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起源于释迦拈花，迦叶一笑。后世达摩东入中土，少林面壁，一坐九年，为的就是等待一个“未受欺的人”。后者神光出现，中国式的禅宗历史正式揭开，达摩印可神光后，赐名“慧可”！意谓：真正的大般若智慧的空性传承，在你身上可以开始了。由此，禅宗历史揭开了它一脉单传，直指人心的真面目。后经五代，到第六祖慧能处，衣钵不传，法脉大盛，更有北方神秀的法理相佑，一时间“南能北秀”硕果累累。仅慧能一脉，就显现出“一花五叶”的繁荣局面。而其中参禅悟道者，举不胜举。

《清代藏传佛教研究》根据丰富的藏文和汉文资料，系统论述了清王朝统治时期中国的藏传佛教的发展、流布、演变，对清代藏传佛教的仪轨制度、政教合一制度、活佛转世制度、金瓶掣签制度、册封赏赐制度、度牒制度、僧团管理方式等都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述，还原了各教派重要人物活动的历史舞台背景。《清代藏传佛教研究》新见迭出，资料翔实，不仅是对前人研究的补充，也纠正了过去一些因史料不足带来的错误判断。因此《清代藏传佛教研究》不仅对藏传佛教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地方史、政治学、民族学等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使世人开卷有益，直接深入佛理精义，《金刚妙义》的主要内容是作者陈志民依据自己的理论修为对《金刚经》所做的注解，作者认为在学习《金刚经》之始，就需要先把自己意识观念里先入为主而据为己有的知与见暂时放在一边，把一切的宗教界限和形式暂时放下，破除“诸法如义”之外的一切表象。

从1368年到1911年，近550年的明清时代，在这数百年里，佛教缓慢地发展着，虽在教派和义理上没有大的转折，但从帝王到民间的普及程度大大强化，这一时期儒、释、道三教合流渐成气候，世俗化特征明显，大量反映三教合一劝善之言的善书、宝卷广为流行。
　　藏传佛教在明清时期有了很大发展。明朝对西藏达赖的册封体系已完成，清朝更以藏地活佛为国师，并根据藏、满、蒙几个民族相似的宗教文化，试图以喇嘛教来控制边疆关系。

《弘法文库·“有余说”集：如来藏与唯识关系之研究》之所以命名为《“有余说”集》，是源于部派佛教在互相批判时，互指对方的理论不足，不周延、不穷尽、不正确等涵义。《弘法文库·“有余说”集：如来藏与唯识关系之研究》所集的三个单元，是历来佛教、佛学界没有专文深入论及过的问题，所以命之为“有余说”。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与中亚各国的交流之路，佛教也经中亚向北沿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汉地。从西汉末佛教传入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建立之前，大概有600年的时间，这个时期对于汉传佛教体系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汉末到东晋之前，佛法初传，着重于佛经的译注，当时有名的高僧多是佛经翻译家。从曹魏代汉到隋灭陈的369年间，佛教在全国范围得到了多方位的传播。此时国家长期南北分裂，北方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大都扶植佛教，大规模建寺造像、开凿石窟；在南方的汉族王朝，佛教也开始得到帝王与士族上层的支持。这个时期，中国僧人西行求法，印度和西域的名僧进入内地传教，一时名僧辈出。

《民国文存：<佛游天竺记>考释》是岑仲勉先生对《佛游天竺记》（又名《佛国记》《法显传》）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与自身坚实的史学知识基础进行注释，其中对西域地理、佛教圣迹与典籍等为相关研究集大成者，对于研究古代西域、印度地理和佛教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灵岩寺史略》，本书简介： 曾灵岩寺的成长跌宕起伏，饱经雨雪风霜，尤其是在刻骨铭心的“三武一宗”劫难之后，它的发展曾多次受到空前挫折。但在历代高僧大德的不懈努力下，仍然凭借佛家勇猛精进的精神，屡废屡兴。本书对1600余年来灵岩寺寺院的变迁沿革、机构设置、佛教文化交流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研究。

《星云大师谈读书》用佛法的理念，通过谈读书对人生的意义。《星云大师谈读书》共分星云大师谈读书、星云大师的读书笔记、星云大师说故事、外国故事、寓言故事、现代故事、与佛有关的故事等5个部分。这些年，星云大师的知名度和威望越来越高，他的书也很受读者的欢迎，《星云大师谈读书》自2008年出版以来，销量一直很稳定。《星云大师谈读书》已重印四版，是长销书，最近习主席对他的书的肯定，更提升了市场效应。

本书作者搜集和整理了赵朴初先生有关对佛教工作、个人发展与修养等具有独到见解与阐释的讲话、演讲等，横跨逾半个世纪，绝大多数内容是赵朴初嘉言；书中还包括作者及朴老夫人的追忆性文字，附录里有赵朴初先生与作者之间的通信20余封。