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喻经》原为梵文，齐武帝永明十年（公元492年），僧加斯那的弟子求那毗地客居南朝京都建康时将它译成汉语。《百喻经》译文的语言朴素简洁，接近口语。采用偶音节拍，一般四字一句，结构风格极为整齐，是研究中古初期汉语发展的一份有价值的资料。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由乔达摩·悉达多（尊称释迦牟尼）创建于古代鳊。佛教因佛而得名，佛是佛陀的简称，最初专释加牟尼。佛教就是以佛陀的简称，最初专指释迦牟尼。佛教就是以佛为崇拜为对象，并尊奉其教义的宗教。本书全面阐释了印度佛教文化系统、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系统、北传大乘藏佛教文化系统等内容。人类社会要保持继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社会稳定是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对于中国来说，稳定更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稳定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宗教也是重要的因素。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社会力量，它可以使用社会目标神圣化，以此来稳定社会现存秩序，也可以提出新的社会目标并使之圣化，促成动乱与革命，动摇和瓦解现存社会。所以应当重视宗教势力的作用，发挥宗教在稳定社会中的正功能，努力化解其不利于社会安定的负功能。

这既是一本欣赏读物，有是一本佛教教材。《世界佛教邮票欣赏》中收集到的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千多枚珍贵佛教邮票，展示了佛教中各方面美好和丰富的精神、文化、艺术。本书中收集到的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千多枚珍贵佛教邮票，展示了佛教中各方面美好和丰富的精神、文化、艺术。这么多佛教内容的邮票，证明佛教就在人间，佛教就在我们身边，佛教就在各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时时处处中。这些美好的画面和画面中蕴含着的、深深融合在社会生活中的大量佛教道理。

本书深入系统的分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传人的历史，根据大量史料、经过认真详实的考证，总结出佛教思想传人中国的思想演变。该书特别注意阐述外来印度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在中国从依附于中土文化，而由于文化之不同而发生矛盾和融合，逐渐为中国文化所吸收，以至于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历史过程。此书规模之恢宏，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之周密，实在可为中外学者们的楷模，是地地道道的一部经典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自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至今已有在我国（包括台湾地区）各大出版社出版过十余种版本。这次出版的该书是以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汤用彤全集》第一卷为底本，并附有用彤先生与胡适先生讨论佛教传人我国历史的信函。同时还收入了用彤先生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四十余本《读书杂记》和《佛教史料杂抄》中的部分资料摘抄和有关讲授“中国佛教史”的提纲等，这些都是首次与读者见面。《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共十六章，深入系统的分析了这一时期印度佛教传人的历史，根据大量史料、经过认真详实的考证，总结出佛教思想传人中国的思想演变。该书特别注意阐述外来印度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在中国从依附于中土文化，而由于文化之不同而发生矛盾和融合，逐渐为中国文化所吸收，以至于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历史过程。用彤先生这部著作对当时在中国流传的佛教思想的各种理论如般若学、涅槃学等等所作了深入的分析，为学术界十分重视。该书有关“《四十二章经》的考证”、“《太平经》与佛教”、“摄山三论宗之考证”以及佛经的翻译及其流传都作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所以季羡林先生在《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的“序言”中说：“此书于1938年问世，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然而，一直到现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中外学者，哪一个也不能不向这部书学习，向这一部书讨教。此书规模之恢宏，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之周密，实在可为中外学者们的楷模。凡此皆是有口皆碑，同声称扬的。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上，这是地地道道的一部经典著作，它将永发光芒。”贺麟先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也说：“写中国哲学史最感棘手的一段，就是魏晋以来几百年佛学在中国的发展，许多写中国哲学史的人。写到这一时期，就碰到礁石，然而这一难关却被汤用彤先生打通了。……所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的丰富，方法的谨严，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胡适先生对此书评价说：“此书甚好。锡予（按：用彤先生字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锡予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最为权感之作。”（《胡适日记》，见《胡适全集》第32卷，第609页）。

和谐世界，从心开始。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今天登场，这是全球佛教界共襄的一次盛举，体现佛教对当今世界的实质作用，和谐社会是人类一直梦寐以求的境界，佛教以追寻人间境土为目标。心凈则国土凈，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天下平。可见心跟世界的关系非常之 密切。

《藏传佛教神秘文化——密宗》对藏传佛教及其密教的历史渊源、各派代表人物和著作、教义和修持仪规的特色进行了概要而通俗的叙述，并对在藏传佛教影响下形成的一些文化习俗和建筑、艺术作了生动的饶有趣味的介绍。

《中国佛教高僧名著精选（上中下）》所收名著均为僧伽的著述，分是、中、下三则，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佛教文萃》，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儒、道之间的争论，佛教高僧的著述为首；次之按天台、华严、三论、净土等各宗之高僧分类撰述。其中包括了：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慧地《灭惑论》、道安《二教论》、慧思《大乘止观法门》、杜顺《华严五教止观》等等。第二部分为《禅林珠玑》，包括了《禅门要典》和五家语录：僧璨《信心铭》、神会《神会语录》、玄觉《禅宗永嘉集》、沩山灵佑《沩山灵佑禅师语录》、仰山慧寂《仰山慧寂禅师语录》、法眼文益《大法眼文益禅师语录》等等。第三部分为《佛教文存》，包括了《宋明高们著述精选》和《藏僧名著精选》：延寿《方善同归集》（节选）、智圆《中庸子传》（上、中、下）、传灯《净土生无生论》、克主《密宗道次第论》、多罗那地《金刚乘密法概论》等等。

《厦门佛教志》对于厦门地区佛教的地方特点突出分章，重点志述。厦门佛教地方特点之一为历史上岩多于寺。明代以前大部以岩见称，为寺称者则寥寥无几。如有明一代，厦门本岛以岩称者共13座。清末民初，本岛又出现10多所以堂见称的首场。鉴于以岩、寺、堂见称的道场，不仅各有历史因成的时代背景和地理环境，而且在建设规模以至所属性质等方面，均有不同的特点，因此仍以岩、寺、堂等分别立章志述。此外，在佛门四众弟子之外另有带发出家住寺的菜姑，以及岩僧入住神道宫庙这两大地方特点，均分别另立章节重点志述。作为佛教专业志书，对于佛教内部一些不为一般常人所知的诸如教徒的规戒生活以及各种宗教活动等，本志特立专章以“引古证今”的方式详加志述，以加深一般读者对佛教文化特点的认识。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历史上，有着三个开放的时期，首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吸收佛教文化，其次是隋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接受西方和中亚文明，再次是明清时期的基督教人华。虽然还有许多的不那么集中的文化传播时期，对这些传播时期还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和质疑，但是，只要举目望去，屈指数来，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却是那样地渗透骨髓、彻人心睥。以致于我们几乎很难避开外来的佛教文化，提炼出真正纯粹的“国粹”来。佛教东传，并不只是一个宗教事件。乘着佛教大船而来的，是同样优秀的印度、希腊、波斯和中亚文化。雕塑、绘画、音乐、美术，物产、珍宝、工艺、科技，思想、逻辑、性格、，风气，形形色色，五方杂俎，都借助着这只航船渡过瀚海，来到中土。眼界、知性、文藻、胸襟，都为之一变。不能不说，佛教文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佛教大约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当时的印度正处于一个大动荡、大变革时代：有的地方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有的仍处于部落联盟时期。社会内部产生了等级——种姓制度：首先是婆罗门，享有“吠陀”经典的传授、解释权和主持祭祀的特权；其次有刹帝利，属于军事贵族；吠舍为第三等级，从事农、牧业生产者和商人；最后是受剥削的首陀罗。统冶者“庸俗的贪婪，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于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以及捐税、高利贷、敲诈勒索等……在人们生活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各国间的兼并战争不断发生，刹帝利种姓的军政权力急剧增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吠舍种姓的经济实力日益雄厚。旧观念受到广大人们的反对，思想界活跃，各种哲理、邪说莫衷一是。面对统治者的腐败、社会混乱和贫困者痛苦的局面，有些人企图退出社会生活，出家作了“沙门”。他们住在野外，“穿树皮，吃橡子，用手捧水喝，不结婚，不生子，行苦行，枯坐终日不动”。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就诞生在这样的时代。他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出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净饭王家。姓乔达孽，名悉达多；释迦是其部落的名字，牟尼是圣人的意思。出生后，其母亲就去世，由姨母养育成长。按照刹帝利的习惯，8岁起学习字书、吠陀、武艺，“六十四种书样样精通”，受过最好的教育。17岁时娶了美丽的妻子耶输陀罗，据说还生有一子。他自幼爱沉思，思考社会和人生问题，深感世间人事变化“无常”，一心想摆脱人生的苦恼，于29岁时，毅然放弃丰厚的财宝和优越物质生活，在一个夜晚逃出家门，削发剃须，作了“沙门”。他先到跋迦婆仙人苦修林进行苦修，又找到阿罗陀伽兰处过梵行生活，再跟随另一名沙门学坐禅修持。虽然经过6年的苦修，身体瘦弱如老朽，但仍没有摆脱“无常”苦境，达到解脱的境界。于是又振作起来，到尼弹连河洗了澡，重新进食，在一棵菩提树下禅定，审谛思惟了七天七日夜。他想到人们生、老、病、死的痛苦，用“轮回”思想解释其根源，提出了“十二因缘”、“八正道”和“四谛”等一整套佛学的基本思想，达到大觉大悟的境界。35岁时，终于修成了圣人——“佛陀”。从此，释迦牟尼四处布道，足迹遍布北印度和中印度。他组织僧团，交结国王，联络商人富豪，建立了许多僧院，并制定一整套组织憎团的制度；竭力反对“婆罗门第一”，主张“四姓平等”，对众生仁慈温和，提出释迦弟子不讲种姓高低，只按长幼分序……。弘扬他的佛学思想，推广他的理想，直到80岁逝世。释迦牟尼的思想赢得上升的“第三等级”支持，在印度迅速得到了发展。印度是一个重视哲理、富于想象力的文明古国。随着佛学思想的广泛传播，僧徒的增多，关于释迦牟尼富有魅力的经历，在信徒中传播得越益神奇，释迦牟尼从真实的历史人物演变成了宗教的偶像，变成了神。佛教的理论日益繁琐，持戒严格的佛教派别已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而带有自由色彩，更多神话要素的内容使释迦牟尼的思想更加宗教化。在一个神话传说众多，重视巫术的社会里，这种神化是必然的。释迦牟尼的被神化，为佛教艺术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蓝本。伴随着佛教的产生，用形象和比喻的的方法宣扬佛教教理的佛教艺术也随之初现。佛教艺术在印度固有艺术的基础上发展了起来，起初是在孔雀王朝的第三代王阿育王时期（公元前268一前232年）在摩崖和石柱上刻制敕文，被称为阿育王石柱，石柱上端雕刻着华丽的柱头。在阿育王法敕石刻中还有建立佛塔的记载。塔是古代印度人的坟墓，上面用土垒高，有的外面还包砌石块，塔下埋着死者的遗骨，塔上布满了精美的雕刻，是祭祀的对象。同时，在山地又开凿石窟，修建寺院，雕刻造像，彩绘壁画。早期的雕像，大部分为浮雕，立体感不很强。人物多为正面直立像，造型显得臃肿，面部表情僵硬呆板，缺乏生气。尽管对其装饰，如头巾、佩戴的珠宝饰品等都怍了精心的刻划，但却不能掩饰那些刻板的造型。而雕刻出的动物则比较细腻，形象较逼真。这些特点正是印度古风艺术质朴风格的体现。在紧接着的巽加王朝（公元前187一前72年）和萨特瓦哈那王朝（公元前30年一公元3世纪，百乘王朝）时期，阿育王发端的佛教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无论是著名的巴尔胡特和山奇大塔，或是巴雅和阿旃陀石窟，都是建筑庄严宏伟，雕刻生动精美。这个时期的佛塔和石窟雕刻中，佛教艺术表现的题材，如本生故事、佛传图、保护神、装饰纹样和供养人等内容都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崇拜的主要对象——佛的形象却没有出现，而是以菩提树、法轮、伞盖和足迹等替代。后来的贵霜王朝刨造了佛的形象，在恒河中游，今新德里西南，发展成为“马图拉艺术”。公元4世纪（公元319—540年）兴起的笈多王朝时期出现的“笈多艺术”，是印度佛教美术发展史上的高峰。所有这些艺术至今仍是印度史上的辉煌及其艺术珍宝。阿育王时期佛教的又一发展是向印度四周传播。最早传到印度南面的斯里兰卡。这里修筑的大塔周围增加了成排的石柱，装饰着美丽的柱头；后来，又产生了著名的狮子岩锡克利亚壁画。佛教沿着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到犍陀罗地区。这里是古代沟通亚欧陆路交通的十字路口，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早期，曾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占领，建立了一些希腊化的城市；后又统一于印度孔雀王朝。佛教传人这里时，当地的许多希腊人皈依佛教，建塔，修寺，供养舍利，……。公元l世纪中叶，原居住于中国的月氏人在此建立贵霜王国，其三世王迦腻色迦效法阿育王尊信佛教，在境内推行佛法，举行结集，一时大乘佛教兴盛，建塔修寺，雕琢石刻佛教艺术之风盛行。贵霜王国的人们刨造了佛教艺术史上久负盛名的“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的另一功绩是创造了佛的形象。贵霜王朝时期的佛教以大乘为主；又继承了孔雀王朝活跃的文化艺术，并发扬光大，使其更加丰富多彩。“由于这里受希腊罗马的自由思想的影响，希腊罗马早有制作各种神像的传统，在这里，东方的宗教和西方的雕塑艺术很久以来已经融合很深”。因而，佛的形象首先在犍陀罗地区出现。对佛的偶像的崇拜逐渐替代了塔，发展成礼拜的主要对象。佛形像的产生，表明佛教艺术的主要题材已经完成。这时与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佛教及其艺术沿着丝绸之路向北、西、东面弘扬，在中亚除上述地区外，在西至阿姆河以南，北到锡尔河流域，包括今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部得到当地统治者的尊信和推崇。佛教在这一带如火如荼地兴盛了起来，他们用白膏泥等塑制佛像和建筑的装饰，……。这些地区的人民、学者、艺术家们在自己原有思想、宗教、文化、艺术、生活习俗和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对这些外来的东西学习、理解、审时度势，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阿姆河派美术”。佛教大约于公元前1世纪传入我国，随之佛教艺术也兴盛了起来。首先出现在新疆地区。这些地区的人们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用土夯筑和土块垒砌了佛塔；修建了“木骨泥墙”的“回”字形殿堂；并使在印度出现的中心柱窟得到发展，形成具有当地特点的“龟兹式”形制；用泥和石膏等塑造佛和菩萨像，发展了泥塑艺术；将我国中原绘画中的线条与印度的凹凸晕染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西域画派”中的“于闽艺术”、“龟兹艺术”和“高昌艺术”。佛教艺术传人中国中原地区，又和我国固有的中国画艺术相结合，出现了中原风格的佛教艺术，如重视线条的运用和敷彩的敦煌艺术相浑厚纯朴的云岗石窟艺术等。同样，中原各地的佛教艺术也表现出本地区的特色，在统一中放射出异彩。佛教继而传播到朝鲜、日本等远东和东南亚地区，也相继出现了繁荣昌盛、独具特色的局面。在这些地区至今仍有许多虔诚的信仰者。佛教艺术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包括有建筑——塔、寺等载体；表现内容的雕塑、绘画和一些装饰图案，此外，还有法器、供养器等造型艺术品。如前所述，佛教及其艺术产生于印度，随着佛教的向外传播，佛教艺术也在亚洲各地蓬勃地发展了起来，他们结合本地区的自然条件，在本民族固有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吸收印度及其在传播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再形成有着各自的发展过程和特点的佛教艺术。这就使得佛教艺术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成为异彩纷呈，仪态万千，具有民族和地方特点的一种艺术。这些创造有的甚至还发展成了自己本民族的传统。同时，也体现出了各自文化艺术的水平。因而，探索佛教艺术的这些发展、变化对中亚和我国，尤其是新疆历史、宗教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总之，这些佛教建筑和艺术，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闪烁着耀目的光辉，把古代东方各民族的风采展现了出来，其内涵和意义是很深刻的。本书仅就印度及丝绸之路沿线的佛教艺术进行些简要的介绍。早在两千年以前，佛教僧倡们艰辛跋涉，把佛教思想、教理洒播在沿丝绸之路沿途各地，随之，佛教艺术——建筑、雕塑、绘画等也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雄伟的塔寺、庄严的佛像、绚丽多彩的壁画，这些精美的艺术品，象一颗颗珍珠，被丝绸之路一一串联起来，成为全人类不朽的文化艺术遗产。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商路，也是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之道，而且是一条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融合和促进各自传统文化发展的文化之路。我们通过这些佛教艺术，可以了解和认识丝绸之路沿线佛教建筑、艺术及其与当地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这些全人类不朽的文化艺术遗产正侍我们积极地去探索、研究、开发、利用，再用来为人类服务

1180年，画工张胜温奉大理国利贞皇帝段智兴之命，绘成《大理国梵像卷》。此画经历宋、元、明、清五百余年，至清乾隆年间进入皇帝内府。笃信佛教的乾隆皇帝对《大理国梵像卷》极为爱惜，命当时宫廷画家丁观鹏，在“四大活佛”之一的章嘉国师指导下重新整理和临摹，对《大理国梵像卷》进行勘误，将神像及人物的名位和序列重新排列。这项集佛学、艺术、历史及民俗研究的重大工程，历时数载，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完成，题为《法界源流图》。.《法界源流图》对佛教的显宗、禅宗和密宗都有彰显，保留了《大理国梵像卷》的时代特色。画卷中的佛像，既保留西土天竺特征，也具强烈的中国意味，是中国佛教文化极为重要的资料，被称为是研究佛教图像学的“百科全书”。..《法界源流图》是中国佛教艺术的瑰宝，在中国美术史上与明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