者对《圣经》有初步的把握，同时也让读者对《圣经》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有初步的了解。

《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2）是《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1）的续篇。阿族萨太平洋大学的两位哲学教授以生动的笔触将整个19世纪五彩纷呈的思想运动活现在读者的面前。作者围绕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深入地阐发了19世纪基督教与哲学思潮之间的相互影响。该书出版后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和《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1）一样很快成为一本标准的教科书。

第三个千年来临之际，天主教亦进入到一个充分准备了自己的全新的时期。如何回应历史沉积引发的人类社会在第三个千年的突跃，成为人类思考的胶合点。人类进入新千年的庆祝是以面对社会应接不暇的变革，日可登天的腾飞，天翻地覆的生活转型，复杂多元的意识思考为礼花和装饰而进行的。由此而引发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以关注人类自身命运为其主旨的宗教，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应如何应对并不断获得提升。天主教作为基督宗教中最具广泛性和古老性的宗派，首当其冲，审时度势，试图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找到平衡的支撑点。这种努力引发了进入新千年前的六十年代的天主教的全面革新。虽然这种革新为天主教甚或整个基督宗教与现代社会的沟通和交流打开了一扇新门，然而毕竟仅仅是蜻蜒点水，深入的思考由此才刚刚开始。面对此透视性和预见性思考，当代中国的宗教研究，特别是基督宗教研究，方兴末艾百家争鸣仁智各见。其主旨不外以他山之石可以成玉，成玉之石可以为振兴中华文明增砖添瓦而已。

本书讨论希腊哲学的Being和早期基督教上帝观的关系。关于Being的探究是希腊形而上学之思的根基，三位一体的上帝观则体现着基督教信仰的特质。公元二世纪，基督教逐渐从犹太传统的影响中脱离开来，在浸润于希腊主义的汪洋大海之时，思想家们一个主要的神学探索是，如何为耶稣基督的敬拜与旧约传统的一神论传统不相矛盾作辩护。因此，基督教上帝观首先探索的是基督论与独一神论的关系。公元四世纪，随着基督教思想家内部关于圣灵神性问题的争论，圣灵论与基督教上帝观的关系始浮出了水面。因此，基督教的上帝观即三位一体神学的形成，与基督教在希腊世界中的发展及受到的挑战有密切的关系。此后的漫长历史时期内，基督教的上帝观主要是以希腊哲学的语言作为其神学的主要话语。

中国基督教现有信徒1600多万，教会和聚会点55000所以上，牧师（包括副牧师）约2700人，教牧人员（牧师、副牧师、长老、传道员）共约27000人。全国有18所神学院校，还有若干培训中心。据史载，公元635年传人唐代的景教是最早进入中国的信仰基督的宗教，日后消失。直至19世纪，当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后，却又不幸地与西方殖民扩张和侵略相联系。20世纪50年代，为了摆脱基督教“洋教”的旧面貌，中国基督徒发起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三自爱国运动不仅促进了中国教会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同时更努力地向治好、养好和传好的“三好”目标发展。

天主教首次传入中国是在元朝（1206—1368）。1294年，意大利方济各会士若望·孟高维诺神父受教宗尼古拉四世（NicholasIV）派遣来到北京传教，距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由于当时教会过于注重在上层传教，元朝覆灭后，天主教在中国几近绝迹。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利玛窦神父到达澳门，开启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另一重要时期。利玛窦神父尊重中国文化，广交文人学士，在北京传教十年，深得皇帝及土大夫赏识。这一时期，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一批中国土大夫阶层人士信奉天主教，成为最早的中国天主教徒。利玛窦去世后，随后来华的汤若望、南怀仁等欧洲传教士，继续利玛窦传教方式，尊重中国文化，在传播福音的同时，通过西学东传和东学西介，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后来来华的传教士由于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礼仪上产生了分歧，即所谓的“礼仪之争”，因此触怒了中国的皇帝，从而给天主教传教带来了灾难。康熙皇帝于1721年宣布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但依然允许尊重中国礼仪的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活动。19世纪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西方各国天主教传教修会，依据清政府与西方各国签定的不平等条约为保护，天主教在中国有了较大发展。由于当时的一些传教士自觉不自觉地为本国的政治利益服务，天主教被称为“洋教”，也为人们所不理解，天主教在中国的声誉受到很大影响。回顾这段历史，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2001年10月在意大利举行的纪念利玛窦来北京四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词中说：“在近代历史上的某些阶段曾出现一种依附欧洲列强势力的保教权。虽然一方面来说，这曾多少有助于教会的传教活动，但结果究竟限制了教会的行动自由，损害了教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因此，不期而然地阻碍了教会在中国的进展，使教会不能为中国人民的好处，一心一意执行其创立者耶稣所赋予的使命。”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过程经历了艰难的历程。中国籍的第一位主教是罗文藻（1616—1691）。罗文藻1633年由方济各会西班牙神父利安当领洗入教，后被派遣到澳门和马尼拉学习神哲学，1654年在马尼拉晋铎。1673年由教宗克雷芒十世（ClementX.1670—1676）委任为主教，1685年才在广州获祝圣。1946年，天主教会在中国建立了圣统制。至1949年前后，中国天主教共有20个总主教区，85个教区（不包括澳门），34个监牧区。共有128位主教，但中国籍主教只有18位。全国教徒约300万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天主教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努力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成为中国神长教友自办的宗教事业。中国天主教坚持爱国爱教相统一的原则，本着“为一切人而成为一切”的福音精神，在信仰上和世界各国的天主教一样，同属一个信仰、同行一个洗礼，都忠于“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与普世教会保持共融；在政治、经济和教会事务上依据中国国情和文化特点，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福传之路。目前，中国天主教有信徒530万，教堂6000余座。成立有全国性的爱国组织，即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该会由全国天主教神长教友共同组成，为非营利性爱国爱教群众团体。其宗旨为团结全国天主教神长教友，高举爱国爱教旗帜，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遵守社会道德风尚。中国天主教还有负责全国性教务的领导机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其宗旨是以圣经为依据，本着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们传下来的圣而公教会的传统精神，维护信德宝库，加强教会纪律，藉圣神赐予的恩宠，团结神长教友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奉行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和民主办教精神，努力促进与中国当代社会相适应，宣扬基督福音，广扬圣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简称为“一会一团”。下设六个专门委员会：即教务委员会、神学研究委员会、修院教育委员会、海外联谊委员会、礼仪委员会、社会服务委员会。六个委员会彼此分工合作，共同开展中国天主教的牧灵和福传工作。

《基督形象的艺术神学》以造形艺术为题材，选择了83幅在历史上有影响的绘画、雕塑和马赛克镶嵌画，从历史、神学、艺术、文化及心理学各个不同的角度介绍这些基督形象的内涵和意义，人们在那些环境中对基督的认识。本书包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主要是欧洲艺术家的作品，也有不少来自中国、印度、日本、非洲、美洲的作品。作者是德国人，耶稣会士，出生于1939年，研究艺术史、考古学、拉丁语言、哲学、神学。作者以对拉斐尔的研究而闻名，在圣容像和圣像艺术研究上贡献颇丰。他先后就学于图宾根、伦敦、佛罗伦萨、柏林、摩纳哥、罗马、巴塞尔等地。从1974年起在罗马的格来高里亚纳大学教授艺术史，现任该大学“教会文化财富”研究所所长，及罗马教廷“文化艺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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