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是世界上流传范围最广、对人类影响最大、在全球发行量最多的一部书，它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也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石，对西方社会、政治、教育、思想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成为全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它已被译成2000多种语言。其抄写印刷次数之多、拥有读者之众是有史以来所有书籍之最。从国家元首到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到普通百姓，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阅读《圣经 》。《圣经故事》根据《圣经》原著编写而成，包括“旧约篇”和“新约篇”两部分，以优美的语言、浅显的故事形式向读者全面展示了《圣经》中的内容精华：上帝创世、挪亚方舟、摩西出生、力土参孙、重建耶路撒冷、耶稣降生、施洗约翰、登山宝训、最后的晚餐、耶酥受难……

《圣经》是世界上流传范围最广，对人类影响最大、在全球发行量最多的一部书誊。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部宗教经典。本书是根据《圣经》原著编写而成，包括“旧约篇”和“新约篇”两部分，以优美的语言、浅显的故事形式向读者全面展示了《圣经》中的内容精华：上帝创世、挪亚方舟、摩西出生、重建耶路撒冷、耶稣降生、施洗约翰、最后的晚餐、耶稣受难……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教士一直都是中外学者研究基督教在华历史的主体，而中国基督徒则一度成了中国成了中国基督教史上“看不见的人”（费正清语）；另一方面，“本色教会”或说“基督教本色化”问题可以是中国基督教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中国基督徒最为关心的议题。在最近十多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研究重点开始转移，本书即是近期中外学者的对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最新研究成果。按内容本书分中国基督徒身份认同、走向本色教会之路、中国教会人研究和中国女基督徒群体研究四个方面，其中的不少文章在研究方面和史料的发掘方面都有示范意义，是大学历史、哲学、社会学专业的广大师生及相关研究人员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本书向以传播和译介学术文化为已任，为将优秀的学术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的出版物而努力。出版一流学者的一流学术著作固然是我们不懈的追求，但学术成果的价值常常需要时间的检验，凡能采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新颖、扎实的学术著作我们均竭诚欢迎。列入这套丛书的著作，或许在各自领域里所取得成果有大有小，但这些成果都是逐步成长累积的学术大厦的必要组成部分。古人云，“积微成大，陟遐自迩”，我们相信，假以时日，这套丛书中一定会出现若干部对学术有重大贡献的不朽名作，这是我们和作者的共同期待。

这部著作无论从篇幅还是从其思想和产生的影响方面来看，都堪称是一部经典之作。作者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人类思想在科学和神学这两种强大力量的作用下的发展过程。他在这部书中涉猎了生物学、地理学、天文学、地质学、埃及学、亚述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医学、卫生学、精神病学、语言学、神话学、经济学和《圣经》研究等诸多领域，追溯了人类思想在古代和近代一系列关于世界的理论的对立中的演化，引证了大量科学与神学论战的实例，试图说明经验主义战胜了迷信，科学方法和理性战胜了过时的《圣经》原教旨主义。由于怀特的这种叙述方式，长期以来，许多人把他与约翰·W·德雷伯并列为宗教一科学冲突论的典型代表。然而，这种看法偏离了怀特的本意，而且是他本人坚决反对的。

中国基督教现有信徒1600多万，教会和聚会点55000所以上，牧师（包括副牧师）约2700人，教牧人员（牧师、副牧师、长老、传道员）共约27000人。全国有18所神学院校，还有若干培训中心。据史载，公元635年传人唐代的景教是最早进入中国的信仰基督的宗教，日后消失。直至19世纪，当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后，却又不幸地与西方殖民扩张和侵略相联系。20世纪50年代，为了摆脱基督教“洋教”的旧面貌，中国基督徒发起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三自爱国运动不仅促进了中国教会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同时更努力地向治好、养好和传好的“三好”目标发展。

天主教首次传入中国是在元朝（1206—1368）。1294年，意大利方济各会士若望·孟高维诺神父受教宗尼古拉四世（NicholasIV）派遣来到北京传教，距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由于当时教会过于注重在上层传教，元朝覆灭后，天主教在中国几近绝迹。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利玛窦神父到达澳门，开启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另一重要时期。利玛窦神父尊重中国文化，广交文人学士，在北京传教十年，深得皇帝及土大夫赏识。这一时期，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一批中国土大夫阶层人士信奉天主教，成为最早的中国天主教徒。利玛窦去世后，随后来华的汤若望、南怀仁等欧洲传教士，继续利玛窦传教方式，尊重中国文化，在传播福音的同时，通过西学东传和东学西介，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后来来华的传教士由于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礼仪上产生了分歧，即所谓的“礼仪之争”，因此触怒了中国的皇帝，从而给天主教传教带来了灾难。康熙皇帝于1721年宣布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但依然允许尊重中国礼仪的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活动。19世纪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西方各国天主教传教修会，依据清政府与西方各国签定的不平等条约为保护，天主教在中国有了较大发展。由于当时的一些传教士自觉不自觉地为本国的政治利益服务，天主教被称为“洋教”，也为人们所不理解，天主教在中国的声誉受到很大影响。回顾这段历史，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2001年10月在意大利举行的纪念利玛窦来北京四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词中说：“在近代历史上的某些阶段曾出现一种依附欧洲列强势力的保教权。虽然一方面来说，这曾多少有助于教会的传教活动，但结果究竟限制了教会的行动自由，损害了教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因此，不期而然地阻碍了教会在中国的进展，使教会不能为中国人民的好处，一心一意执行其创立者耶稣所赋予的使命。”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过程经历了艰难的历程。中国籍的第一位主教是罗文藻（1616—1691）。罗文藻1633年由方济各会西班牙神父利安当领洗入教，后被派遣到澳门和马尼拉学习神哲学，1654年在马尼拉晋铎。1673年由教宗克雷芒十世（ClementX.1670—1676）委任为主教，1685年才在广州获祝圣。1946年，天主教会在中国建立了圣统制。至1949年前后，中国天主教共有20个总主教区，85个教区（不包括澳门），34个监牧区。共有128位主教，但中国籍主教只有18位。全国教徒约300万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天主教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努力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成为中国神长教友自办的宗教事业。中国天主教坚持爱国爱教相统一的原则，本着“为一切人而成为一切”的福音精神，在信仰上和世界各国的天主教一样，同属一个信仰、同行一个洗礼，都忠于“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与普世教会保持共融；在政治、经济和教会事务上依据中国国情和文化特点，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福传之路。目前，中国天主教有信徒530万，教堂6000余座。成立有全国性的爱国组织，即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该会由全国天主教神长教友共同组成，为非营利性爱国爱教群众团体。其宗旨为团结全国天主教神长教友，高举爱国爱教旗帜，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遵守社会道德风尚。中国天主教还有负责全国性教务的领导机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其宗旨是以圣经为依据，本着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们传下来的圣而公教会的传统精神，维护信德宝库，加强教会纪律，藉圣神赐予的恩宠，团结神长教友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奉行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和民主办教精神，努力促进与中国当代社会相适应，宣扬基督福音，广扬圣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简称为“一会一团”。下设六个专门委员会：即教务委员会、神学研究委员会、修院教育委员会、海外联谊委员会、礼仪委员会、社会服务委员会。六个委员会彼此分工合作，共同开展中国天主教的牧灵和福传工作。

本书以中国的一个城市青年会——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简称北京青年会或者北京YMCA）——作为个案，探讨其在20世纪上半期的历史。全文由8个部分组成：章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社会福音、社会服务和跨文化的理论，以及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的研究相关的一些问题。第二章至第七章详细考察了北京青年会的兴衰历程。文章特别指出，北京青年会是由加入传教行列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帮助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在1920年代以前发展迅速，使社会福音广泛传播；1922年以后则几经挫折，它因此开展了多项回应活动。其中之一就是加快本土化步伐。一如既往地服务社会。作者还对北京青年会的两位著名华籍干事徐宝谦和吴耀宗的言行进行了深入分析。第八章为结语部分，概述全文并对青年会的兴衰原因予以削析。本书的结论是，北京青年会的社会服务有助于培育现代城市文化和社会福利理念并促进北京城市的早期现代化。

《耶儒对话与融合：教会新报（1868-1874）研究》论题涉及到基督教文化中的思想、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教育、经典、文物、节日、风俗等方面，而且体现出其文化史勾勒与现状研究的有机结合。展示了基督教文化蕴涵的美感、魅力和神韵，再现其灵性、灵气和灵修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启迪及感染。

对于基督教兴起原因及过程的研究，西方历来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本书在其中别具一格，这不仅因为作者所掌握的充分资料文献，更在于作者采用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包括理性选择理论、社会网络、动态人口模型、社会流行病学、宗教经济模式等等。正如作者所言：“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我是一个社会学家”历史材料在这里，被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所运用，呈现出与传统的历史研究所截然不同的状态。本书在宗教学界曾引起很大的反响，其全新的思考方式，“不仅富见地，也是向传统观点提出持挑战”。

第三个千年来临之际，天主教亦进入到一个充分准备了自己的全新的时期。如何回应历史沉积引发的人类社会在第三个千年的突跃，成为人类思考的胶合点。人类进入新千年的庆祝是以面对社会应接不暇的变革，日可登天的腾飞，天翻地覆的生活转型，复杂多元的意识思考为礼花和装饰而进行的。由此而引发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以关注人类自身命运为其主旨的宗教，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应如何应对并不断获得提升。天主教作为基督宗教中最具广泛性和古老性的宗派，首当其冲，审时度势，试图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找到平衡的支撑点。这种努力引发了进入新千年前的六十年代的天主教的全面革新。虽然这种革新为天主教甚或整个基督宗教与现代社会的沟通和交流打开了一扇新门，然而毕竟仅仅是蜻蜒点水，深入的思考由此才刚刚开始。面对此透视性和预见性思考，当代中国的宗教研究，特别是基督宗教研究，方兴末艾百家争鸣仁智各见。其主旨不外以他山之石可以成玉，成玉之石可以为振兴中华文明增砖添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